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行贿的经济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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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商业贿赂行为在全世界都比较普遍，尤其是在中国更是发生了许多起严重的商业贿赂案件，在中国医疗行业和企业项目招投标采购中都存在着商业贿赂，因此对于商业贿赂的经济分析，研究其产生原因、危害和解决办法就显得尤为迫切了，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商业贿赂进行了经济分析，指出了其原因和影响的构成因素，并且具体分析了商业贿赂行为的过程和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关键词：商业贿赂行贿规制处罚

TheEconomicAnalysisofCommercialBribe

Abstract:Theeconomicbribeisveryrampantinthewholeworldatpresent.Especiallytherearemanycasesinchina,sotheeconomicanalysisofcommercialbribeisverynecessaryandimportant.Thisarticleshowsthecauseandeffectandsolvingwayofcommercialbribe.Andpointoutitsconstructionandformfromevolutionaryeconomics.Atlastwegivesomesuggestionaboutit.

Keywords:commercialbribe;collaboration;regulation;penalty

一、引言

从朗讯事件到最近美国加州的医疗诊断设备企业DiagnosticProductsCorporation（以下简称DPC）和美国司法部同时宣布，由于该公司曾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普)通过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因而被罚款480万美元。，我们着实看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触角之长、威力之猛、动作之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从采购供货到招投标，都存在着很严重的商业贿赂情况，美国企业的例子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必须要深入研究商业贿赂行为并且找到减少和治理商业贿赂的办法。

据透明国际估计，全球每年因为贿赂和腐败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32000亿美元。中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选择屈从，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正因为它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所以，会影响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经济健康发展；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

商业贿赂的手段纷繁多样，从巧立名目以“宣传费”“车马费”“劳务费”给付现金，到提供实物，以及提供居室装修、安排国内外旅游考察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其中以财物给付最为常见。这使得商业贿赂行为人所采用的违法手段越来越隐蔽。而且大量的事实表明，面对商业贿赂花样不断翻新，回扣、账外折让等形式更加隐蔽的现实，工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据工商部门介绍，对于出现商业贿赂的企业，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而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企业的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确时很困难。另外，由于工商部门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所以对那些变相以实物相折扣的贿赂行为很难及时取证，导致一些企业成功躲避法律的制裁。

商业贿赂毕竟是一种由于利益而产生的行为，因此对其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原因、探明过程并且找到治理和减少商业贿赂的办法，就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尤其是中国医疗体制中存在着药品价格虚高，医药行业和医院存在着很多商业贿赂行为，所以本文的分析对于改进和完善医疗体制，治理商业贿赂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本文中，第二部分主要对于商业贿赂和腐败作了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描述了商业贿赂和相关行为的定义以及商业贿赂的危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分析我国转轨经济中商业贿赂的形成和自强化的情况是第四部分；对于商业贿赂中行贿和受贿的原因分析作为第五部分；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的对于商业贿赂具体行动方式的分析是第六部分；最后本文提出了对于商业贿赂的规制和处罚治理机制。

二、文献回顾

有关于腐败与行贿的经济分析可见于一般的经济学期刊中，ShleiferandVishny(1993)的研究指出官员的腐败和受贿对于经济会产生更大的不利影，Mauro(1995)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对于腐败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其研究表明腐败和受贿行为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增长。JenniferHunt和SoniaLaszlo（2005）年在研究论文探讨了腐败和行贿的原因和受影响的群体。而在有关于商业贿赂的研究方面Svensson（2003）发现越是收益大的公司就可能会进行更大的行贿，Kaufmann和Wei(1999)的研究指出企业往往在项目审批过程中为了尽快得到批复而支付贿赂，这种行为经常出现在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中。

这些研究大多涉及到政府的腐败问题，往往以官员和其人对企业进行索贿为研究内容。而对于日益严重的商业贿赂的分析目前还比较少，因此本文以商业贿赂行为作为切入点，对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三、商业贿赂及其危害

（一）商业贿赂和相关行为定义

商业贿赂（Bribery）：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有三：（1）主体是经营者，赌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2）目的是为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即为达到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3）手段有两类，即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

佣金（Commission）：指卖方或买方支付给中间商买卖或介绍交易的服务酬金。专业的贸易中介公司，在业务时，通常由双方签订协议规定佣金比率，而对外报价时，佣金率不明示在价格中，这种佣金称之为“暗佣”。如果在价格条款中，明确表示佣金多少，称为“明佣”。

