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形势判断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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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的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如房地产泡沫等各种泡沫经济的成分，加之受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情况，引导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崩溃。

一、中国面临房价下跌、贷款质量恶化等风险

1．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多重风险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市场、机构、跨境之间的交互关系日益加大正变得越来越复杂，非正式的信贷市场、集团结构和表外活动也与日俱增。当前的增长模式、相对僵硬的宏观政策框架，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信贷配置上扮演的角色，都导致或有负债的不断累积。中国的金融部门目前面临的风险包括信贷快速扩张导致的贷款质量恶化、影子银行和表外敞口导致金融脱媒现象日益增加、房地产价格下滑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风险。中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加上银行对房地产的大量贷款，加大了房地产价格回调对中国银行业的负面影响。房地产相关贷款占中国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约20％，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美国而言较低。然而，间接敞口却更高。中国的贷款条款很大程度上依赖抵押品。在五大行中，有30％～45％的贷款是由抵押品担保支持的，而这些抵押品主要就是房地产。因此，房地产价格回调将降低抵押品价值，因而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削弱贷款回收价值。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如建筑、水泥、钢铁）也面临风险。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房价回调导致的经济减速可能会对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和补贴来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能力，特别是对那些还贷现金流有限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表现。2010年，29％的地方政府收入来自于出售土地使用权。

2．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多重风险互动或导致严重影响根据IMF和中国政府共同对全国最大的17家商业银行（覆盖了截至2010年底83％的商业银行体系资产，或66％的银行体系资产）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多数商业银行能够承受单独的风险冲击。但如果其中几项风险同时发生，银行体系就可能会遭到严重影响。

二、银行变相推高利率，企业“生财术”日益严重

1．表内贷款表外化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我国政府为保增长而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使得银行信贷与之相伴而过度扩张，为防止流动性泛滥，2009年下半年开始，政府逐渐加大了对房地产等行业的宏观调控，收缩流动性。2011年开始，人民银行对银行信贷进行数量、价格的严格管制后，金融机构采取各种方式与工具，把表内业务移到表外，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信用扩张仍然是其核心目标。现在，表外业务已占银行贷款额的25％～60％，而借款人大多数房地产商，利率在20％～25％之间甚至更高。在信贷严控政策下，房地产商对资金的依赖推高了利率，并导致大量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信贷支持。

2．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生财术”搅乱信贷市场并可能导致巨大金融风险

（1）上市公司及大企业通过从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后再转贷给利率更高的其他资金需求者以赚取利差，变相开展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过度融资、发债，说明在我国通过债券募集资金的方式及用途、流向等方向存在较大的空白监管领域，特别是对募集资金的流向，缺少严格的监管手段。大规模资金流向信贷领域的背后则是监管的空白。由于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过度融资，导致了信贷市场资金不足，而委托贷款或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其根源都来源于对借贷高收益的追捧。

（2）“影子银行”带来巨大信贷风险。通货膨胀引起存款相对较低或负利率，形成了培育表外业务的“肥沃土壤”，相对高利率的信托产品使大量的居民储蓄转而流向高利率的信托产品及其他理财产品；商业银行为避免信贷风险和相关的责任追究，也将信贷客户大量集中在大中型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身上，但由于这些国企的新项目大多并没有太多效益，国企承贷的大量贷款，最终变相地再次以高利率贷放出去，。从而造就一个个的规模巨大的影子银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通过把巨量的资金持续不断地注入房地产市场及其他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不仅继续吹大了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将巨大的金融风险注入了国内的金融系统。

（3）大批中小企业盲目依附高利贷。泡沫经济的根源在于资本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之中。高利贷背景下的中国同样如此。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大量从事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的具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但由于在信贷领域中，大量的信贷资金被制程房地产业等泡沫经济领域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中小企业别无选择，只有选择高利贷，在实体经济领域利润率远低于高利贷的高利率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也积聚了较大的经营风险，而这也可能导致由高利贷导致的信贷危险的扩大与爆发。

三、日本泡沫经济的启示

从1983年开始形成并于1990年破裂的日本泡沫经济，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迎来了失去的二十年。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1983年秋到1987年底，第一个过程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开端；第二个过程是从1988年初到1989年底，出现两个谷底，分别是1990年4月2日的28002．07日元、从1989年的峰值跌落28．05％，1990年10月1日的20021．86日元、从7月17日的峰值（33172．28日元）跌落39．1％；形成日元贬值、债券下跌的“三重下跌”。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引起的经济萧条是以前未曾经历过的“以金融部门为主导的经济萧条”，这与过去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同，它是在80年代后半期逐渐展开的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后出现的现象，是金融自由化的归宿，与以往单纯的存货周期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同，由于泡沫经济的破裂，使得日本国民财富总值增长的停滞，以股价上扬信仰为前提而大量发行的可调换公司债券，以及附认股权证公司债券由于受股价暴跌的影响而难以发行，全国银行收益的大幅度减少，金融机构丧失媒介现象，由于受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出现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为实际GNP进入负增长铺平了道路。

