农村金融运行机制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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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正规金融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正趋于弱化，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而此时民间金融在农村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农村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拓宽了农户的融资渠道，缓解了资金供求矛盾，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合理、科学的农村民间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对于促进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市场分析框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民间金融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需求、供给、利率等方面，对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

一、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差异分析

2003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分别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民间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调查结果显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民间融资规模和深度不甚相同，西部和东部的民间融资规模要远高于中部。西部7省区的民间融资规模指数为28．98，东部8省区的民间融资规模指数为28．66，中部5省区的民间融资规模指数为25．2［1］。通过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有关农村固定观察点采集的农户数据（见表1），也能看出民间金融在农村存在的范围和规模都很大。从地区借贷的数据来看，东、中、西部的规模呈现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户的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自民间金融的借款比例分别为76％和60％。尽管这一结果和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有些差异，但总体来看，民间金融以绝对的优势占领了农村借贷市场。

二、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间金融需求用途差异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需求是指农户作为授受信用主体，从民间金融机构或其他农户借入资金的行为。其行为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农户参与民间金融市场的水平和规模、获得借贷资金的渠道、借贷资金的用途以及借贷的利率、抵押要求、借贷期限等。农村民间金融的用途可分为生产性经营借款、生活型消费借款和非正常借款。从表2可以看出各地区农户家庭的年内借贷来源主体均为民间借款，银行信用社借款处于从属地位。在借贷用途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生活性借贷与生产性借贷大体相当。其中，东部农户的借贷生产借贷略高于生活借贷模式，中西部趋向一种生活借贷高于生产借贷模式。在生产性借贷中，各地区用于农业生产的比例均比较小，但整体上中西部地区略高于东部地区。到2003年各地区生产借贷用于农业的比例，东部为31．16％，中部为39．82％，西部为28．32％。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并给予了较多的农业投资优惠，与宏观政策相适应农户也调整了生产投资结构，并将大部分生产性资金投向优质高效农业［2］。以浙江苍南县和贵州镇宁县为东西部地区的代表县份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苍南县由于经济较发达，农户对工商建运等非农产业投入较多，所以对资金的需求也相对较高，农户的借款额高于中西部地区。该县的企业众多，规模及以上的农村工业企业有173个，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有28165个（含个体户）。其产值占总产值的1／3。在苍南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中，自有资金和正规金融贷款所占比重不到一半，其余资金全部来源于民间金融。而对于生活方面的借款，除了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活动产生的借贷外，借款金额非常之小，而且借款期限短。镇宁县由于经济不发达，农户的非农业生产经营等副业较少，农户借款额都很低。农户生活性借款更多地来自非正规渠道，而生产性借款则较多地由正规金融渠道满足，但即使是生产性借款，近一半的资金需求仍需要通过非正规渠道满足。从借款用途的结构看，孩子的教育占借款笔数的22．8％、人情来往占17．5％，购买农资占10．2％、看病占13．7％、建房占15．4％、经商占9．5％等。教育支出、人情来往和生病成为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这反映出由于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农村社会保障机体制的缺乏，农户家庭内部的收支难以平抑特殊消费所产生的冲击。总体上看，该地区的民间金融活动还处在自发性的初级阶段。通过分析可知，东部地区农村金融的需求主要来自于非农部门，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的不稳定性带来生活方面的资金紧缺，因此同样是农村金融需求，不同地区之间侧重点不同。后者重点是农民生活需求问题，生活性借款比较高，生产性借款所占比重不大，主要解决农户的基本生活问题。前者的金融需求体现为农村发展需求，主要是为了解决民营经济以及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问题。

