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统一化的静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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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金融市场正在进行重新整合，出现了许多金融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的倡议，本文主要考察现阶段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程度，通过最优货币区理论、产业内贸易与最优货币区和政策协调难度三个静态指标考察东亚金融一体化所处的阶段。结果显示东亚各国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国际化水平都有待加强，要达到真正有利于金融一体化的金融自由化程度，东亚还需要时间。

关键词：金融一体化最优货币区产业内贸易政策协调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Mundell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以单一货币联盟为特征的欧元，问世两年多来尽管命运多舛，但毕竟是民族国家进行货币主权让渡的伟大尝试；以美元化为特征的主导货币区域在拉美的迅速扩展则同样引人注目，拉丁美元区乃至北美货币联盟的出现并非不可思议。那么，亚洲货币联盟可能会沿着怎样的路径演进，亚元是否会在21世纪出现？引起了多方关注。要探讨一个地区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该区域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是一个基本前提，只有金融一体化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因此，在对东亚进行货币合作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东亚金融一体化现状进行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东亚是否达到了金融一体化？

在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亚洲银行家认为，东亚正不可阻挡地加强债券市场、货币和外汇储备管理的合作，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而金融一体化的推动力基本上来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借鉴欧元的成功经验，东亚的金融合作通过货币互换等形式，正在逐步加强汇率与货币合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合作方案，甚至最终可能推出一种共同的亚洲货币。

事实上，从90年代末开始，东亚货币一体化已经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底，中国香港货币局总裁任志刚正式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同盟的建议。1999年10月，香港的财政秘书长DonaldTsang提出了促成设立亚洲共同货币的计划；他建议，为了对付新的全球挑战，新加坡和香港应当走向一种货币同盟并最终扩大到整个东亚。一个月后，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年会上呼吁东盟10个成员国建立一个东亚共同市场并实行统一货币。1999年8月，马来西亚主持了讨论东亚货币同盟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该问题。当时，东盟秘书长RodolfoC.Severino在会议总结中指出“鉴于已经取得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一样，一种东盟货币至少变得可以考虑了。”

国内外对共同货币如火如荼的讨论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东亚目前是否达到了进行货币一体化尝试的基础？东亚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是否能够承受推行共同货币带来的一系列冲击？

二、文献综述

金融一体化(financialintegration)是指各国在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政策、金融监管等方面互相结合和融合的现象和趋势，金融一体化包括国际信贷投资和国际证券投资两种方式的国际间接投资行为在各国之间的相互融合、结合的现象和趋势。金融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成员国至少对其他成员国具有相当程度的金融自由化。

许多理论表明，国际金融一体化可以分散风险，增强生产专业化、资本配置和经济增长。（Obstfeld,1994;AcemogluandZilibotti,1997）根据标准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国际金融一体化有利于给资本缺乏国家带来积极的产出效应，另外，还可以通过加强竞争和引入金融服务使国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带来正的增长效应（KleinandOlivei,2000;Levine,2001）。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一体化中既存的缺陷可能会滞后经济的增长。BoydandSmith（1992）指出，在制度和政策，比如金融和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国家，金融一体化可能会使资本缺乏国家的资本流入资本富足国家。因此，一些理论认为金融一体化只有在机制完善的国家中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区域内金融市场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暂时性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金融交易提供平衡机制；既使是长期的、结构性失衡也可以通过金融交易提供必要的缓冲机制以及降低实际调整所需代价；投资者通过区域内更广范围的投资组合能够进一步分散与国别宏观经济冲击相关的风险。

Park和Bae（2002）从三个角度探讨了东亚地区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区域内的资本流动性；股票价格的协整检验；进行股票价格的误差变异分解。结果显示，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选择的这几个东亚国家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体化的特征。尽管东亚地区在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金融一体化方面与欧盟地区相比则存在相当大的差距。Adametal（2002）认为，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可以用四个指标来衡量：1、信贷和债券市场一体化指标2、股票市场一体化指标3、以居民和企业的经济决策为基础的一体化指标4、影响金融市场分割的机构差别的一体化指标。分析结论是东亚的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不如欧元诞生前的欧盟。

本文认为，不同于自发性的贸易一体化，对参与国主权让渡和政策协调要求较高的金融一体化，则更多地表现成为一种主观倾向，有的时候，金融一体化进程可能脱离经济系统内生的决定因素，而成为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因素的利益诉求。这个时候，金融一体化反而成为对参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因此，判断区域经济是否达到金融一体化的时机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综合各种理论及东亚的现实，本文将用三组标准来判断东亚地区是否达到金融一体化的静态条件，分别是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标准、产业内贸易与最优货币区标准和政策协调难度标准。

三、东亚金融一体化判断

1、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判别标准

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当推最优货币区理论。按照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标准如下：（1）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2）经济开放度和经济规模。（3）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

