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金融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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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时常伴随着它。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体系和制度日益发展，但金融危机却频繁爆发，使人类遭受了巨大损失。针对这种局面，为了能够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乃至遏制危机产生，各界学者对金融危机治理理论和方式产生了极大关注并进行研究。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冲击世界。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员，中国并未“独善其身”。金融危机一方面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重构提供了机遇。

因此，加强对金融危机治理研究，挖掘危机产生根源，强化防范意识，建立有效危机治理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传导和影响评析

（一）生成根源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迅速，波及范围之广，消极影响之深，确实是世界各国未料到的。究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盛行的“超前消费”模式为危机产生积累了不稳定因素。

长久以来，美国人的储蓄和消费习惯是：少储蓄，多消费，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政府长期保持外贸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经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以及全世界资本来拉动的。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种模式的流行，即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转型：依靠个人财富增长，其基本消费不以个人收入水平为基准，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将个人预期未来收入转化为可以增加财富的资本，然后把这些资本变成个人消费来源。这样不仅可能透支现存的资本，而且容易透支未来可能取得的财富①。

而这种严重地透支未来的投资消费模式，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股票等公共领域，还是个人资产领域都表现无疑。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经济可持续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衍生品提高了危机的产生风险。

作为20世纪金融创新之一的资产证券化在这次危机爆发中起了助推器作用。资产证券化，即以打包的贷款抵押资产为标的物发行债券向投资者出售，它一方面促使贷款机构将流动性较低的贷款资产以现金流形式回收，一方面使投资者拓宽投资渠道，加强多方面投资收益②。这种金融创新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而提供更多抵押贷款，它们在投资银行帮助下实施资产证券化，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据美国经济分析局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发行了近两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10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③。由此不难看出，资产证券化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它一旦过度，就加长金融交易链条，使金融衍生品更为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缺乏透明度，危机发生概率加大。

第三，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产生的泡沫加之政府利息政策变动促使危机显现。

这是此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鉴于美国经济长期的高负债、低储蓄特征，为应对新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困局，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之从6.5％降至1％。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使得银行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但是，2004年以来美联储多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升到5.25%，逐步打破房地产泡沫，使得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加重，一些放贷机构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破产④。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拖欠债务比例和丧失抵押品赎回率转而上升，造成房贷市场更加混乱。

第四，金融监管的弊端为危机滋生提供了“适时”环境。

美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标榜通过最低政府干预和最大程度竞争建立弹性宽松的经济体系。但逐步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之中。

其流动性注资和大幅度降息的刺激方式为许多国家央行效仿，这就助长了市场对央行的依赖心理，从而使金融机构放松了对风险防范的控制。虚拟经济扩张的幅度大于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漏洞和弊端日益增多，更多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创制中，危机隐患逐步扩大。同时，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无疑对危机的加深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指引起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继发效应。它不仅由一国影响到另一国，而且也造成区域间的连锁反应。

就此次危机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汇率传导

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持续走低，导致作为世界主要清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不断贬值，使包括资产价格、货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等在内的整个国际价格体系陷入失衡。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逃离债市、股市，资产市场迅速下跌，损害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石油、粮食等大宗基础性商品期货爆涨，并带动现货价格飙升，通货膨胀由一国波及全球。

第二，机构传导

机构传导有两种方式：一是危机延发国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影响与母国同一系统的分支机构或总部的支付；二是一国的债务机构出现支付困难，而另一国的债权机构因对其借贷比重过大，可能被拖入债务危机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属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雷曼公司的股票及债券，而雷曼的最终破产导致其不能迅速回笼资金而影响到支付①。

第三，心理传导

此次金融危机的传导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机构和个人恐慌心理的蔓延和波动。这种恐慌心理切实地反映在股市、债市、汇市的不正常表现上。就美国而言，金融危机产生后，外围市场走低给投资者心理沉重打击，股票市场持续大跌。从实践上讲，对于股票投资，投资者会根据掌握的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期，当其对持有资产的安全性产生怀疑，会采取保守和安全策略。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极易转化为集体行为，即所有投资者都将采取相同举措，形成蛊惑性传言使市场产生波动和震荡②。

（三）实际影响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巨大，不仅影响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而且将对今后国际金融秩序起到极大的重塑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深刻影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在现行世界货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和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占有相当大比重。同时，美国为主的商行、投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把握主导权。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入美元资产，推动其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发展，使得金融市场风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不断积聚。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资产及其金融产品的吸引力和价值下降，其依赖资本账户支撑国内赤字和消费融资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全球货币金融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必将引起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反思。

国际金融格局和秩序转变的趋势可能加快。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格局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游戏规则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广泛参与，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场肇始美国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现存格局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重塑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使之能够反映金融运行的普遍规律和原则，也兼顾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要求和特点。当然，由于各方受金融危机破坏程度和影响领域不一、各利益相关方对于建立新格局、秩序的具体措施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最终形成体现各方利益，都能有效参与的新秩序。

三、金融危机治理中的中国经验与策略的价值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因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金融危机治理的重要性。如何能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效验来探索金融危机治理的有效模式和具体策略，成为现今研究的重点。

（一）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的经验借鉴

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

其爆发根源在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失衡和过快的改革进程形成了金融风险，给投机力量以可乘之机。而且各国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造成各国之间相互传递和影响，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作为在亚洲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能够把握机遇，从容应对，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从而赢得多方称许，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治理此次危机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对其开放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亚洲金融危机中，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中国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较小，原因在于国家对资本项目的有效管制。一般认为，放开资本项目，将使一国与国际资本市场联为一体。