三、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利率差异

1．东部地区民间金融活动在我国东南沿海具有悠久的历史，下面以温州苍南县为例，分析东部地区村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状况。苍南县作为温州模式的发源地，其民营经济非常发达。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该县金融部门呈现“三元”结构特征，分别是以国有商业为代表的官方金融、受官方引导并为非国有部门服务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以及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部门。对苍南县钱库镇的调查显示，当地公开存在的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有农业银行、农村中心信用社、钱库城市信用社、江南金融服务社、钱兴经济服务社以及横街基金会等共6家，这6家机构资产总额为33615万元，其中，农业银行为5800万元，占17．3％，农信社为11560万元，占34．4％，钱库城市信用社为10838万元，占32．2％，江南金融服务社、钱兴经济服务社以及横街基金会等三家非正规金融中介机构共为5417万元，占16．1％。1983～2005年苍南县民间金融利率分别为26．4％、36％、45％、34．8％、30％、26．4％、18％、10．6％、13．4％和12．1％，其中最高达到45％，最低为2003年10．6％［3］。可以看出，苍南县的民间金融利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个趋势可以告诉我们：第一，东部地区民间金融借贷利率已趋于理性化。第二，民间金融利率和官方利率变动方向一致，揭示民间利率和官方利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我们选取湖北省作为考察对象。2004年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在湖北辖内建立了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点，按照区域化和属地监测的原则，对辖区内民间借贷利率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4］：第一，民间借贷利率波动区间大，地区性差异明显。农户民间借贷一般以自然村落或乡镇为活动范围，跨地区借款较少，借款的目的多为临时性应急，借款的频率相对比较高。据统计，2005年1月至2006年3月，200户农户借款累计2687笔，借贷金额累计5341．33万元，月平均发生额为356．08万元。其中，2006年一季度借款发生额为1123．85万元，占农户累计借贷总额的21．04％，比2005年第四季度下降1．56个百分点。全省恩施州所属市县借贷利率最高，单笔最高利率达50％，十堰市所属市县民间借贷利率最低，单笔最低利率为3．6％，民间借贷利率的地区性差异非常明显。第二，信用借贷方式利率低于抵押、担保借货方式利率。民间借贷一般以农户人品和信誉为基础，对借款人信誉度较低的，放款人一般要求借方提供抵押或担保，借款利息也比较高。2005年1月至2006年3月，农户信用借款占91．28％，平均利率最高为12．65％，比抵押借款和担保借款利率低2．35和3．76个百分点。第三，民间借贷利率对借款期限反映不敏感。

2004年1月至2006年3月，农户民间借贷期限集中在3～6个月和6～12个月两个期限，3～6个月期限累计发生520笔，金额为809．19万元。6～12个月累计发生1814笔，金额为3727．28万元。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6～12个月期限借款交易量比其他期限借款要多，但利率水平并没有因为成交量的上升而提升。若将各期限民间借款利率进行算术平均，3个月以内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3．59％，3个月至6个月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2．80％，6个月至12个月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1．92％，1年以上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为12．38％。显然，6个月至12个月期限借款平均利率比其他几种期限借款平均利率低1．67、0．88和0．46个百分点。

3．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多数都是少数民族贫困县，农村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是以分为单位按月计算，在约定利率时会参考同期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状况、借款用途和缓急程度，但是不考虑借贷期限长短。根据众多学者对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民间金融利率的调查结果，可以大体看出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利率现状（见表3）。甘肃省合水县民间借贷年利率在20％～60％之间波动。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支行统调处对新疆农村民间借贷利率的调查显示，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民间借贷年利率在12％～36％之间波动。借贷双方在确定借贷利率时要考虑借贷期限的长短、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资金供求状况、物价水平、借贷资金的用途及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等多种因素。内蒙古农村牧区由于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以及经济状况差异大，因而民间借贷的利率定价幅度在不同地区明显不同。利率标准主要是依据借款人的实力、信用状况、借款时间长短、借贷用途以及季节而定。对实力较强、借款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一般利率水平在1分至1．5分之间，对实力较差或借款用于周转银行贷款或临时性需要的，利率一般在2分至3分之间，极个别的达到分的水平。宁夏盐池县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春秋季一般为民间借贷活跃高峰期，在此期间资金的需求量超过资金的供给量，借贷利率也随之上涨，达到3分～5分之间，甚至更高。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对借贷能否成功及借贷利率高低有重要影响。如果放贷人了解到借款人的信誉很差的话，那么即使借款人愿出8分的利息，也很难从放贷人手中借到款。宁夏中宁县借贷利率一般在1分至2分之间波动，月息为1分、1．5分的比较常见，中宁县民间借贷利率总体要低于盐池县。中宁县的利率之所以低于盐池县，原因在于中宁县经济基础好，经济发展水平较盐池县要高，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要远远多于盐池县，而且中宁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很多，如自有资本金、职工集资、本地金融机构、外地金融机构，剩下的资金缺口才通过民间借贷来弥补，这样，中宁县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需求量相对于盐池县来说要少一些，由此中宁县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低于盐池县民间借贷利率。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民间金融利率较高，而在经济活跃的东部地区民间金融利率较低。这是因为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间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手中有盈余的农户用资金盈利的观念较强，资金的流动性大，从而使得借贷资金的供给量较大，而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户市场意识较差，利用资金盈利的意识不强，民间金融的供给量较小。

