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发展金融作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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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推三出，如何实现金融业的绿色转型，发挥金融业提高资产配置效率、降低减排成本的巨大潜能，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金融发展理论是否适用于低碳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也成为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碳金融自《京都议定书》生效短短几年来呈几何级数增长。根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2009年6月报告的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以碳排放权为基础进一步衍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也在迅速扩大。(1]世界银行的碳交易报告也说明，碳交易增长迅速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采用。[2]然而，由于碳金融发展时间短及相关数据匮乏，金融发展理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未能得到证实。PaolaGarrone等基于13个国家1980-2004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证实，能源领域的R&D公共投入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一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负相关关系，但影响并不显著。[3]阿斯普特朗指出清洁能源领域或行业的投资将有助于降低单位GDP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然而，也有学者质疑碳金融的作用，认为碳金融是发达国家重新构建世界格局的武器，是一种重新控制国际经济走向的金融陷阱。(5]虽然，国内学者已就碳金融的内涵和整体框架、发展碳金融的必要性、对策建议及路径选择进行了阐释，但却少有涉及金融发展理论对低碳经济的适用性问题的研究，更缺少相关的实证分析。本文力图运用金融发展理论辨析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确碳金融的职能，进而基于欧盟14个国家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证伪“碳金融陷阱”，证实金融发展理论的适用性。

二、碳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应然功能

正如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分散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本的形成和技术进步，刺激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6]，碳金融也凭借其资金融通、信息传递、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和将外部性内部化等功能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碳金融框架体系涵盖了碳排放权定价和交易体系的建立等市场微观层面，金融体系的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中观层面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宏观层面。[7]可以说，碳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则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本身及碳金融相关企业的功能上。低碳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企业切实采用新能源与减排技术，在低消耗的同时实现高发展。这就需要节能减排技术与资本的更高层次的结合。作为碳金融领域最基础的融资形式，碳贷款以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满足企业实现减排和技术创新所需求的融资需求。作为最重要的市场杠杆，碳金融市场将社会资金有序地导入减排技术的创新领域，成为低碳技术开发、利用的平台，激励企业开发利用新能源、使用并创新节能减排技术。金融机构围绕现行的碳交易体系开展的中介服务，如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识别设计、为项目业主寻找碳购买方以及协助办理减排量的核证等[8]，则发挥了碳金融机构的信息传递功能，打破了企业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所面临的专业知识与信息渠道壁垒。此外，伴随着金融机构在信贷、衍生品设计上逐渐向低碳领域的倾斜，碳金融产品与服务所蕴含的理念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企业家精神，形成低碳氛围。碳交易和碳汇保险则以气候风险管理和转移功能分担了碳交易各环节的风险。碳交易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所拥有的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套期保值功能，使其成为碳金融市场上最基本的风险管理工具。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则发挥了减排内部化功能，企业间交易(或政府拍卖)代表污染权利的权证，使得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通过企业成本内部化来解决，也就避免了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9]

三、碳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然功能

基于金融发展理论，我们讨论了碳金融应该发挥的功能，但理论分析得出的应然功能是否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一)样本与数据说明

