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促进中国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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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再次陷入金融危机之时,以美国和世界金融史为案例把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放在一起进行辩证研究,深入研究金融创新在引发金融危机中的反面作用,金融创新在化解金融危机中的正面作用,更加深入地认识金融创新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本质,对探索和促进中国在危机之中加快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之路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世界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与危机往复更替的历史

无论是考察150年来,每10年就要重复一次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危机案例,还是统计800年历史数据提供给我们无数次轮回重演历史经验,都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共生共栖,并行不悖。

自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著名的投机性泡沫事件,即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狂潮”以来,世界金融业的发展速度与金融危机爆发的次数呈正相关。特别是自1850年代以来到现在的150年间,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业发达国家,差不多每10年就重复一次,虽然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发端的国家和规模不同,影响的范围和破坏的程度不一,但每次都以更大力度的创新开始,并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与发展,让以美国为代表的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正是那一次次危机让这些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

当我们把18世纪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集中排列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世界金融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同样,在深入比较研究了18世纪以来发生在主要国家的主要金融危机后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促进了金融向前发展,但总的来看,世界金融发展的重大突破性阶段均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整个金融发展的趋势就是以金融危机为标志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发展的历史就是金融创新的历史。

以18世纪20年生在英国南海公司的“泡沫公司”为正反两面案例。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股票泡沫的破灭引发了金融危机,英国议会担心股票类证券继续成为一些人骗钱、制造金融危机的工具,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通过著名的《反泡沫法案》,英国公司从此无法向公众再发行股票。直到1860年英国重新允许私人公司再次发行股票的120多年,英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取得了股票市场发展的领先地位,成为全球金融的创新中心。美国超过英国,是因为创新。

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经验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历程。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发生大崩盘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30年代“大萧条”。大萧条期间共有11000家银行倒闭,占全美银行总数的三分之一,信用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实施分业经营,严禁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特别是证券的承销和自营买卖业务,限制跨州设立银行,限制利率等。之后相继又颁布了一系列法案,逐步形成了市场分割的分业经营的严格监管的金融制度。而1999年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在美国实行了66年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走向终结,美国金融业进入新纪元,并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比较美国人做法,危机一次变革一次,更加发展一次。每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阻止美国的金融创新,相反每次金融危机,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正是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我们可以密切关注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最终平息危机的办法只能是由新一轮的金融创新来完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化解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方式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

二、金融创新推动了发展孕育了风险

金融创新是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源动力。金融创新更是金融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

从货币的产生到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推动了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金融创新本身会创造一些新的风险,所有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有金融创新的影子。

在古代社会,金融风险所导致的危机通常是货币危机,并往往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例如,在中国西汉末期王莽取得政权后,屡次改变货币制度,不仅打击了大地主和商人,也给平民带来重大损失,成为其政权崩溃的重要动因。古罗马黄金本位时代,货币稳定也与国力密切相关。

16世纪中叶,金融投机开始出现萌芽。1550年代中期,法国掀起一股炒作皇室债券的热潮,结果法国国王享利二世于1557年宣布停止偿债,引发市场动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现代金融危机的雏形。此后,人们提得最多的便是荷兰郁金香热、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这三大危机。

人们从事金融创新的根源,在于对金融风险的恐惧,或从中牟利的贪婪,而如果创新失去控制,则在引发的危机中饱受新风险带来的损失。

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中的最重大事件为例。这些事件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极为巨大、广泛和深远,它不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交易员进行大量的日经指数期货交易造成巨额亏损,最终使这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银行倒闭。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直接原因是国际投资机构通过经营离岸业务的外国银行在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上大量沽售泰铢,造成泰铢汇价急剧下跌,从而掀开了触目惊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ltcm)的巨额亏损极为彻底地展示了金融创新隐含的巨大风险,ltcm的主营业务就是买卖各种类型的金融衍生品,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寻找出市场上存在的套利机会,并据此利用金融衍生品的高杠杆性质大规模套利。虽然ltcm有着世界上顶尖的管理者,并有着所谓的风险中性操作原理,但最终仍没能逃过变化无常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劫难,遭受了巨额亏损。不仅如此,诸多银行因与其有巨额的资金借贷关系也面临着遭受重创的危险,在此危急情形下,美联储不得不一反常态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才使金融体系免遭金融形势恶化之难。虽然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在规模、程度和影响范围上各不相同,但无不说明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对金融体系构成严重威胁。