折扣（Discount）：卖方在原价格的基础上给予买方的一定比例的价格减让。使用折扣方式减让价格，而不直接降低报价，使卖方既保持了商品的价位，又明确表明了给予买方的某种优惠，是一种促销手段、如数量折扣、清仓折扣、新产品的促销折扣等。比如每件20美元CIF纽约减5%折扣。卖方在开具发票时，应标明折扣，并在总价中将折扣减去。

回扣：国家工商局公布施行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给回扣下了定义，即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于给予和收受回扣的，以行贿和受贿论处。以行贿和受贿论处，是指以商业贿赂论处，而不是直接以贿赂罪论处，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

（二）商业贿赂的危害

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要求，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商业贿赂使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了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现实中，面对这样的“潜在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屈从“潜在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正当有序的竞争能较准确地反映市场需求，生产者能够据此合理安排生产，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但是商业贿赂使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方倾斜，这势必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生产的进步。另一方面，商业贿赂为不法经营者生产的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销售可能，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一大诱因，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业贿赂特别是医院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中的腐败贿赂行为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冲击。当前，我国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普遍虚高，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支付给予医院采购主管人员的高额回扣，提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并转嫁到患者身上，大大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造成很大冲击。商业贿赂已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允康认为，随着商业贿赂这样的“潜规则”形成气候，必将出现大批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的企业经理、采购、供销人员和政府官员。

商业贿赂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环境瓶颈。许多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一方面要适应我国现有的商务环境：不行贿很有可能失去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受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等法规的制约。两难之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商业贿赂还损害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不能想象，一个依靠商业贿赂发展壮大的企业，能打造出真实的竞争实力，一个漠视正常市场游戏规则的公司，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长远发展。

商业贿赂还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甚至导致增长乏力，产业升级困难。一些拉美国家曾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因其经济秩序混乱，经济领域的腐败盛行，导致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停滞，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受到抑制。商业贿赂不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内伤”，而且也引起国际舆论对我国商务环境的不利评论，进而影响我国国际形象。

四、转轨经济中受贿腐败行为的自增强情况

在有关于腐败和贿赂的经济理论中，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腐败的收益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认为的在同一个组织或社会环境中有多少其他人也可能腐败。这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一个腐败盛行的社会中，要想对腐败的人进行审计核查是很困难的（Lui，1986；Cadot，1987；AndvigandMoene，1990）；其次，一个腐败分子往往想和其他的腐败分子相互影响继续进行腐败活动（Sah，1988）；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寻租和收受贿赂的社会中，相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正常受益来说寻租产生的回报是比较高的（Murphyetal.，1991，1993；Acemoglu，1995）。这些机制都使得腐败行为和商业贿赂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

TokeS.aidt（2003）在文章中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阐述这种自增强情况，他首先设定一个被雇佣的腐败的人，其对于一个企业的税收具有一定的控制权。而且当其腐败行为被监管者发现时他自己能够通过行贿来防止被解雇；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腐败的监管者的比例和腐败的人的比例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使腐败者的比例成为内生变量，并且假设所有的人和监管者都有可能腐败和受贿，但是他们面临着不同的抵制贿赂的成本，这种成本可以被理解为内在化的道德成本，并且根据累计密度函数来分布的；同时假定，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为对人的罚金，表示为对行贿企业的罚金，表示为人的私产收益；因此和不接受贿赂的收益相比较，可以求出受贿的人的比例表示为：。因此其文章表明：如果大多数的人和监管者都是有腐败倾向的，那么收受贿赂的行为就会较为普遍。因为，如果腐败行为被发现，那么当事人可以通过行贿来贿赂监管者从而得到不被惩罚的机会。这样越低的就代表越多的人会参与到腐败和贿赂活动当中，从而产生一种腐败和贿赂的自我强化机制。

为了能够更好地描述我国转轨经济当中商业贿赂行为的演化发展，我们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复制动态博弈模型来表示我国转轨经济中风险中立的经济人通过演化博弈如何形成商业贿赂的潜规则。

顾名思义，所谓潜在的受贿群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这些特殊资源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私利。对潜在的受贿群体来讲，贪污受贿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它可以满足腐败分子在权力、金钱、美色、精神与肉体上的享受。