在蒙代尔、麦金农等对最佳货币区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之后，一批学者又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论述了最佳货币区的判断标准。其中，Tavlas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国别标准(country-specificcriteria)，用以判断一国是否具备加入一个货币联盟的条件，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提出的最佳货币区的联盟标准(union-specificcriteria)用以判断数个给定的国家是否能组成货币联盟。对于加入最优货比区的标准以及成本和收益现总结如下：

表1国别标准和联盟标准

国别标准联盟标准

工资和物价的高度弹性各国间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

高度多样化的产品结构相似的产业结构

相似的经济政策取向

相似的经济走势

相似的历史文化因素

表2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

收益货币流动性提高

减少了投机资本的流动

消除外汇风险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并将促进生产一体化和国际交换

固定汇率可节省直接和间接交易成本

提高货币区内经济的开放性，资本、商品的流动性进一步提高，利于资源在货币区内的有效配置

成本贫富地区的悬殊加剧

放弃了汇率调节工具

转换成本

货币政策自主权

金融深化的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核，一是政府对金融的管制程度，如利率管制、外汇管制、资本流动管理、金融业准入管制等等，一是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如金融机制的数量、金融工具的丰富程度，国际金融设施等等。东亚各国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组成，这类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东亚区域的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流动性不高。

第二，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的开放程度就要低得多。就经济规模而言，东亚地区的国别差异也很大。

第三，东亚地区三个方面的特征使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第一，东西地区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制订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等法规，使工资基本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市场不发生扭曲。第三，亚洲国家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较弱小，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工资是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亚洲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正不断提高，但在生产要素流动性等一些基本的方面还不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因此，目前的亚洲地区距离金融一体化的建立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也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确切地说，目前东亚只是处于货币合作的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2、产业内贸易与最优货币区标准

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至今理论界还没对它的定义形成统一的看法。国外学者一般把产业内贸易定义为“总贸易之减去产业间贸易的余额”，或者说“一国某产业之产品的进口与出口总和”；国内学者强永昌把产业内贸易定义为“相同产业内具有较为严密的生产替代或消费替代关系的产品进、出口活动”。从统计角度讲，产业内贸易又被定义为：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以第三层次“组”为分界线，(SITC把产品分为类、章、组、分组、基本项目五个层次)，属于组以下的产品在国家之间的相互进出口活动。综上所述，产业内贸易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进出口活动。

产业内贸易与最优货币区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学术界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随着成员国之间贸易一体化程度加深，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现象发生，成员国因而会对特定行业相关的供给冲击更为敏感，从而在经济周期上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idiosyncratic)，专业化程度加深会降低成员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分析的逻辑顺序为：（1）就地（拥有独立货币的经济体）生产就地销售的汇率风险最小，统一货币前，即便规模经济的影响很大，企业的对冲风险行为也会引导他们分散生产基地。（2）货币一体化消除了汇率风险，规模经济和辐射效应(networkeffects)使得企业选择专业化生产，单个企业如此，行业也会因为辐射效应出现地区的专业化生产；（3）专业化生产给需求上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大量机会，比如某一行业的需求下降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不一致的；（4）因此，如果区域内贸易主要是产业间贸易，货币一体化将引致区域内收入的不一致变动，进而使得该区域变得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如果需求冲击相比供给冲击占主导以及产业内贸易相比产业间贸易占主导，贸易一体化程度加深将增强经济周期的一致性，从而使得该区域变得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表3东亚代表性经济体产业内贸易情况（单位：%）

198019902000

中国13.551.739.0

香港41.155.856.5

中国台湾12.226.048.1

日本16.428.241.0

韩国28.237.932.8

印度尼西亚5.813.626.0

马来西亚23.140.156.5

菲律宾14.925.845.2

新加坡22.342.461.9

泰国22.034.342.7

平均20.035.645.0

资料来源：转引自KwanhoShinandYunjongWang：TradeIntegrationandBusinessCycleSynchronizationinEastAsia，WorkingPaper03-01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

表4欧洲代表性经济体产业内贸易情况（单位：%）

198019902000

奥地利47.153.556.9

丹麦44.449.553.8

芬兰40.548.945.4

法国60.064.366.1

英国61.165.565.9

德国59.464.564.1

希腊16.523.221.0

爱尔兰45.751.949.3

意大利52.953.956.2

荷兰55.958.956.7

挪威46.347.643.2

葡萄牙21.232.740.7

瑞典54.759.361.1

平均46.651.852.3

资料来源：转引自KwanhoShinandYunjongWang：TradeIntegrationandBusinessCycleSynchronizationinEastAsia，WorkingPaper03-01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

根据上面两张表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亚地区的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间的贸易，而不是产业内的贸易。对比欧洲一体化国家的情况，东亚在2000年时的产业内贸易份额甚至还赶不上1980年时欧洲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份额，更别说赶上欧洲在进行货币一体化之前的产业内贸易份额。在第二报告中，我们曾经得到这样的结论：东亚地区供给冲击相关性要高于需求冲击相关性。基于以上两点结果，我们认为，供给冲击相比需求冲击占主导以及产业间贸易相比产业内贸易占主导的东亚地区，还没有达到进行金融一体化的阶段。