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间金融供给差异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的供给包括农户供给资金和民间金融组织供给资金两种类型。农户供给资金是指农户以获取收益为目的的资金运用，包括农户将其所获得的收入以储蓄形式存入民间金融机构，或是通过一定方式借给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以及以获取收益或控制权为目的的投资资金的提供者相关，主要指民间直接借贷。民间金融组织供给资金是民间金融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为农户或企业提供资金，包括合会、私人钱庄、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具体形式。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间金融需求不同，相应地供给主体和供给形式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东部地区仍然以温州苍南县为例。该县最早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之一。其农村民间金融形式呈现多样化特征：第一，民间自由借贷。它是苍南县农村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占据借贷总额的62％。其借贷多数以有息借贷（利息率略高于正规金融借贷利率，其变动与资金的供求状况挂钩）为主，很少会发生无息借贷。高利贷在这里也很少存在。这反映出该地农村信贷市场的成熟性。第二，民间合会。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带有互动合作性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近年来，该地区的民间合会规模越来越大，如万元会乃至三万元会已经很普遍。额度比较小的合会逐渐减少，如一年为期的千元会越来越少。通过合会所得资金越来越多地用于生产领域。据统计，在该县农村中30％以上的农户都参加合会。在城镇中，合会所聚集的资金也被用作股东的入股股金。第三，私人钱庄。私人钱庄是没有经过审批设立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形式来发放贷款。1984年经苍南县钱库镇政府批准，开办方培林钱庄，这是苍南县最早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主要为个体和集体工商户办理存、放业务，存款不限地域，放款限于本镇，利率采取挂牌浮动，一般比信用社存款月息高7厘左右，放款月息高5厘左右，比民间借贷低1分左右。以上三种是苍南县农村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除此而外，基金会和小额贷款公司也占据相当的比例。

2．中部地区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传统农区，其民间金融发展初具规模。主要供给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民间借贷是满足农户借贷资金需求的主要途径（见表4）。大量的小额信贷需求构成了农村金融现实需求的主体，农户对小规模信贷的大量需求客观上要求融资过程的灵活、方便和快捷；而现有的正规金融体系基本上不能提供这种融资条件。通过调查发现，农户向亲戚、邻居、朋友借贷占了绝对比例，达到96．7％，而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根据安徽省农调队的统计，1990年～2002年农户人均信贷供给量仅增长2．44倍，为196．9元；在这个有限的增长中，正规金融的信贷增长额很少，占信贷供给总量的比重始终在24％以下；而民间金融的供给急剧上升，占信贷供给总量的比重稳定在80％以上。这也说明农户的各种融资需求基本依靠民间信贷来满足［5］。第二，存在民间合会和地下钱庄等形式，但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有的逐步从单纯的借款活动中分离出来，非法高利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非法“地下钱庄”。地下钱庄没有纳入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国家无法掌握其规模和问题，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民间合会也是安徽民间金融供给的一种形式，但该形式也存在一定比例，随着其会员数目的增加和相互之间了解程度的减少，盈利性功能逐渐突出，安全性就不断地下降。一般情况下，风险并不为外人所知，只有当出现倒会时，风险才以放大形式曝光，在安徽省明光市，仅女山湖、张八岭等地乡镇就发生过3起较大规模的炸会事件，由于发起人无力偿还或卷款潜逃，给入会农民带来很大损失，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安徽地区新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凸显。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使民间金融的身份逐渐得到承认。

3．西部地区以贵州省安顺地区为例，西部地区民间金融供给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第一，除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外，农户进行民间融资主要依靠民间借贷和部分民间合会。民间借贷主要是个人有息贷款（正常利息）、个人无息贷款及高利贷三种。其中，无息借款和高利贷所占比例很高。无息借贷占借贷笔数的50％，其特点表现为借款频率高，但金额不大，一般都是临时周转。而高利贷在安顺地区农村中则随处可见，其月息最高达4分。有些高利贷与买卖婚姻、赌博、黑恶势力等丑恶现象相关，因此诱发了很多民事纠纷。这反映以利益机制和信用机制为基础的农村信贷市场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除了民间借贷外，民间合会也是其融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属于有组织的借贷。据调查，该地参与民间合会的发生率不高，约为安顺地区整个民间金融借贷发生率的20％，但涉及金额较大，合会借贷金额占借贷总金额比例的高达41．3％，这说明合会单笔借贷数目相对较大，而个人借贷多为零碎借贷。与苍南等发达地区相比，该地区的民间金融处于初级阶段。第二，担保业务、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发展缓慢问题。从2000年开始组建到2008年末，贵州省安顺市开展信用担保业务的机构有8家，由于担保机构规模小，风险控制能力差以及担保资金后续补偿机制缺乏等诸多因素，安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经营困难、发展缓慢。截止2008年末，全市4家典当企业注册资本金总计4000万元（全部为民间资本），为136户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典当服务，典当总额为2400万元。但安顺市典当企业数量较少且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全市已成立9户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达1．25亿元。从开业最早的平坝县星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运营情况看，较之前两种传统的地方民间金融机构，新型地方民间金融机构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要稍显快速［6］。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的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的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因此，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民间金融运行表现出极大差异。民间金融为东部地区经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中西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沿袭古老的高利贷、典当手法进行经营，以满足农民的正常生活需求为主。东部发达地区已进入民间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中西部地区只是处于它的初中级阶段，其制度和运行模式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