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与农地金融管理关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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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地金融制度是信用制度的一种形式，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是金融管理系统最基础的制度层面上的一种重要关系，然而，它却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误解最深的一种关系。本文在对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研究的学术进展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指出，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理论问题的误解，不仅在金融理论上产生了巨大的混乱，而且对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造成严重的危害。

关键词：金融管理系统；信用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

从管理系统论的观点看，任何一个管理系统都可以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层次：第一层次是制度层面部分，第二层次是组织层面部分，第三层次是狭义的管理或管理的技术层面部分。制度层面部分是管理系统的基础，组织是制度的载体，管理是组织的灵魂。如果一个管理系统在最基础的制度层面存在缺陷，那么在组织层面和管理的技术层面上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然而，在对金融管理系统进行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正是这种性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一方面金融管理学将其研究范围圈定在金融管理系统的管理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以内，因而在一些涉及制度层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对金融管理系统制度层面的研究又受各自学科研究视野的局限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难以支持金融管理系统的管理决策。金融管理系统制度层面研究本来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地带，现在却变成了多学科交叉面上的真空地带。从管理系统论的角度考察金融管理系统，我们发现：农地金融制度是信用制度的一种形式，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的相互关系是金融管理系统最基础的制度层面上的一种重要关系，然而，它却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误解最深的一种关系。

从历史上看，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摇篮——英国，自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运动”以后，作为现代信用制度形式之一的农地金融制度已经形成，至十六、十七世纪，英国的农地金融制度已经相当成熟，而这时从商人的“生意经”中产生的经济学才刚刚诞生。幼稚的经济学对农地金融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初步认识到陷入深深误解的过程。

重商主义时期，在农地金融制度保护下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与城市工商业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展开，但重商主义者对农地金融制度的认识还没有失去理智。在农地金融制度的代言人费尔默与银行信用制度的代言人洛克的争论中，费尔默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时髦用语“习俗”为维持现状、也是为维护当时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农地金融制度辩护，而洛克则用“天赋人权”和“供求法则”为商业资金主义、也是为新兴的银行信用制度辩护。在这场争论中，虽然洛克与后于他一百多年的李嘉图一样都是功利主义者和资金主义者，而且他俩对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制度条件都同样无知，但洛克至少还没有狭隘到李嘉图那样的地步，把土地资本排除在资本范畴之外。在洛克看来，土地和货币一样都是资本，其价格是由供求法则决定的，土地资本的价格是地租，货币资本的价格是利率。在洛克那里，他用地租的正当性为高利率的正当性辩护，他没有像李嘉图那样把地租看成“非劳动所得”。①不仅如此，洛克甚至从土地改良投资的角度认识圈地运动，他说：“凭自己的劳动把土地据为己有的人，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人类的共同财富：因为有助于维持人类生活的粮食，一亩圈围的耕地的土地所生产的，比一亩同样肥沃的公有荒地所生产的，要多十倍（这是谨慎的说法）。因此，一个圈地的人，从十亩所获得的生活便利品，比他从一百亩荒地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那么实际上就可以说他对人类贡献了九十亩；因为他的劳动现在以十亩所产的粮食供给他，其产量接近公有荒地一百亩的产出。我在这里把经过加工的土地估计得很低，把它的出产只说成是十与一之比，实际上更接近一百与一之比。”②继洛克之后，理查德•坎蒂隆在《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描绘了一幅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城乡关系图式，并从银行家的角度对农地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做了明确区分。③坎蒂隆对农地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区分事实上为我们揭示了两种关系：一种是农地金融制度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关系，另一种是银行信用制度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在前一种关系中是固定资本投资的职能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金融业务，而在后一种关系中是流动资本周转的职能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金融业务。我们知道，早期的银行家是从大商人中分化出来的，“从贸易转换到金融的强有力因素是对更小风险、更少麻烦、更高地位的追求。经营货币要比经营商品安全和容易得多。”④同样地，农地金融制度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分化也是风险机制作用的结果，但它与工商业中所发生的那种分化的方向正好相反。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在受商人意识支配的经济学中，农地金融制度是难于理解的。