但是由于单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与巨额国际游资相比很小，因此，在金融监管不健全、宏观调控薄弱的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国内经济极易受资本大量流动和投机的影响，进而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汇率大幅波动。一旦单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危机扩散难以避免。因此，资本项目开放应与该国整体经济实力和金融调控水平相适应，采取渐进方式。同时，考虑到经济结构失衡的可能性，对资本实施暂时控制也是很必要的。这包括数量控制，也可通过征收交易税或要求金融机构在借用国外资金时缴纳准备金，以此加强对资本流动性监控①。

第二，实施较为灵活且稳定的汇率政策。

经验表明，一种稳定和有竞争力的汇率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保障出口企业保持竞争力，也保证其顺利开展业务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干扰。众所周知，经济状况恶化是产生危机的土壤，汇率制度的优劣则是危机压力积聚的关键原因。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一旦产生波动，就会带动本币升值，从而加剧本国出口困难，在经济状况本身欠佳的情况下，使经济越发恶化。而本币币值高估，客观上为短期游资投机创造有利可图的条件。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根据形势变化，改变以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汇率波动顺应市场变化且在一定可控区间内进行正常波动，从而较好的稳定市场，保证币值相对稳定，从而为抵御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坚定和提升民众对于应对危机的信心。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一方面稳定了市场波动的局面，化解了游资冲击对于进出口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民众战胜危机的信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传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信心，某些情况下的危机是由公众信心危机引发，因此，对其治理必须以维护公众信心为先导。维护公众信心，首先要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其次是要有一整套稳定公众信心的紧急救援机制，包括如何迅速调集资金给予救助，如何迅速决定金融机构退出等；再次，公众信心的稳定离不开政府信誉，因此，政府信誉的护持、政策执行效率及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②。

（二）治理此次危机现实策略的价值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随时间推移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挑战。面对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使得对危机进行有效治理，进而研究出相应策略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审慎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第一，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转型建设，构建经济发展新思维。

近年来，基于体制和政策原因导致一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然而，随着市场机制功能日益完善，要素价格受到全球市场调节程度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成本增长阶段。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要素依赖和资源消耗基础上的。

过于依赖外需状况，未能摆脱“三高一低”的束缚，产业竞争力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上，产品最终定价权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且总处于产业链低端③。

因此，依赖于低成本优势，着力发展低技术含量产业的传统思路难以维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金融危机为中国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

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沿海一些从事外向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这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使然。需要改变的是，一是选择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培育核心竞争力；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扩大规模，使价值链在原有基础上延伸至更高的产业环节或移向新价值链；三是使用高新技术对原有产业进行改造和创新，实现产业链的整合。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抓住当前原材料下降的优势，掌握产品定价权，使产业发展更具主动性和前瞻性。此外，着力拉动内需，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例如，中国政府通过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和多个产业部门的“产业振兴规划”的举措不失为一种正确有效的选择①。第二，加强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依托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构建稳定有效的金融体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在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汇率调整的市场化是切实可行的。事实上，中国采取对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政策，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论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不仅有益国内经济的稳定，也有助全球金融稳定，在这次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中应当继续坚持。为此，在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金融创新要与实体经济增长相适应，要能够有效控制金融中介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采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金融管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利率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前提下放宽贷款额度管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居民收入，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建立金融危机治理和调控机制，明确和强化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地位，加强危机风险意识的构建。

鉴于此次危机的复杂性，应全方位化解危机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推行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模式。实现金融危机的转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为主体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参与金融危机治理。对政府部门而言，积极转变职能，加强调控和监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宏观管理；对非政府部门而言，主动参与，调整对象和策略以保证具体举措的应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强化金融危机治理的过程监管。实际上，金融危机治理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过程，分为不同阶段。如在预防阶段，启动金融危机预防机制，提高政府和公众的危机风险意识，建立常设预防管理机构；在生成阶段，建立金融危机实时处理机制，收集相关信息调查研究，制定应急管理方案等；在持续阶段，进行金融危机调研评估，调整金融政策等；在恢复阶段，建立危机善后处理机制，加强心理干预辅导，对危机结果和影响进行评测等。

第四，加强国际间合作，构建新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效运行，遏止和防范危机产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一国的金融危机跨越国界传播成为全球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冀望携手应对危局。2009年9月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建议，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尝试，既表明合作已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共识，也会对危机的治理起到显著作用③。事实证明，符合时代潮流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务实性。它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鼓励世界各国自身和整体国际利益相互协调，加强协商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寻求共同利益；新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要求在尊重彼此主权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要求相关利益方共同承担责任、共享政治经济效益。毋庸置疑，新的多边经济合作的建立和完善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和促进作用。

四、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塑造中的作用

国际金融机制体系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复杂性，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性由于此次危机的爆发而进一步显现，但改革牵涉面比较广，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必须各方达成共识才能有所突破和作为。有鉴于此，中国的作用应基于：首先，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确保国际金融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中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救助能力，为其他国家的危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其次，提倡平等互利原则，在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基础上，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协作，遏止危机蔓延，为受这次危机冲击的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增加对受危机冲击国家的资金援助，并为减轻债务做出适当安排。

再次，提高自身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中的地位，扩大对国际金融事务的话语权、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等；加强对IMF、WB等组织功能和政策设计的改造，使表决权及援助份额的分配和安排体现大多数国家合理意愿。

最后，积极主动参与区域性金融合作，探讨货币和金融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建立的可能性，审慎研判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提升自身在本地区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既有风险、挑战，也有收获、机遇。对危机进行有效治理，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在国际上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在治理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更为负责任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在国内需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和健全金融体系，保障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自身和世界金融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