首先假设一个集体或社会团体内部个体的初始状态分为两类，一类是诚实者既不接受贿赂的群体，记为，采取诚实策略个体的比例为1-n（）；另一类受贿者（不诚实者），记为，这类个体的比例为n，并且（1-n）+n=1。团体内部成员都是同质的，所有成员不能凭其行动来判断他属于哪一类个体。因此，成员之间的博弈过程属于对称的演化博弈。共同体内部既不是信息完全对称，也不是信息完全隔离，而是处于有噪音的真实世界中。

为受贿者受贿被反贪机关发现而所受的损失，为收受的贿赂量，为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0<x<1)，为委托人给诚实者的额外奖励。个体行动一类是诚实行为，记为，普通个体倾向采取行为；另一类是受贿行为，记为，不诚实个体倾向采取行为。

B

B1（诚实）B2（受贿）

aa

b+ec+m-xf

C+m-xfb+e

dd

A1（诚实）

A

A2（受贿）

根据上述腐败与否的博弈关系，我们不难构建关于潜在的腐败群体之间博弈的进化动态规律，在以上假设条件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结论如下：

（1）团体内部诚实行为的纯战略演化稳定。

诚实个体采取诚实行为的预期效用为，不诚实个体采取诚实行为的预期效用为，根据演化稳定成立的条件，团体内部诚实行为实现纯战略演化稳定的条件为：

即（4—1）

这意味着，在演化博弈中群体要实现演化稳定的合作纯策略，群体中受贿者的比例必须低于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诚实者采取不诚实策略的概率，即，也就是说当群体个体数量保持一定时，群体中不诚实者的数量必须小于可能采取受贿行动的诚实者的数量。

（2）团体内部受贿行为的纯战略演化稳定。

诚实个体采取受贿行为的预期效用为，不诚实个体采取受贿行为的预期效用为，，团体内部受贿行为实现纯战略演化稳定的条件为：

即（4—2）

这意味着，在演化博弈中群体要实现演化稳定的受贿纯策略，群体中受贿者的比例只需低于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受贿者采取诚实策略的概率，即，也就是说当群体个体数量保持一定时，群体中受贿者的数量只需小于可能采取诚实行动的受贿者的数量。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条定理及其推论：

定理1：如果一个团体内部存在受贿现象，即（别人诚实自己不诚实的收益大于别人诚实自己也诚实的收益），则纯粹的诚实行为无法实现。

推论1：在我国转轨经济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小部分的受贿群体，而且当时腐败受贿所带来的收益较大即当时情况下较大。

定理2：如果一个团体内部所有成员都是自利的理性人（），则纯粹的不诚实行为极可能出现，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情况，在最开始对于诚实工作者的额外奖励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额外的奖励，因此贿赂行为逐渐稳定演进。

五、对商业贿赂双方选择贿赂原因的初步经济分析

对于商业贿赂来说，由于存在设租和寻租的“经济人“（分散性采购或招标主体和供应商以及投标者），企业所有者赋予采购主体或机构的经营权力在实际运行中被扭曲，“看不见的手”被“看得见的脚”踩住，所有者的资金被浪费，产生商业贿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商业贿赂中的寻租包括设租与寻租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例如采购中的设租是指采购方利用权力对采购全过程进行控制，人为设置需求障碍，进而营造获得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与条件；采购中的寻租是指供应商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供应特权以占有租金的活动。

本文借鉴并扩展了Jnnifer?hunt和Sonia?laszlo（2005）构造的一个简单理论模型，在模型中增加了项目价值的考虑因素，并且认为这种项目价值实际上是一种期望收益的折现值。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存在两个局中人，一个是招标者或采购方的人，这里我们称之为资源拥有者，另一个是供应商或投标人；他们在一个两阶段博弈中行动。资源的所有者对于他所提供的资源具有垄断权，他首先采取行动，决定是否要向供应商进行索贿的暗示。如果他没有暗示索贿，那么其在这两阶段中诚实地进行工作。如果他向供应商暗示需要贿赂，那么这个信息将传递给供应商，并且我们假定他能够决定贿赂的数量。接下来，另一个人及供应商决定行贿与否，如果他不行贿，那么资源所有者的人将会在第二阶段通过工作刁难或者取消供应商的采购计划。首先，如果招标人或者采购者在两个阶段都是诚实的，那么其通常的每期行动成本为，其从结果中获得的每一期效用为。这样，一个诚实的采购者或招标人两期的总效用为：

