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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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就公司风险而言，Simunic(1980)指出，对于高风险企业，由于执行审计的成本较高及面临诉讼的可能性较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审计收费存在一个风险溢价(李爽和吴溪，2004)。然而，经验证据上，关于公司风险是否与审计费用相关联，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Francis，1984;GulandTsui，1998;Seetharamanetal．，2002;朱小平和余谦，2004;张继勋等，2005)。而且，已有文献都忽略了考察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时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们研究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首先，作为一个波及面甚广的事件，金融危机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由于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经营风险骤然增加，由此便利了我们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考察。其次，因危机的不可预知性，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的调整应是针对经营风险变化后的反应，由此提供了近乎自然实验的研究环境，克服了以往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最后，鉴于危机影响在不同公司中的差异，我们可以对不同行业、性质和事务所审计公司的风险溢价进行比较，以此增进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如下。首先，尽管公司风险被认为是审计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结论尚不明晰，本文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进行了检验，深化了我们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其次，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考察也为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有助于增进了解此次危机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第三，我们的研究表明，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进而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作用就是一个具体表现。最后，本文就方法论而言也具引申意义，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外生冲击，企业经营行为的调整应是基于这一外生事件的反应，由此避免了相关分析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我们在第四部分介绍了样本、变量和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报告了公司风险与审计费用间关系检验的结果;第六部分进一步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探究;为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我们在第七部分进行了敏感性测试;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

自Simunic(1980)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公司审计收费的决定引起了学者的好奇，大量文献对可能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讨论，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几方面。(1)客户规模。Simunic(1980)研究发现，被审计公司规模与审计收费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客户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2)资产结构。Firth(1985)考察证实，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影响了审计收费。(3)业务复杂性。Francis(1984)分析表明，客户子公司数目与审计收费相关联。(4)审计意见。有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也是影响公司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Simunic，1980)。(5)会计师事务所特征。DeFondetal．(2000)研究显示，公司审计收费还受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声誉的作用。(6)治理结构。最后，公司治理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如审计委员会特征等(Abbottetal．，2003)。就公司风险而言，尽管理论上其构成公司审计费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的实证结论尚不一致。如，Simunic(1980)研究发现，随着客户经营风险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提高。GulandTsui(1998)分析显示，以自由现金流衡量的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但Francis(1984)考察指出，公司经营风险对审计收费不具解释力。Seetharamanetal．(2002)也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审计收费无关。我国学者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张继勋等(2005)研究发现，随着公司对外担保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表明公司风险对审计收费有正影响。以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刘继红和周仁俊(2007)分析发现，单一客户集中度、资产敏感性缺口、资本利润率及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与公司审计收费正相关。然而，不同与上述结论，刘斌等(2003)、朱小平和余谦(2004)研究显示，不论是以公司负债还是经营业绩作为风险的度量，其对公司审计收费都不具解释力。由上看出，关于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现有结论尚不明晰，国内外研究都存在互为矛盾的研究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对分析中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加以考虑，由此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

三、假说发展

金融危机下，因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的经营风险徒然增加，如销售下降、存货积压和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等，在此情况下，企业永续经营的会计假设受到更多质疑。与此同时，因企业业绩下滑，为获取高额报酬及达到分析师盈利预期，公司管理者“粉饰”会计报表的动机增强，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为避免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将执行更多审计程序和扩大审计范围，审计收费提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下，由于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陷入破产境地的概率增大，而且，当公司又具较高会计舞弊动机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面临较大诉讼风险，审计收费要求的风险补偿相应提高。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1。研究假说1:金融危机下，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审计收费将提高。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但不同行业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此次危机源自美国，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前景渐趋黯淡，失业率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减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需求逐渐下降。因此，危机对我国出口型企业影响较大。金融危机下，当出口型企业因出口受阻而业绩下滑时，基于获取高额报酬及满足分析师盈利预期动机，管理者操纵会计盈余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受危机影响，出口企业破产的概率也更高，审计的诉讼风险增加。因此，对于危机下的出口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将提高审计强度及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审计收费更高，由此我们得到研究假说2。研究假说2:相比非出口型企业，金融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更明显。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有公司占据上市公司的大多数。Kornai(1988)指出，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出于避免失业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考虑，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更可能得到政府救助。由于政府救助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相应的，要求的审计风险补偿降低，公司审计费用将下降。由此，我们预期，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的审计收费并不随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此为本文的研究假说3。研究假说3:相比民营公司，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较不明显。最后，我们讨论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对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常被喻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因此，当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提高时，为降低审计风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执行更严格的审计程序，要求的诉讼风险补偿也更高，由此将提高公司审计收费。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际“四大”是否一定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于受到特殊的政治礼遇及拥有强大的公关能力①，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面临比国内所更低的法律风险，而且，因国有股“一股独大”、股票发行的政府管制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弱保护，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因此，国际“四大”在中国资本市场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较弱(刘峰和周福源，2007)。基于此，关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我们在此不做预测，而是通过后面的实证检验加以分析。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

2008年金融危机发端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随后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受其影响也在2008年出现下滑。因此，我们以2008年上市公司的全体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分离出金融危机影响这一外生冲击，我们也将2007年经济平稳时期的上市公司纳入样本。最后，考虑到上市当年审计费用通常较高，我们剔除了IPO两年之内的公司样本。

(二)数据

本文用到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发的《CCER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最后，企业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模型

