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营银行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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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资本(PrivateCapital)结构改造(StructureReform)产权改造(PropertyRightReform)中小企业融资(Small-and-MediumEnterprisesFinancing)

[内容摘要]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对开放,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走到今天也需要的积极介入。介入的模式之一是通过创建新的民营银行的方式对现有银行体系的结构进行改革。但是银行业具有风险特殊性,同时民营资本的进入还可能进一步导致政治风险和国有银行体系风险的总爆发;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较一般行业更为集中,也使得民营银行主体的增加未必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民营资本进入的另一模式是参与以国有独资银行为主体的现有银行体系的产权改造,这是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解决坏帐问题、推进改革深化的必然选择。

一、引言

以四大国有独资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银行业是加入WTO以来最受人们关注的领域,也是问题最紧迫、任务最艰巨的领域。国有银行长期的产权虚置、“所有者缺位”问题所带来的是大量的不良资产、严重不足的资本金比率和毫无竞争力的经营效率,以及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不足。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没有比整顿金融系统更大的挑战了”。要改变目前的状况,提高效率,必须打破大一统的格局,将银行业向外资和民营资本开放。WTO协议承诺在5年的过渡期内实现金融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日程表早已排定;而在对国内资本的开放问题上,虽然人们也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开放的具体形式和程度上,至今仍然是人们争论最热烈的话题。一大批学者主张放松行业准入,让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创办起中国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

于良春等运用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因而放松行业进入管制是解决问题的条件(于良春、鞠源,1999;焦瑾璞,2001);林毅夫和李永军从银行结构的规模与非金融性企业的规模非对称性角度对中国的银行业的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冲突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银行业过于集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小型银行发展不足,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大银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其政策建议也是集中在放松行业准入上(林毅夫、李永军,2001);徐滇庆从国有银行的体制积弊和路径依赖出发,比照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认为现有银行体系积重难返,必须引入全新的民营主体才能真正引入竞争,运用体制外的力量加速国有银行的改革和银行业整体实力的增强(徐滇庆,2002)。新的竞争主体的加入确实能够带来行业结构的变化和行业竞争的加剧,但银行业的改革落在了其它领域的改革之后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们应从银行业的特殊性质着手,从风险和效率两个方面对民营资本以结构改造的方式进入银行业进行辨析。

二、民营资本以行业结构改造方式进入银行业———风险与效率的辨析

(一)风险辨析

1.银行业的风险特殊性要求较高的行业准入限制任何存在着委托———关系的行业中都存在着内在的风险转嫁问题,即作为人的投资决策者可以享受到资产价格(收益)上升带来的全部好处,但是对资产价格(收益)下跌的风险只承担有限责任,投资人可以通过申请破产保护等方式将超过一定限度的损失转嫁给投资委托人———资金的贷出方,这使得投资人常常有去追逐高收益(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投资项目的冲动。银行作为高负债行业,大量的债权人(且大多是缺乏监督动力的小额债权人)和相对少的股权人使得风险转嫁问题较一般行业相比应更为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中,但对于一般的“搜寻性”商品而言,买者可以通过信息的搜集和比较在购买商品前有效的降低风险,而银行信贷作为一种“体验性”商品,很多信息(如信贷项目的质量、贷款资金使用情况等)只能在交易完成后获得,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很难发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甚。

更为严重的是,银行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与大量小额债权人结合的结果便是任何一家银行出现问题都可能引起人们对其它银行信心的动摇,银行的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所结成的相互交织的债权债务网络,使得一家银行的挤兑破产具有极大的乘数放大效应,可以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震动。正是因为银行业风险的特殊性,使得它从来就是“看不见的手”范式之外的不完全市场(崔之元),较一般行业需要更多的政府管制,需要更严格的行业准入。较高的进入门槛所产生的租金即“超额利润”给银行提供了一个“特许权价值”(FranchiseValue),这使得银行有动力成为一个长期的经营者,并不愿意以退出市场为代价去进行“风险转嫁”。这是斯蒂格里茨(stiglitz)的金融约束理论所描述的主要金融政策,也可以用来解释在我国目前企业逃废银行贷款、股市任意“圈钱”挥霍的同时,处于同样市场环境中的中国银行业,却存在大额的存差和普遍的“惜贷”现象。惜贷与目前不科学的考绩制度有关,但同时银行愿意以放弃利润的方式回避风险,也说明银行不愿以退出市场为代价进行“风险转嫁”。如果贸然的放开行业准入,降低门槛,则意味着租金的消失和超额利润的下降,以中国目前令人堪忧的信用状况和法制环境,大量新兴的中小银行可能会有强烈的冲动去进行“风险转嫁”(尤其在处于竞争劣势的情况下)。