（5—1）

当考虑是否按时并索要贿赂时，采购者必须要考虑它是否能够诱使供应商在第二阶段行贿。如果供应商在第二阶段行贿，那么采购者在第二阶段的效用就变为：

（5—2）

如果供应商在第二阶段不行贿，那么采购者或招标人将会偷懒或者工作中懈怠，即在第二阶段不付出成本，同时其效用为。这样，在贿赂提供的效用高于其成本时，即时，采购者或招标人宁愿选择收受贿赂而不愿在第二阶段毫无所获。这样，资源人接受贿赂的效用条件应满足：

（5—3）

为了能够使供应商行贿，资源人首先要发出一个对供应商有吸引力的暗示。如果供应商行贿，他将从得到资源人的尽职努力效用，得到实践和效率的效用，同时得到预期的成功机会；如果拒绝行贿，那么它只能得到节省地未行贿效用，这里、是独立的。如果，那么供应商将选择行贿，这表示为:

（5—4）

从式3和式4可知，如果两局中人都选择贿赂，那么一定存在，即供应商从被精简的工作过程和希望的收益中得到的效用要大于不贿赂所得到的效用。这可能是因为资源人工作程序中的拖拉或者手续的繁琐，或者因为这一项目或供应的商品对供应商来说有很大的时间价值。

假设资源人从贿赂中能够最大化其效用，选择最大的贿赂为：（5—5）

这里将式5代入式2，可得资源人的效用为：

资源人将会通过比较两个阶段中腐败与不腐败所得到的效用而采取行动，当时，其将选择诚实即不收取贿赂，这可以表示成：

（5—6）

资源人有高的顾虑（即高的）时，他将选择诚实；当他能够给供应商更有价值的东西时，他就会暗示索要贿赂。在这一部分，资源人有可能被所有者或者所有者管辖的监视者发现其受贿行为并被处罚，发现的概率为，如果被发现他将被罚款，因此，如果暗示索贿，他有可能面临着的损失。通过将代替，从方程（5—5）和（5—6）就可以看出结果，如果或者都很高的时候，贿赂和索贿的行为就会减少。

当资源人不能明确知道项目对于供应商或招标人的价值，但知道其分布时，一个风险中立的索贿者会最大化他的贿赂收益。假设服从。如果资源人索要贿赂，当

（5—7）

时，供应商将会付出贿赂。而供应商行贿的可能概率为：

（5—8）

资源人将会拿到最大化的贿赂为：

（5—9）

有一阶条件可得：

（5—10）

再通过求解式5—8和式5—10，可得供应商行贿的概率表示为：

（5—11）

因此，从索贿中所期望得到的总的贿赂收益为：：

（5—12）

因此，只有当：

（5—13）

时，即资源人有较高的顾虑（）他才会选择诚实工作，不索取贿赂和私利。

当时，不管是资源人还是供应商都不会考虑贿赂问题（此时的角解将不会变动），如果，资源人将会选择诚实不索贿。

当，资源人将会选择要求贿赂，他选择令的角解，即使所有的供应商都行贿，从而可以得到：

（5—14）

在这一解中其效用为，当时，资源人才会选择不索贿，这样表示为：

（5—15）

在这个对商业贿赂初步的分析里，我们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看出：当掌握着资源和决定权的人能够观察到供应商的顾虑和他们的考虑因素时，在选择供应商或者是投标人的时候，会根据对方的实践价值和项目的价值进行一定的权衡，或者对其进行索贿甚至是“敲诈”。而同时供货商或投标者也会相应为了得到项目和节省时间价值而采取行贿的行为。

六、对商业贿赂过程和方法的分析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对更为详细的情况进行分析，当企业采购或招标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供应商或投标人，我们对这种更为现实的情况进行经济分析。假设存在一个唯一的买者和个风险中立的卖者，买方企业在这里就是采购方或招标方，它雇用了一个负责这一项目的员工，即买方企业的人。

贿赂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受贿者将受到惩罚，送贿者被惩罚为，如果存在合伙者也牵涉其中的话，他也要受到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判刑或者类似的刑罚，此时意味着处罚并不是对于委托人企业的补偿，同时，当贿赂被发现的时候，最初的支付价格也要得到执行；不同供应商或卖方厂商对于这一项目或交易的供货成本是独立的，厂商的成本为。

