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货紧缩对策

导语：论通货紧缩对策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降，它有两个具体表现：一是价格指数出现负值；二是负值状态持续半年以上。自1997年10月开始，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一路下跌，1998年4月起，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负增长，1998年全年，这两个物价总水平都出现了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负增长。进入1999年市场物价继续走低，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3、2%，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8%，可见，我国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

一、形成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

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通货紧缩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商品供求总量与供求结构严重失衡，商品供给大于需求，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导致潜在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结构错位较大，大量的潜在的产品供给得不到实现而沦为无效供给，造成商品价格水平较长时期处于低位徘徊的局面。

通货紧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特有的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爆发的结果。

（一）体制缺陷。

第一、企业产权制度缺陷。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国目前90%的国有企业仍然是独资形式，停留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阶段形成的拥有相当经营自主权，只负盈不负亏的体制水平上，只有10%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向多元投资主体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转化。实际上这种制度转化也是很不彻底的，表现在各投资主体的股权关系扭曲，企业资产控制权、资产剩余控制权，资产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残缺上：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代表的国家，授权企业法人和企业内部职工经营企业资产，这种承包经营是为了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产权的国有形式，其剩余控制权归属企业内部人，剩余索取权却归属于国家，这种典型的产权残缺使企业经营决策者为自己及内部人谋利益，追求企业内部人的效用目标，偏离所有者的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企业承包责任人名义上可以由推荐、选举、招投标方式产生，但实际上，企业承包人多数是由主管部门任命产生的（占81、5%，1999年数据），这使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的“附属物”，无法摆脱政府对其生产经营的行政干预，难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得企业的经营机制与市场需求极不适应，市场调节力弱，价格机制呆滞，竞争力较差，奖金周转慢，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等，产不适销，造成生产与需求脱节、效益严重滑坡，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积压，生产被迫压缩，这样企业困境的不断加深，是经济收缩持续下去的原因。

第二、经济活动的扩张机制缺陷。

经济活动的扩张，在适应需求的前提下还应建立在提高生产技术，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我国企业产权不明确，风险约束机制失效，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使得这些企业为了保持增长，只能依靠大量增加投资来扩大规模，增加产出而置市场的供求状况不顾，反正“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国家”，使得超高速投资成为支撑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直接原因。其结果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简单重复建设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据统计，90年代以来，每年新上3万个建设项目，大约有1/3项目亏损，1/3项目取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每年将近5000亿元投资没有发挥效益。如此低下的投资效率，实在无法使增量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而且重复建设的矛盾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暴露不出来，只有在过剩时重复建设的隐患才全部暴露出来。所以随着“软着陆”的实现，投资规模的缩减，泡沫破灭，企业立即陷入困境。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导致产品供大于求，企业负债增加，效益下滑，而靠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靠大量资金投入推动的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因而盲目过度的竞争不可避免，供大于求的局面下物价自然下调。

第三、企业退出机制缺陷。

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包括转产、兼并重组和破产引起的企业消亡，即存量资源的再配置。通过兼并重组，可以使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对产业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及扩大市场范围等具有正向效应。破产机制的健全，对于减少企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破产存在偏差认识，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也妨碍着企业的购并重组，在我国，国有经济各个企业之间可能有某种交换，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因为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例如国家可以要一个盈利的国有企业去“兼并”另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但其实这里的“兼并”并不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兼并”，实际上只不过是国有企业间的组织合并。这使产业结构呈现难以调整的刚性：相当多的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严重而又无法转产，形成大量资产有形和无形损失，整个社会资源效用水平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即使是95年我国900多种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已占一半左右，其中摄像机、彩色照相胶卷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12、3%和22、1%，而95年只是商品供过于求的第一年，97年的年生产能力毫无疑问将进一步下降。而“兼并”亏损企业，给盈利的国有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使盈利企业被拖成亏损企业，整个社会资源无法得到优化，整体经济的运行质量下降。严重亏损的企业吞噬了盈利企业的利润，使企业目标偏离造成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和高资产负债率，造成企业长期停产，债务的长期拖欠产生了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坏帐，还造成社会信用体系危机。这样就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欲望，使企业进一步陷入压缩生产的困境，下岗职工人数增多，造成社会的不安稳团结，引起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通货紧缩进一步加深。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是在生产要素供给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的运动中实现的。在国有企业产权残缺，企业退出机制缺陷的前提下，企业的微观经营脱离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和产品需求情况，表现为追求投资规模和追求少数热点项目的短期效应上，促进“短线”产业发展，抑制“长线”产业发展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的实质，80年代以轻工、纺织为重心的加工业扩张，90年代家电产业扩张更迅猛，造成重复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剩。过剩的产品大量仓库积压，据有关人士估计，当前我国国内库存的总额大约为30000亿元，相当于9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4%。而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设施却投资不足，缺口加大，使整个社会的供给结构呈中间粗、两头尖的“仿锤型”结构，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受旧的投融资体制的影响，大量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在增加经济增长泡沫的同时，某些行业产品的市场供给量超过市场需求，随着“软着陆”的平稳实现，“泡沫”破灭，加之出口不振，有的行业出现了亏损，其中加工工业全面生产过剩。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是农业基础薄弱、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滞后、重工业、加工制造业严重过剩，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不足。而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住房、