为考察金融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我们构造了如下模型，Fee_log=a0+a1ROA+a2Crisis+a3ROA×Crisis+a4Size+a5Lev+a6Liquidity+a7Diversify+a8Big4+a9Age+∑Industry+∑Region+ε(1)其中，Fee_log是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且以年度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调整;参照现有文献(Simunic，1980;Francis，1984)，我们以经营业绩作为公司风险的度量，等于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Crisis是金融危机变量，若经营年度为2008年，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公司负债率(Lev)，为公司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结构(Liquidity)，等于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业务复杂性(Diversify)，以公司经营的业务数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特征(Big4)，若审计上市公司的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上市年限(Age);最后，Industry和Region分别是行业和地区哑变量。

五、回归检验

(一)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上述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1的第(1)、(2)栏。其中显示，金融危机变量Crisis的系数为0.0501，在1%的水平显著，初步表明，由于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然而，由于Crisis是一个年度变量，可能包含了公司风险之外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进一步通过交叉项ROA×Crisis来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结果显示，ROA×Crisis的系数为－0.3422，在5%的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当危机下公司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时，因执行审计的固有成本和风险成本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公司审计收费存在风险溢价。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负债越多、业务越复杂及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流动资产占比越多的公司，审计费用更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更高。(二)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的比较为比较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在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中的差异，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各行业总产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然后以行业中值将上市公司分为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表2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结果。其中，观测值有所减少是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涵盖工业企业，所以回归仅纳入工业类上市公司。我们看到，对于出口型企业，公司风险与金融危机变量的相乘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出口型企业，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一步的，我们又比较了两回归的交叉项系数，F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显著，由此表明，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显著异于非出口型企业。回归结果说明，金融危机对出口型企业的影响较大，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审计收费增加显著;相反，非出口型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现象较不明显。(三)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比较我们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具体地，我们按公司最终控制人是否为政府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公司两组，然后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2的第(3)和(4)栏。其中显示，在国有公司一组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民营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两交叉项系数比较的F检验也在10%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当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政府更可能出手救助，由此减弱了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的相关性，表现出不明显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然而，对于民营企业，因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较低，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随着经营风险的提高而显著增加。(四)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比较最后，我们比较了危机下“四大”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我们按上市公司的审计师是否为国际“四大”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得到表2第(5)和(6)栏的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对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为－0.3042，在5%的水平显著。为进一步比较两交叉项的差异，我们进行了F检验，结果显示不显著。回归结果证实，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主要存在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

六、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前文论述，当公司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范围和程序扩大，且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性增加，由此提高了公司的审计收费。基于此，我们下面从审计时间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角度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产生。

(一)审计时间

为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面临较高风险而执行了更多审计程序，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方程，Time=b0+b1ROA+b2Size+b3Lev+b4Liquidity+b5Diversify+b6Age+∑Industry+ε(2)其中，Time是审计时间变量，由于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审计周期数据，我们以资产负债表日与审计报告日间的时间跨度(天)作为一个替代，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述一致。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数据，表3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21.1720，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随着公司经营不确定性的提高，为降低审计失败的风险，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程序和范围增加，由此拉长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期间。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对于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了更多审计投入。

(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

根据前文的分析，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对事后诉讼有着更高的预期。为对此予以考察，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Opinion=c0+c1ROA+c2Size+c3Lev+c4Liquidity+c5Diversify+c6Age+∑Industry+ε(3)上式中，Opinion是审计意见变量，若公司得到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一致。利用2008年公司数据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3第(3)、(4)栏。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0.9034，在5%的水平显著，表明，高风险公司更易得到非标审计意见。回归结果证实，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高风险公司有着更高的诉讼预期，为降低审计风险而更可能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流动资产比重越高的公司更易得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但负债越多、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得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

七、敏感性测试

(一)危机影响的滞后性

考虑到金融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我们也以2009年作为危机考察期，采用2007和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模型(1)重新进行了回归，相关结果见表1的第(3)、(4)栏。其中显示，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即使考虑了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性，仍有证据显示，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因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公司审计费用存在风险溢价。

(二)审计费用随时间增长

尽管上述研究以通货膨胀率对公司年度审计收费进行了调整，为更好地排除公司审计费用随时间增长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又利用2004～2007年公司数据，以两两相邻年度为组，对上述模型(1)进行了回归，并构造了Nextyear下一年度指示变量。如2004与2005年的回归，若年度为2005年，Nextyear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显示，在2006与2007年、2005与2006年及2004与2005年的比较分析中，交叉项ROA×Nextyear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由此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并不受公司审计费用随时间增长的影响。八、结论与启示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外生事件，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对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当金融危机下公司的经营风险提高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增加，表明公司审计费用存在风险溢价;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对于遭受危机影响较严重的出口型企业，公司经营风险越大时，审计收费越高;基于不同性质公司的考察表明，政府所有为国有公司的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危机下国有公司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较不明显，但民营公司的审计费用随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显著提高;最后，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析显示，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主要存在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通过考察金融危机下的公司审计收费，在较好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下，本文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公司风险与审计费用间关系的理解，为认识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提供了经验证据。其次，我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注册会计师审计产生了显著影响，一个重要表现是，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程序和范围扩大，并对事后诉讼风险更为关注，由此提高了其审计收费。最后，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当金融危机下大多数企业都在努力削减开支时，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却应“反其道而行之”，执行严格的审计程序，扩大相应的审计范围，以避免审计失败的发生。

作者：张天舒黄俊工作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