在坎蒂隆之后，农地金融制度与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区分被抛弃了，重农学派集中力量研究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亚当•斯密则发挥了坎蒂隆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城乡关系的思想。19世纪的屠能把城乡关系的思想模型化，变成了孤立国模型，用数量经济方法研究孤立国中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不论是魁奈的《经济表》还是屠能的孤立国模型，都是严格的确定性静态模型，都不涉及长期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他们的模型都不能区分税收与地租，重农学派主张地租全部由国家征收，屠能模型也假定地租由国家征收。与重农学派和屠能相比，亚当•斯密的研究没有那么规范，因而也避免了呆板，在亚当•斯密的意识中有一个模糊的动态思想，所以他能明确地区分地租与税收，极力强调英国数百年不变且极为轻微的地租税对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重要性。他还明确区分了农地地租与城市地皮租，认为农地地租既是土地改良的结果，又是土地改良的激励，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不能补偿土地改良投资，而城市地皮租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国王善政的结果。所以，如果要征收地租税，最好是加在城市地皮租上，不能加在农地地租上。

从李嘉图开始，由于西方列强无一例外地投身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狂潮之中，农村农业与城市工商业在金融市场上围绕金融资源争夺的斗争白热化，经济学家关于农地金融制度的认识也就丧失了理智。用李嘉图的话说：“地主的利益……和消费者与制造家的利益总是对立的。……所有的人……除了地主，将由于谷物涨价而受到损害。地主和公众之间的交易不像贸易上的交易那样，卖方和买方可以说是同样获得利益，而是损失完全在一方面，利益完全在另一方面。”⑤李嘉图虽然处处打着斯密的旗号，但却第一次站到了斯密的反面。不知是曾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而被历史学家尊称为“新贵族”的英国地主走向了反动，还是李嘉图是反动的。如果说李嘉图从工业与农业争夺长期投资的需要出发，要铲除农地金融制度的经济基础——地租的话，那么，他的学生约翰•穆勒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农业企业化经营的起码基础——利润也要铲除掉，主张把农民变成历史学家所说的“无利润的商人（businessmenwithoutprofit）”。

当历史上利益纷争的尘埃落定，我们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的历史时，我们发现，农地金融制度，当它在世界近代史上发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用的时候，经济学还没有出生，人们还不知道信用制度为何物；当经济学出生以后，正以好奇的目光试图认识它的时候，世界上更精彩的事情吸引了（经济学）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的注意力，使他与农地金融制度擦肩而过。一晃数百年，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连一个关于农地金融制度的正确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系统性的研究了（这种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拉瓦锡明确地确认氧元素的性质从而把氧元素与其他元素区分开来以前，不能说人们关于氧元素有正确的观念；同样地，在明确地确认农地金融制度的性质从而把农地金融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信用制度形式与其他信用制度形式区分开来以前，不能说人们关于农地金融制度有正确的观念）。从费尔默到斯密，虽然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本国如何“富国强兵”，但至少在国内经济关系的处理上还能看到城乡协调发展理论的影子，还能隐隐约约听得到农地金融制度的声音，但从李嘉图开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在国内变成了城市如何掠夺农村的问题，在国际上，整个欧洲成了全世界的中心城市，问题变成了欧洲的城市人如何掠夺他们眼里的农村人即他们所说的“野蛮人”的问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金融问题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消失了，农地金融制度的经济基础——地租成了必须铲除的反动的东西。这时，在英国我们看到的是被疯狂的舆论尽情地漫骂和围攻、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农业利益代言人——可怜而可敬的乡绅韦斯敦的形象，在德国和法国我们看到的是空前的社会动荡，在美国我们听到的是“绿背纸币党”人的声音，是总统候选人布莱恩（WilliamL．Bryan）那著名的关于“金十字架（crossofgold）”的演讲：“烧毁你们的城市，离开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会奇迹般地再长出来；但摧毁了我们的农场，那么这个国家每一个城市的大街上都会长满荒草。”⑥在印度我们看到的是普拉西起义以及英国的镇压，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拳起义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发达国家出于冷战需要对少数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尤其是农村金融问题才引起当时的所谓“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戈德史密斯为经合组织提出了“金融相关率”的概念，用以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麦金龙提出了“金融抑制论”，格利和肖提出了“金融深化论”，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金融方面的落后状况，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发达国家（即城市）的立场上对发展中国家（即农村）的极为表面的观察。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于自李嘉图开始经济学的畸形发展，信用制度研究与农地金融制度研究相互脱节造成的严重后果有所警觉的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另一位是活跃在当今美国经济学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熊彼特在其1954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写道，在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演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系统以及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政策发生的重大变化，都被人们注意到了，而且有人描述和讨论了他们。但是，“从科学分析的观点看，这些文献是原料，而不是成品。而因为货币和信用方面的‘科学分析家’未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未能加工这些原料，未能依据这些原料来构造其分析结构，所以我们几乎——虽然不是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情况的特征，即银行和金融文献在货币和信用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正如后者在一般经济学文献中是一隔离车厢那样。”⑦在这种隔离车厢的情形下，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书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W.巴杰特的《伦巴第街：金融市场的写照》（1873年）和哈特利•威瑟斯的《货币的意义》（第二版，1909年），它们不仅是为一般读者写的，而且也是为经济学家写的，目的是使人们了解银行业或金融业的实际情况及问题。“这些书籍所获得的成功，比任何其它事情都更为清楚地表明，尽管人们力图在那些研究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但它们实际上已分离得很远了。”⑧