碳生产率(GC)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GDP产出水平，也即“碳均GDP”，被认为是考量低碳经济的核心指标。[1o]本文采用碳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碳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产生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作为一种经济形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1]因此，本文采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代表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由于直接衡量碳金融的数据匮乏，本文将采用间接计算的方式获得代表碳金融的指标。自2005年起，《京都议定书》附件I的国家开始承担减少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责任。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个基于市场的机制，即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及清洁发展机制(CDM)。前者是基于配额的交易机制，后两者是基于项目的交易机制。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主要买卖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AAUs)，即在附件I的国家中，一国如果需要超过其被许可的排放量，可以从拥有富裕排放量的其他国家以现货交易的方式购买AAUs。基于项目的交易是指附件I的发达国家或其国内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具有减排效益的项目。因此，成员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如果多于核定量，其多出的部分将通过ET、JI、CDM三种方式弥补。而成员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少于核定排放额时，会通过上述方式将多余的量卖给其他国家。这使得二氧化碳的核定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之问存在了一个差值(记作CarbonFi—nance，简称为CF)，本文选择这个差值作为解释变量，代表碳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当一国CF大于零时，说明该国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于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国将会通过碳金融交易市场出售碳排放权，并获得转移排放权的收入；当一国CF小于零时，该国核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超过了规定的量，该国必须通过碳金融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并支付获得碳排放权的使用费。因此，以各国实际减排量与核定减排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碳金融发展水平是合理的。作为全球碳减排急先锋，欧盟在低碳经济与碳金融发展上全球领先。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最大的碳交易体系，欧元也成为碳金融交易最主要的计价货币。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芬兰、西班牙、瑞典、英国14个欧盟国家作为样本集。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09年。数据来源于欧盟委员会公布的各国碳排放权分配统计表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库。面板数据中，当截面单位数(N)大于时期数(T)时，数据的平稳性可能成为问题。[12]如果数据不平稳，则需要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否则估计结果会有偏差。所以我们运用Eviews6．0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便采用合适的方法估计模型。如表1所示，Levinetal(2002)的t检验以及Maddala＆Wu(1999)的Chi—sauqre检验都在1％水平上呈显著性。因此，所有变量既不含普遍单位根也不含个别单位根，均具有平稳性，可用于估计。

(二)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分析主要有三种模型，即普通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模型形式设定的协方差分析检验表明，F1的数值小于临界值，而F2的数值大于临界值，因此采用变截距模型。由于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截面单元远大于时序单元，所以初步认为差异主要表现在横截面的不同个体之间，即模型选择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模型。但冗余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横截面和时间的F统计量和Chi—square统计量的相应概率都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应拒绝“效应是冗余的”零假设，应选择截面和时间均固定的模型。即14个国家具有各自的截距、五年时间具有各自的时间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回归方程的调整较高、F统计最的P值接近于0、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上述计量结果表明：

1．碳金融与碳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碳排放交易中的卖方每出让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使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GDP产出增加178万美元。这是因为，碳排放权的出让国作为超额实现减排目标的国家已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应降低，而且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收益有助于支持该国进行新能源的开发、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这进一步提高了该同的碳生产率，促进其低碳发展。

2．经济增长率与碳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碳生产率将提高54％，即当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一定时，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平均GDP相应会增加5423．8万美元。这说明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碳生产率，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3．经济规模较大和人口较多的国家自主碳生产率较低。自主碳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最低的是德国。对比各国GDP总额，l4个国家中GDP总额最高的是德国，斯洛文尼亚最低。这印证了低碳不应是目标而是手段的观点。自主碳生产率低于平均值的前四个国家的排序依次为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与14个国家按GDP总额以及人口总数排序形成的前四位国家的顺序完全一致。

4．碳生产率随时间变化呈增长的态势，说明欧盟低碳经济近年来得到了较快发展。四、结论及建议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理论在低碳经济时代仍然适用，一个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与该国GDP发展水平相关，更与该国参与碳金融的程度相关。欧盟的先行经验已经说明建立碳金融交易体系、大力发展碳金融有助于促进经济朝着污染少、能耗低的方向发展。虽然我国是最大的碳排放权供给国，但制度健全的碳金融交易制度及碳金融交易体系的匮乏使我国在碳交易上毫无定价权，甚至连印度也无法匹敌。[13]碳金融发展的滞后已阻碍了金融机制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激励作用。因此，应鼓励各地区在“十二五”减排目标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和作为碳市场之雏形的碳交易试验平台，借以加快与国外先进交易体系的合作，争取国际碳排放市场中的交易定价权，避免我国国内排放资源和空间的损失与浪费。在条件成熟时应建立和完善由碳金融支持的场内和场外市场交易体系，逐步形成碳排放交易价格的统一报价，综合信息资源，以长期、透明并具有确定性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碳减排；应促进碳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快碳金融产品的研发，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为CDM项目和碳排放交易提供咨询服务、托管进入我国的基金业务以及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金融衍生品业务；积极构建以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为碳金融先行者，以评级公司、法律机构、碳经纪商、碳基金、项目担保机构等中介为重要参与者的碳金融组织体系；建立健全包括碳金融市场政策、碳金融组织服务政策、碳金融监管政策等多方面内容的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