医疗、教育、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原来由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福利性支出，将由个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再加上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下岗职工的增多，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看淡，居民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大幅下降，居民即期消费更加慎重，预防性需求增加，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50000亿元，大量潜在需求被搁置。目前我国住房业发展受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消费机制滞后，非生产性费用过高等因素的影响，轿车进入家庭同样受到消费信贷和税费问题的影响，住房、汽车消费难以成为当前居民消费的热点。拥有8亿农民消费者的巨大农村市场被忽视而使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许多厂家只有在自己的产品被严重积压时才想起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没有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农村实际情况的简单“过剩”移转，又无法为农民所接受。这样，社会商品的供给总量与供给结构的双重失衡，使商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小于供给增长速度，从而使整个社会供过于求压力不断增长，而需求市场又日益萎缩，导致出现通货紧缩。

（三）投资需求与投融资制度之间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保证就大，就易于得到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投资，其资金需求较为谨慎。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是将国有银行作为第二财政，把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当作财政投入资金使用，盲目、低效投资，而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存在所有制性质的歧视，即使是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不断衰退，但依然大量借给资金，一些非国有企业前景良好，预期收益高，却得不到资金支持。这样，一方面导致国有部门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大规模地吸纳资金大规模的扩大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和竞争力弱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导致银行产生巨额不良资产和高比例的坏帐、呆帐，据1997年1月人民银行颁布的统计资料，至1996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累计贷款余额470000亿元，其中根本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为20%，约9500亿。如此高额的不良资产、坏帐、呆帐，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向企业化经营转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自身生存问题，为控制风险而减少贷款，出现了“惜贷”的现象。银行的信贷收缩，使企业的周转资金紧张起来，企业只能减少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对于我国众多依靠投资的扩张来增加产生的企业，是个致命的打击，而另一些效益久佳但急需资金来调整结构，更新技术来支持自己走出困境的企业，也更趋于萎缩，而商业银行的部份资金却找不到收益高，还款有保证的贷款对象，成为闲置资金，产生货币从生产中被“挤出”的现象。由于储蓄存款不能转化为投资，导致有需求不足，人均购买力增速下降。这是企业制度缺陷与融资约束之间矛盾的结果，它使大量奖金退出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易循环，造成通货紧缩。

二、反通货紧缩的对策。

物价持续下跌会导致投资者预期看淡，企业经营更加困难，民间投资亦不愿大幅增加，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大面积衰退，所以必须制定走出通货紧缩的政策：

（一）应急措施：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反通货紧缩，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是要阻止商品供求失衡状态的进一步发展。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首先是扩大财政支出，通过增加国家预算和增加国债发行来扩大投资，用投资扩大来增加对投资品的购买，使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稳定居民收入，稳定居民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需求的增长，启动经济。投资重点要放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就我国来看，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当落后，即使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也不会出现过剩问题，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未来的有效供给。投资的主要方向应放在中西部地区。一方面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两者的差距已使各经济区域和省区间经济磨擦和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加剧了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失衡，由此产生的贫困，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给国家产业政策实施，持续发展及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造成巨大困难，必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东部而言，西部更具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资源与市场均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通过政府投资，既可促进西部开发，又能带动一些在东部犹豫不决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高涨。其次是加快费改税的改革，规范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加大退税力度，促进出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惯例的企业税收制度，不仅有助于政府职能的行使和体制内企业的业绩评价，也有利于建立不同所有者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再次是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现状。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亏损企业往往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职能：包括办附属幼儿园、学校、医院，还有安全、娱乐设施，形成巨额的非经营性资产（国有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占营业总资产24、8%），形成企业的沉重负担。将企业的这些非经营性资产采用抵押、变卖等方式去筹措企业急需的资金，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分散部分产权，又能启动低迷的消费。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要稳定当前存款贷款水平，继续利用目前的低利息率来促进居民消费，刺激投资，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加快国有银行向商业化改革，使商业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摆脱行政对银行经营的干预，真正实现银行投资资金与效率挂钩；三是积极支持非国有金融机构探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新途径。放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增强金融机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及时调整金融监管方针，使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大对中小企业放款相结合，解决银行惜贷问题。