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研究既涉及各种信用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城乡关系。如果说熊彼特关注的是本来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的信用制度形式在经济理论中被人为地切割，放置在互不相干的“隔离车厢”中，那么克鲁格曼感到不安和不满的则是主流经济学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互动关系的视而不见。克鲁格曼在1995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认为，十九世纪冯•屠能的《孤立国》一书曾触及这一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又有两门学科即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也都触及到这一问题，但时至日，这一问题仍然是“经济学的一个盲点”。他认为，屠能模型虽然历来受到经济地理学家的重视，但这一模型却是一个片面的模型，“冯•屠能模型着墨不多的正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它把你希望了解的事——中心城市的存在——放进了假定。事实上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力量，或称之为‘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创造中心的‘向心’力，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⑨于是，克鲁格曼构造了一个既包括“离心”力，又包括“向心”力的数学模型，试图把“空间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在他的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属于“离心”力的范畴，而规模报酬递增和寡头厂商的市场结构则属于“向心”力的范畴。

换一个角度，从经济学的视角转向管理学的视角，站在现代管理系统论的高度看，熊彼特和克鲁格曼已经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这一金融管理系统最基础的制度层面上的关系，如果把他们的观点予以综合，我们的结论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之间的经济互动过程不仅仅是价格机制支配下的商品交换过程，而且是在一定的信用制度体系支配下的、与商品交换密切相关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过程，如果说前一过程的效应是即时的、一次性的，那么后一过程的效应则是长期的、累积性的。我们在不忽视前一过程的前提下，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后一过程上面，并且把信用制度体系看作是由不同的信用制度形式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农地金融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种信用制度形式都是由特定的信用主体和信用客体构成的、具有独特运行机制的体系，而农地金融制度的命运则取决于它在与其它信用制度形式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适应、如何成长。

在货币信用关系极为落后的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纯粹是一件舶来品。信用制度研究与农地金融制度研究也是相互脱节的。

国内对信用制度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周晓寒的《金融经济论》、孙杰的《货币与金融》和王广谦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化趋势》为代表，主要是研究信用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类是以黄达的《货币供给与宏观调控》为代表，主要从宏观上对信用制度的运行机理进行分析；第三类是以易宪容的《金融合约分析》为代表，主要从微观上对信用制度进行制度分析。从研究内容上看，前三类文献都是极为概括的货币金融学著作，其主要目的是介绍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属于引进性研究，它们具有与西方货币金融学相同的缺陷，即并不以信用和信用制度为专门研究对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在“隔离车箱”格局中的研究。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事情，但这方面呼吁性的文章较多，而严肃的学术研究性的文献并不多。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关于信用和信用制度的研究文献要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组2000年编著出版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一书，它主张信用是一种稀缺商品，应该用商品化的方式来生产，具体办法就是建立企业征信数据库和消费者征信数据库。从管理系统论的观点看，这本书属于从管理技术层面对金融管理系统的研究，所谓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并没有触及金融管理系统的组织层面和制度层面。而且，作为一本编著性的书籍，它的主要目的是向国内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征信业务，就其著述性的部分而言，这本书没有对信用和信用制度的概念做出令人信服的界定，它时而说信用是一种商品，时而说信用是一种社会资本，时而又说“信用可以看成是一种风险”，对于这几种说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清晰的交待。