各种金融产品的初衷都是为了用来防范或者分散风险,满足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只不过在金融市场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金融产品又被人们当作赌博的工具,进行投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经济环境发生巨变。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战后近20年的快速发展,通货膨胀和市场利率上升迅速,波动加剧。为求得生存和发展,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开始了大量的迎合市场需要创新工具规避风险、与时俱进嫁接技术创新、寻找监管漏洞规避监管等方面的金融创新。60年代开始的国际金融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新的目的、特点、成因均有所不同。比如说,60年代的金融创新旨在逃避金融管制,70年代的金融创新主要是为了逃避利率和汇率风险,而80年代的金融创新除了规避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外,还出于创造信用的目的。

当金融危机一次又一次来临,更加频繁,花样翻新,特别是本次由美国次贷衍生证券产品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逐渐由金融渗入到实体经济中,并逐步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各种新型金融产品更是被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于是乎,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成为历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万恶之源。

金融不发展自然不会有金融危机,金融要发展就必然碰到问题。每一次金融危机后的金融业的改进又都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我们把美国次贷危机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空间来研究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上个世纪30年代末之前,美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都是采取吸收存款资金、放贷、收账,独立承担坏账风险为一体的金融服务模式,跟今天中国的的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市场情况类似。其优点是坏账概率一般会很低,风险可控。缺点是这种贷款流动性太差,银行可能提供的按揭贷款资金规模很有限,这与美国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符合,更满足不了美国政府为美国人民制造的人人均有大房子住的梦想的需要。为了让更多美国家庭能买到自己的房子,首先必须解决这些按揭贷款的流动性问题。为此,1938年推出的半政府机构———联邦住房按揭贷款协会(FederalNationalMortgageAssociation,简称FannieMae),专门买那些银行想转手的按揭贷款。1970年美国又成立了一个叫政府住房按揭贷款协会(简称GinnieMae)的半政府机构,购入住房按揭贷款并将其打包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之后,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几乎到了眼花缭乱的程度。在过去70年里,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多种金融创新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今天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

三、创新风险揭示不充分及监管创新不匹配是危机的根源

“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原因是次级贷款,根本原因是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其外在表现是金融创新过度,其内在根源是对金融创新监管不力。”①由于任何金融创新都有“起作用的不确定性”,在化解或掩盖了既定风险的同时也突破了现有的可控范围而产生新的风险。我们更深入地探析时下的金融危机就不难发现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放松监管,很多发达国家的问题事实证明不仅是监管放松,更多的是对金融创新产生的风险认识不足而导致金融监管创新不力,进而导致金融监管缺失。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基本逻辑就是金融创新造就了全球的金融市场,但由于世界金融市场监管创新不足没有形成全球化的“央行”,也没有形成全球化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没有形成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实质性监管。

我们比较分析一下次贷危机发生时世界各种主要金融产品结构、流动性,以及世界金融的监管形势就可以得出结论。到2008年底,世界银行资本占世界GDP10%,世界银行负债占世界GDP154%,世界债券加股票加银行资产是全球GDP的4倍,但金融衍生产品却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2倍。而不同产品的流动性呈正相关。

资产证券化所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来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是,资产证券化一旦过度,就拉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使美国金融衍生品越变越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以至于最后没有人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犹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下来。正是美国金融监管机制滞后,致使“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投资银行业务被认为是过去十几年中美国最为重要的金融创新,但是投行业务长期游离于现行的金融监管之外,不受监管的场外交易大量存在,有些甚至交易量都无法统计。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这就使得像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涉及多领域的“巨无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金融创新”。

以量子基金发动金融风暴横扫亚洲的索罗斯最近提出一种解释:当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法计算风险,并开始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目前这轮超级繁荣周期就失去了控制。金融创新本身是没错的,问题出在过度上。创新过度有两层意思,一是虚拟经济明显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是监管创新滞后。

金融创新及其衍生工具日益复杂化,是近2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一个全新的现象。金融创新引发金融体系、金融业务及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系列问题,使金融监管当局实施有效监管不断遇到新的困难。金融风险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关联度日益增强,所要求的综合监管协调能力越来越高,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压力也不断增大。长期在期货领域工作的芝加哥律师GaryM.Sinclari从另一角度对此加以分析:“政府并没有准备好足够的人员编制来开展这类必要的监管,因为监管将产生大量的费用,这样做太困难了。”