3、政策协调难度标准——脉冲响应函数

金融一体化成员国政策协调程度很高，宏观经济状况需要高度协同。如果区域内只存在一种货币，则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消失，区域内由统一的中央银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成员国的财政政策也要达到高度统一。我们从东亚各国的经济政策目标与协调角度来探讨。

经济系统的参数变动要求政府采取各种经济措施保持该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经济系统参数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趋同，则不同的国家越倾向于采取类似的经济政策来维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就东亚的情况来说，为了考察各经济体经济系统参数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状况，本文引入脉冲响应函数（IRF，ImpulseResponseFunction），展开一个基于经济系统外部冲击与内生变量变化的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适用于衡量来自随即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如果假定过在结构式VAR模型中，动态经济系统由该国的产出和价格方程组成，系统的冲击来自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在VAR模型中，如果ξ产生变化，不仅当前的产出立即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的产出影响到产出和价格今后的取值。脉冲响应函数试图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称为新息（Innovation）。

我们设定各国的经济系统组成顺序是产出与价格方程，在考察影响的时间长度上，设定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为10期。计算结果如下：

东亚八国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中国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以中国的函数图为例进行简单介绍。左图表示中国的产出与价格对产出方程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右图表示中国的产出与价格对价格方程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从左图可知，产出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产出增加了约0.025，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5期就接近了原来的水平。价格对产出方程的新息变化没有强烈的反应。从右图可知，价格对一个标准差新息有较强的反应，并且影响的时间也很长，直到第10期，影响的效果才逐渐衰退。产出对来自价格方程的新息反应也只到第5期。

日本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韩国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印度尼西亚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马来西亚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菲律宾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新加坡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泰国的产出与价格对单位新息变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从以上八国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的比较来看，一个新息标准差对产出和价格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这就表示东亚这八个经济体经济系统的扰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其影响的时间和影响的强度则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对产出的影响，时间方面，时间长的日本可以达到第10期，时间短的印度尼西亚，影响在第3期就基本结束了。强度方面，影响强度大的印度尼西亚，当期影响可以达到>0.4，强度小的日本只能达到0.014左右。对价格的影响则东亚八国差别更大，甚至产生有的国家只有正向影响，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另外的国家则兼有正负影响的局面，其中影响跨度最大的当属马来西亚，从正的0.35，到负的0.01。

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影响的方向相同，但是随机扰动对各国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是很不一致的。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不再赘述。由于以上不同，使得东亚在面对相同经济系统冲击时采取同样强度的政策协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如果强行实施兼顾各国的利益而取折中的政策方案，则会产生对有的国家强度过大，对有的国家又政策不足的尴尬局面。难以寻找到一个能使大多数成员满意的政策强度，是个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问题。对于政策协调持续时间而言，各国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考虑，也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缺乏实施相似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条件，东亚国家放弃各自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成本很高。

对于各国的宏观经济，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求更多的政策协调和主权让渡的金融一体化，恐怕在东亚实行起来会遇到太多阻力。

四、结论：东亚金融一体化有待时日

事实上，通过欧洲货币一体化、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等几个国际金融（货币）合作的历史分析，可以发现，一般而言，金融一体化均在经济贸易联系达到一定程度，或者为了促进经济贸易联系而形成。且对于那些中小国家而言，能够通过金融合作获得稳定的经贸环境是它们的一大收益，并且能够借助大国的力量解决金融合作这一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问题。

金融一体化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大国间的协商一致是解决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有效途径。当只存在一个霸权国家，或仅有一两个大国得以结成只配型国家联盟时，大国间的交易成本将有效降低，从而有利于达成一致协议。在缺乏霸权国家或只配型国家联盟的情况下，金融一体化是不稳定的。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金融一体化首先必须进行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利益最大化是金融合作能够制度化的必要条件。金融一体化涉及主权让渡、管理权和决策权的分配、政治认同等敏感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个政治问题，必然要涉及到金融一体化中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

从二战以来，真正具有影响的金融一体化案例只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欧洲的货币一体建设，这两个案例的主要载体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可以预计，由于囊括了发展水平、文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均存在很大差异的亚洲国家，其金融一体化的建设过程必将充满坎坷与艰辛。

东亚各国的金融状况比较复杂，金融开放程度也不是很高。无论从宏观金融变量，还是从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角度，各国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国际化水平都有待加强。金融一体化需要参与国起码的金融自由化，然而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对待金融自由化的态度十分慎重。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确实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要达到真正有利于金融一体化的金融自由化程度，东亚还需要时间。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良好意愿就能实现的，这还需要东亚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总体而言，东亚的金融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高层次金融一体化的条件。对于东亚的货币一体化，从现实的情况看更是为时尚早，东亚现在最多处在货币合作的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