（1）两个供应商或投标者的情况

这里定义和分别为不同的出价，并且。那么受贿者和行贿者可以得到并分享的剩余收入应该为没被发现是两个出价的差额减去被发现时受到的惩罚。可以表示为：

（16）

我们假设受贿者可以分到的剩余收入为，没有牵涉腐败并赢得竞争的厂商其收入为：，（17）

卷入贿赂的厂商期望收入为：

（18）

当满足下面这个条件时：，腐败和贿赂行为就会发生。

在这一阶段中，具体的商业贿赂过程是这样的：由于存在着（）的贿赂空间，因此人会利用其信息优势将项目的投标价格告知给行贿的企业，因此行贿方能够提高其供货价格或者提高其投标价格，从而使得自己从中获益；而同时人也将得到商业贿赂，分享一部分价格差的收益；或者在买方企业采购过程中，不同的供货商进行报价，人也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与一家供货商相勾结提高供货价格，并从中得到贿赂收益；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行贿，企业也会以大于其成本的价格来获利。

（2）存在三个供应商或投标者的合谋情况

当存在三个或以上的供应商的情况下，人和赢得项目的投标者就不能单独勾结了，此时他们需要和第二个供应商进行合谋，这可以通过对第二个供应商行贿使其退出或者太高出价来实现。如果这种合谋实现，那么赢得项目的供应商将会以第三个供应商的高价来赢得项目。人、第一个供应商和第二个供应商将会分享勾结贿赂的所得。

假设，那么由人、第一个供应商和第二个供应商共同分享的剩余为：

这里，，，分别为对于人、第一个供应商和第二个供应商的惩罚概率。我们在假定三方各自分享的比例为同时分享比例之和为1，即。

现在一个没有参与合谋和商业贿赂的供应商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当他参与和合谋进行商业贿赂的时候，他的效用函数变为：

那么第二个参与合谋的供应商即使失去了项目，他也能得到贿赂为：

如果商业贿赂存在着明确的收益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行贿的条件满足时，商业贿赂就会发生，即成立时，商业贿赂行为就会按照上面所描述的方法来发生。

七、对于商业贿赂的治理建议

商业贿赂行为在我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商业贿赂猖獗横行也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外商投资和国际形象。在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各行业、各部门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非正当利益联合体，其危害日甚，。商业贿赂所编织的利益人际关系网，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超脱市场法规之上的潜规则和交易惯例，致使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失序、失灵，市场竞争不是优胜劣汰，而出现反向的扶劣排优的淘汰现象。这必然严重阻碍和延缓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本文首先通过利用腐败的自我增强理论和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了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的演化情况，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初始阶段，没有能够很好的针对腐败和贿赂行为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同时也没有对诚实的工作者采取额外的奖励，总的来说在转轨的初始阶段，我国没有重视贿赂行为的危害。在经济转轨中，大多数人通过效用比较分析选择了受贿和腐败的策略，这导致在转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贿赂的潜规则。对腐败和商业贿赂专项治理的重点在破解支撑商业腐败的潜规则。必须打破由商业贿赂形成的超法规、超市场的潜规则。对于商业贿赂的潜规则决不可轻视，它上有既得利益集群的支持，下有受小恩小惠的社会群众基础。从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商业贿赂和腐败的潜规则形成时，也产生了一个相当程度上大的受贿的团体，因此破除潜规则首先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秩序，公开、公正、公平的新交易规则，以取代旧的经济秩序、旧的交易规则和潜规则，实现平稳而快速的新旧经济秩序和新旧交易规则的过渡和转换，以利经济社会健康而和谐的发展。目前浙江省提出给在任期内廉洁的公务员提供廉洁保险，在他退休以后可以得到高达30万元以上的奖金，这种额外的奖励将会有助于减少腐败和受贿行为的发生，因此在企业中为了遏制商业贿赂行为，也可以考虑给企业人实施期权激励措施。

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不可搞成仅仅治标的权宜之计，而必须在专项治理的基础上，乘胜追击，决战到底，形成治本的百年大计。治理商业贿赂的治本之道，就是逐步建立和完善长效的治理机制。与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不同的长效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包括经济制度体系、法规体系、教育体系等一系列的基础建设。在这方面，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例如香港廉政公署近两年推行‘商业道德推广计划’，尝试接触所有在港的上市公司，提高他们的防贪防贿意识，加强在预防和教育方面的推广工作。这是值得借鉴和仿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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