从国际层面看,最紧迫的问题是原有的治理方式已严重滞后,国际金融组织是在用过时的管理方式来应对全新的全球市场。管理缺位、乏力,直接导致了漏洞的出现。正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所说,世界将不能再继续用20世纪经济的工具来运营21世纪的经济。因此,如何加强管理,特别是加强对国际主要货币发行和大型银行的监管是未来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年多以来,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导致了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及雷曼清盘等一连串事件,这种“多米诺骨牌”和“蝴蝶”效应,让金融产品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见识了虚拟经济的力量。一提到次贷,人们总是将其价值链中的创新工具与金融衍生品联系起来,几乎到了谈金融衍生品“色变”的程度。事实上,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祸。

金融越创新,金融市场越发达,对监管制度的创新要求就更高。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就说明金融欠发展不搞金融创新是正确的,是对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更有利的事。正确的结论应当是金融创新带来了新的隐藏的风险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对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能力不够,相对应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创新不到位,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限制金融创新,不能因此过度强化金融监管,而因噎废食。金融危机只有在不断金融监管创新与深化中解决。

四、在金融危机中加快推进我国金融创新

就在一两年前我们对美国这些大投行还顶礼膜拜,对美国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还趋之若鹜,但是现在则看到了其另外一面。当前中国正处于努力推广金融创新,大力深化与拓展资本市场的关键时期,美国次级债问题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与反思的机会。这一课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必须把推进金融创新放在首要位置。美国是金融监管创新不足,而中国则是金融创新不足。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金融全球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对金融系统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也为金融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新的经济和金融形势下,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支持和投入力度,通过加快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技术,完善金融服务,建立安全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地满足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时,金融机构可以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和利润增长点,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因此,创新是当今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金融业都必须把推进金融创新放在首要位置。

首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金融创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中资银行机构走向了国际市场,对这些海外中资金融机构来说,金融创新是他们业务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与国外同行水平相当的金融创新,就无法跟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步伐,无法参与竞争。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同业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按照《银行家》杂志统计,2007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盈利能力为23.4%,而其中31家中国的银行的盈利能力只有18.3%。要缩小与国际同业的差距,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关键的举措是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其次,落实好当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求加快金融创新。最近两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产价格屡创新高,物价水平上涨。为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央提出要加强调控,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银行业来说,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不能依靠信贷规模扩张来支持经济的发展和自我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加强金融创新,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银行业本身也可以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和利润增长点,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经济有可能处在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银行业必须考虑创新,以实现在通胀可控的情况下支持经济持续的增长。

第三,扩大内需需要金融创新。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消费,而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体系的不发达。现在有人对美国负债消费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不科学。信用消费是现代经贸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用消费发展水平非常低,而通过金融创新,促进信用消费,对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无疑意义重大。

第四,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创新。我国要加快完善风险投资、期货交易等金融创新工具,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动力。我国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就是风险投资,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体系还处于雏形,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自主创新不能单靠政府投资,要把完善风险投资体制作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切入点,这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创新。金融业本身就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要大力提高金融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金融业产生的效益也远不是餐饮、娱乐这些传统服务业能够比拟的。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金融业理应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要在提高监管水平的同时,降低金融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形成有效竞争,充分发挥金融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六,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动力是客户的需求,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不断增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与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相比,我国银行业在经营理念、产品、服务、技术、结构与监管上都很落后,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快金融创新,尽快改变金融发展的落后状况,以更好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第七,防范金融风险也需要金融监管创新。随着对越来越多金融创新产品的掌握和运用,如何评估和防范这些海外中资机构金融创新的风险,避免对国内母行带来不利影响,也成为国内银行监管机构的新课题。同样,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也存在创新与监管脱节的问题。这些外资银行的总行在海外,他们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拥有最发达的金融创新工具,对他们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我国第一步开放了商业银行业务,目前也放开了投资银行业务,今后还要放开债券、证券类业务,监管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做好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工作,要通过不断的包括金融体制在内的金融创新来加以解决。

总之,要实现中国金融业科学发展,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业都应该把创新作为首要任务,从各个方面全面推进。从宏观上,要推进金融理念、理论、政策、体制、监管、文化等创新;从微观上,要推进金融产品、工具、服务、技术、运行机制等创新;从行业上,银行、证券、保险等各行业都要加快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推动金融创新的进程中要做到虚拟经济要与实体经济相适应,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在不断创新中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