原有的银行体系凭借着国家信用坚定着储户的高度信心,新建民营银行没有这种隐性担保,在我国目前还没有银行存款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任何一家出现支付危机都可能因连锁反应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

2.对民营资本放松行业准入可能进一步导致政治风险对于民营资本涉足金融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热情,①一种不能回避的动机是为了搭建金融平台,使其关联企业更容易地获得发展资金(易纲,2002)。为关联企业融资一方面会使“风险转嫁”冲动更强烈,另一方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联姻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家族控制和政治风险。金融控股集团一旦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容易因不恰当的内部交易等而牵连国家。更为严重的是家族企业慢慢会与政治体系相结合而形成新型态的“政商寄生虫”,会因图利而影响国家政策,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都不鲜见;或者民营化一开始就为权贵势力所控制和操纵,银行机构的设置和治理结构被政治制度的结构所扭曲,如台湾地区银行民营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顺应了政治势力的均衡要求,为地方派系和财阀所控制,其衍生出的“黑金政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超过了正面影响。

3.对民营资本放松行业准入可能导致国有银行体系风险的总爆发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14万亿不良资产后,到2002年末,4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坏帐率仍然为2611%,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也就是说,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目前帐面上的不良贷款仍是1999年底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权益014万亿元的415倍。银行的低资产负债率和高不良贷款率与银行的支付危机、流动性困境只是一纸之隔,稍有不慎,支付危机问题的爆发就难以避免。随着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日程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优质客户和资产的分流以及引起的乘数效应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时期再盲目的放松行业准入,可能引发的最直接风险在于因国有银行市场份额的稀释,其潜在问题的总爆发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灾难性后果(刘伟,2002)。这里并不是对内资的歧视问题,而是在“战争真正打响”前的有限时间里,必须是尽快解决现有问题以为冲击作好准备,毕竟,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实在太大,整个金融系统甚至整个国家都无法承受其倒闭的后果。

(二)效率辨析1.SCP范式不适用于银行业在一般性的行业中,“垄断性越强,竞争性越弱。”放开市场引入竞争则有助于效率的提高,“结构———行为———绩效”即SCP分析框架以经验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证实了这一结论。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银行间的并购风潮却使得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数目显著下降,银行业的集中度上升;另一方面体现在单个银行的规模显著上升,使我们思考银行业的结构和市场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着与一般行业相同的逻辑关系。刘伟等人通过分析认为银行业的特点使得SCP范式对其并不适用。①张健华运用DEA方法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结果也表明,随着近三年四家国有银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平均效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虽然美国的商业银行的数量最多、行业集中率很低,但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参与程度也比其它几个发达国家低。

面对全球性的银行竞争和大规模经营发展趋势,相当多的学者对这种过度分散的银行行业结构提出了批评,他们构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分析模型说明传统的竞争理论已经不合时宜(GrossmanandHart,1979;Hart,1979;Meir,1994;AllenandGale,1992)2.银行业技术的高投入性使得大银行更具竞争优势银行规模和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一般从规模经济(EconomiesoftheScale)和范围经济(E2conomiesofScope)的角度进行解释,现代技术条件(计算机系统、视听通讯技术、便捷服务技术和其它的网络一体化技术等)使得银行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比一般行业更为平坦,这些技术的应用一方面节约了银行的人力资本、信息处理成本和成本,另一方面扩充了银行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如提供远程收付、电话及其网络收付、家庭银行、一卡通等等传统银行业务不可能做到的新型业务内容。然而,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全面装备和改造银行业务,所需投资较大,必须有相应的业务量才能摊薄成本,因此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银行才能具备实力和产生绩效,通过简单放松进入管制新建的一大批小型银行是很难做到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认为中国的四大银行拥有与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竞争而形成的大银行一样的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特殊性质使得对其它行业有效的行业结构改革在银行业未必能够奏效。一方面,银行业的风险特殊性使得一定的准入限制成为必要,不能盲目进行结构改革;另一方面,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特殊性也使得民营银行主体的增多并不一定带来效率的提高。民营资本以结构改造方式进入银行业从风险和效率两方面都很难带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三、民营资本以产权改造方式进入银行业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在现有银行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份额并集中着最主要问题,其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整个银行业改革的成败。相对于设立新的银行主体,让民营资本以产权改造的方式进入以国有独资银行为主体的现有银行体系,是目前一条必要又可行的思路。