（二）根本措施：加快制度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培植经济新增长点。

通过投入资金的外延扩张，简单地依靠扩大投入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增长，只能引起短期的投资波动，推动低效益的产值增长，使经济增长呈现低效循环的局面，而且，为了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势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必须越来越大，一旦政策空间用尽，物价下降和生产压缩将进一步发展。要真正启动经济，带动整个经济走出低谷，转入回升和复苏，实现“软着陆”之后新的一轮“起飞”，必须从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宏观政策运用入手，消除投资、需求、供给三方面的矛盾，扩大有效需求，合理供给结构。

第一、宏观层次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在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调整时，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出发，给国有经济以正确的定位，使国有经济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有的作用，只有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才能使国有经济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具体上说，应把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方向实现分离和互补，国有经济只在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服务的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坚决使国有经济从盈利性、竞争性部门撤离出来，减少政府的风险，进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这些领域。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改革企

业产权，把国有企业抽象的产权具体化为明确的出资人，把除少数公共品属性的国有制企业外的其余国有制企业的产权转化为集体或私有产权，把企业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将企业家利益与所有者利益挂钩，以个人财富、任职的薪酬、股份期权担保，与所有者分离一定比例的资产剩余索取权。这种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增强了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目标的一致性，使企业成为真正追求所有者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实现企业生产、投资的成本收益财务约束硬化，消除企业作为国家行政分级结构附属物的惯性。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结构刚性，使企业无法以市场为导向，生产适销对路产品，进而使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无法产生作用，社会资源不能由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从利润低的行业流向利润高的行业，是产生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所以一方面运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优化资源配置，从产量和生产能力两方面减少过剩供给，改变目前供过于求的失衡状况，加大对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能力过的非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力度，以缩小无效供给，实现供求平衡，为缓和通货紧缩奠定基础。趁着我国处于经济运行周期的谷底时期，调整产业结构，压缩无效供给，推动企业联合、兼并，加强第一产业，提高第二产业的质量和竞争能力，扩大第三产业的规模及提高质量，推动结构重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增加科技含量，培植新的主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结构改造的基础上通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要素的优化升级和效率提高来改变我国目前重工业、加工制造业严重过剩、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薄弱的现状，是改变我国中间粗、两头尖的仿锤状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用新技术的发明与应新的主导产业的成长，可以使经济成为新的结构状态下扩大增长的源泉。通过创新，促进企业进步，培植新的主导产业和新的增长点，使新的投资机会不断出现，生产规模、就业规模就会随之扩大，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回升，保证经济持续有效增长。从市场角度看来，现在大量供过于求的过剩消费品几乎都是老产品，在质量、使用价值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无法激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通过技术改造，加大产品科技含量，使产品适销对路，满足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必然会促使消费者购买热情高涨，促进需求的扩张，使经济重现活力，走出低谷，转入回升和复苏。

（三）长期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维持消费增长要靠收入的增加作保证，对低收入阶层更是如此。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尤其是搞好西部大开发，缩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提高西部居民生活水平，改变那里居民普通存在的消费不足现状，可以使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提高，从而提高消费水平。另外，改革进度的透明度问题，影响到人们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影响消费者即期消费倾向，所以，加快住房改革，使百姓对未来的支出预期明确化。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管理，继续实行目前已开征的个人所得税，尽早颁布遗产税的征税方案，将增加的税收能过转移支付手段补贴给低收入的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增加其消费能力。完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后顾之忧，促进积极消费增长，扩大消费信贷，刺激消费需求。以市场为导向组织农产品的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培育开拓农村市场。支持乡镇企业进行制度创新，提高经营水平，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从而促进农村农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