就农村金融改革整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相比较而言有代表性的：一是1990年吴强主编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一书，它从农村货币流通、农村经济货币化、农村金融市场和信用社以及农业银行改革等方面第一次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进行了系统阐述；二是1996年范恒森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一文，它提出了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的“双重四元模式”设想，即“以国有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和民间金融为四股力量，形成四元金融主体；并以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租赁“四套马车”，形成四元金融客体。四元金融主体和四元金融客体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整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这一设想是富有新意的，但如何弥合理想模式与差强人意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却是一个没有触及的问题；三是谢平在《金融研究》2001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一文，他断定：“合作制是一种产权制度或企业制度，它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中国近50年来就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现有农村信用社体制确实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过渡的可能性。”这一观点是令人震惊的，它无异于宣判了传统的农村金融研究方法——脱离信用制度背景孤立地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死刑；但这“一系列前提条件”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对农村信用制度安排发生影响的，却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范恒森仅仅在农村金融管理系统的组织层面上讨论问题，谢平则认识到中国农村金融管理系统的问题不在组织层面上，而是在制度层面上，但在制度层面上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却没有说明。

就农地金融制度的研究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建立以土地使用权抵押为特征的中国农地金融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争论主要集中在具体操作上，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土地抵押不应包括协助农民购买土地，这样所需的资金并不十分巨大，因而不必专门设立土地银行，该观点以尹云松等人为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土地抵押制度的重要功能，商业银行无力负担政策性强、业务繁杂的土地抵押业务，应该组建专业性的土地金融机构，该观点以孟丽萍、吴文杰、刘红梅等人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农地金融运行方式方面，应以土地债券化及债券发行、土地抵押贷款的发放与偿还等形式为主，该观点以范恒森、袁绪亚、陈静等人为代表。与以上三种观点不同的也是最新的观点，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剑朝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中国农地金融制度模式构建与管理创新研究》课题组的观点。该课题组在《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最重要的问题目前还不是具体操作或资金问题，而是制度设计问题。虽然该课题组的报告使用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等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但其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在发放农地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分担农地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从管理系统论的观点看，如果说前三种观点仅仅局限于农地金融管理系统管理技术层面研究的话，那么，第四种观点则深入了一步，深入到了组织层面。至于制度层面的研究，则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按照我们提出的严格标准，“在明确地确认农地金融制度的性质从而把农地金融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信用制度形式与其他信用制度形式区分开来以前”，不能说有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农地金融管理系统的制度层面的研究。

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在我国无论是信用制度研究还是农地金融制度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相互关系这一金融管理系统最基础的制度层面上的关系则是一个没有触及的问题。由于这一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人们在实践中常常混淆农地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不知道它们分别从属于不同的信用制度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经营原则；人们往往将商业银行业务的经营原则生搬硬套到农村金融领域（中国农业银行在实行向商业银行方向的改革以后离开了农村，而目前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合作银行方向的改革陷入泥潭，原因就在这里），不知道商业银行业务经营原则的基础是银行信用制度的运行机制，而农村金融业务经营原则的基础是农地金融制度的运行机制。人们不知道，银行信用制度与农地金融制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用制度形式，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信用扩张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

注释

①②⑤[美]康芒斯（1934）.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41页，第46页，第414页

③[爱]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余永定、徐寿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9—141页

④[美]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徐子健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⑥⑧Allen,Jack&JohnL.Betts.USA:HistorywithDocuments[M],volume2.LittonEducationalPublishing,Inc.NewYork:1971.pp.112,pp.518

⑦[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M]，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17页

⑨[美]保罗•克鲁格曼（1995）.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