四、防范信贷风险，防止我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点建议

1．稳妥积极地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对实体经济、泡沫经济及社会稳定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广场协议后，由于日元升值，日本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方式，国内大量过剩的资金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发生，随后的泡沫经济破灭导致了日本的经济危机发生，日本从此迎来了失去的二十年；当然，货币升值也有其对国内经济的有利之处，有利于国内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并购时降低投资成本，减少进口成本，积极开展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研发、销售、组织的发展模式。（1）要完善汇率政策与制度。我国1994年开始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管理的兑换。1994年1月1曰，人民币汇率并轨，形成了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当时的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8．70元人民币。1996年，我国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汇兑限制，12月1日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着力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的汇率制度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形成了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2006年3月宣布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基本可兑换”。中国没有如同日本那样，为简单迎合外部需要而对外汇市场加以干预，而是通过对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推进，独立自主地采取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汇率管理制度和形成机制。应该说，汇率在处理外部失衡时具有较大的政策效果，对于来自外部的任何关于我国汇率的要求，我们应采取冷静的态度，坚持汇改的自主性，独立自主地形成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要屈从于某一国或某些势力集团的压力而无原则地让步。（2）我们要积极稳妥地调节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结构的失衡问题。目前我国的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与美国形成了大量的顺差，而与其他贸易国家则形成了较多的逆差，产生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使我们一方面面临以美国为主的汇率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的过量逆差也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种种难题。在我国前外汇储备超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较大的情况下，适当扩大石油、黄金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增加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改变外汇资产投资和管理方式，有利于解决我国顺差过大、缓解外汇升值压力。

2．引导合理预期的形成国民经济的连续高增长，预期人民币持续升值意识的加强，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房地产等经济领域的过度火爆，使部分投资者沉醉于资产价格的上涨，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发生并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巨大灾难。由于人们的预期通常超过资产价格的上涨，形成经济学中的“羊群效应”、股价暴胀暴跌，日本股市及房市在80年代后期的表现就是现实的例子。为使投资者做出“理性预期”，我们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信息供给的效率，向市场提供的信息要更加充分、及时、准确、廉价，使人们能获得低成本的、正确的、充分的信息，形成资产价格的正确预期，以防止泡沫经济形成，阻止泡沫经济破裂可能带来的毁来性灾难。

3．加强金融监管，防止泡沫经济形成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该国的金融自由化有很大的关联，由于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政府放松了对金融的管制，加之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善，容易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异化，加大投机行为，刺激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我国入世后，金融自由化程度得到提高，金融创新步伐也日益加快。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重点应该是金融主体和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金融主体的监管即对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行为进行监管，特别是对金融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机构的监管。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监管，主要是利率、汇率、证券价格的监管，防止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的大幅波动。

4．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引导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引导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首先要控制投机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目前，各金融机构推出形式各异的金融产品吸引客户，为投机资金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多种可能。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还不够完善，我们要加强对投机资金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控制，规范金融机构行为，监控资本市场上的异常变动，避免投机资金流入引发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国内银行信贷及金融产品的创新，刺激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开发商通过大肆“圈钱”、“圈地”刺激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预期，而投机者利用信贷资金或金融杠杆进行的投机炒作加大了房地产的泡沫膨胀。我们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房屋的限购政策的落实，通过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住房消费贷款、商业用房购房贷款等的严格限制，严格把关，运用政策的、经济的、行政的甚至法律法规的手段，保证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去泡沫化。如果能向韩国等国家那样逐步过渡到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则在房地产上的投机行为将得到有效控制。

5．中国的金融系统则应汲取日本泡沫经济及华尔街的教训，提高服务意识，加强内部风险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是金融闯的祸，金融业是第三产业，它只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和发展，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成为虚拟经济日益膨胀的推动力，并促进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尤如饮鸩止渴，它本身长也必将为其的贪婪付出巨大的代价。金融机构要加强内部风险控制，抵制过度投机和所谓的金融创新，明确其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的服务部门，它本身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6．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作为金融自由化归宿的存量－流量的调整过程，是仅仅依靠以一国经济的框架为前提的（一国的）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所难以避免的一个棘手的经济问题。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规模放宽管制，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凯恩斯经济政策，从而使资金再一次为中央政府所控制，为避免一国的萧条而采取有效的政策（扩大有效需求的对策等）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局限于一国的凯恩斯经济政策将难以奏效。经济的剧烈动荡已经从一国经济转移到了世界经济，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已经从商品、劳务的生产以及贸易方面转移到了国际性的资金流动方面。各国要加强金融在金融、贸易、投资等多领域的合作合作，充分控制巨额资金的世界规模的流向，共同抵御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