(一)民营资本以产权改造方式进入银行业的必要性

1.提高国有独资银行资本充足率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除中行外都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要求。要增加资本金的规模,无外乎以下几种补充途径:一是所有者资本金的直接追加和新增所有者的投资;二是利润转为新增资本金;三是财政无偿拨付;四是银行直接发债券。现有的所有者拿不出钱来增加投入;盈利能力弱制约了利润转资本的途径;银行直接发债券用以补充资本金巴塞尔协议是不容许的,现有的主要渠道便是财政直接拨付或者通过国债间接拨付,而面对四大国有银行庞大的资产总量,靠财政支持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增加国有银行的投资渠道,引进民营投资主体,便是目前中国银行业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选择。

2.解决国有独资银行坏帐问题目前高达两成以上的坏帐率是银行业最大的隐患,也制约着下一步改革的展开。很多学者提出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计划,但无论是“分拆上市”还是“整体上市”,无论是剥离劣质资产到资产管理公司,还是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让属下的“好资产公司”上市,现有的不良资产存量都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储户的利益是不能被侵犯吞噬的,因此起码商业银行目前的坏帐资产总量要小于或者等于中央银行对它的再贷款和政府财政存款。由于行业准入限制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即“租金”的存在,即使是要为原有坏帐“买单”,愿意买单者也是大有人在,从海尔、新希望等进军金融领域的交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因此,这种买单可以看作是为获得的“租金”付出的代价,否则为进入金融领域而展开的“寻租行为”又会导致另一层次的资源浪费和扭曲。

3.推动国有独资银行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真正改革将民营资本引入国有独资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中,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改变现在单一的国有产权格局,形成来自不同主体的多元化产权结构,加快国有银行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国有银行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改革,但国有独资的身份使得“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晰等根本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民营资本出于自身增值盈利的动机,必然要求参与银行的管理和监督,要求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二)民营资本以股权改造方式进入银行业的可行性

1.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改革的时机已到有学者担心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积重难返,民营资本的进入也难有作为。如果说在过去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牢不可破的情况下,要突破其体制惯性和路径依赖确非易事,但在WTO日程表已经排定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已使国有银行自身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大大增强,国有银行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从“木桶理论”来看,金融改革存在边际绩效递增的空间,民营资本的进入作为一种突破所有制局限的金融创新,能够带来更大的制度性效率。

2.国有股权的积极作用银行业的风险特殊性和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在民营资本对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造过程中,保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十分必要。改革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仍然拥有控股权,而是其它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因此关键是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规范运作的民营投资主体。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使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资产人的执行情况,而相对较大的股权份额又容易导致联手操纵、家族控制等问题,因此,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的政府监督角色便显得更为必要。对转型经济中的国有股权问题理论界有着激烈的争论(MegginsonanNetter,2001;DjankovandMurrell,2002),Frye和Shleifer的“帮助之手”理论认为国有股权可以帮助企业经营发展,主要表现在:(1)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政府作为税收征集者,发挥着大股东的作用,可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产生(DavidD1Li,1998)。国有股权带来的政府监督,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对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机制情况下的次优选择。(2)国有股东的引入可以保护公司免遭政府的恶意侵害。转型经济中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公司的政府股东,特别是地方政府股东,会防止一些不合理的法律纠纷甚至政府对公司的恶意掠夺。孙永祥(1999)、李涛(2002)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一定的国有股比例范围内,国有股权有助于公司提高经营业绩。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问题融资难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被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措施,从政策上给予中小企业融资以扶持和优惠;另一方面,国有银行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利润空间的收缩,对优质中小企业的放贷意愿也明显增强。到2002年9月末,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达31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53%。民营资本对国有银行成功进行股份制改造后,产权清晰、市场化运作的银行主体将彻底消除所有制歧视,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上仍有潜力可挖。当然,由于规模经济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可能完全由四大银行解决,中小企业需要与之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截止到2001年我国共有109家城市商业银行,1049家城市信用社,38057家农村信用社,13家股份制银行的分支机构合计约4769家,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中小银行体系,只是现有的机构没能很好地承担起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任务,其原因仍然是产权和治理结构问题。这里的思路仍然是引入民营资本对现有中小金融机构进行产权改造,使其摆脱体制束缚和行政干预,建立有效内控机制和激励机制,真正发挥小机构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优势,为中小企业融资。相对于庞大的国有银行,对中小银行的产权改造应该更便捷,更有效。

四、结语

通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民营资本以产权改造方式进入银行业是目前的首选方式。这里,并不是一概反对民营银行的建立,反对民间金融自主的进行发展和创新,只是考虑到银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考虑到我国经济环境的现状和面对WTO冲击的紧迫性,提出在目前银行业进行大动作的行业准入和结构改革,并不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将民营资本引入对现有银行体系的产权改造中,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提高,并且为银行业完全放开后面临的巨大冲击赢得应对的时间和成长的机会。当然,成功的关键,最终还在于在改造过程中明晰产权关系,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和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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