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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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7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一环。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事件是不够的。现在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政府（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计划（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计划是紧密联系的。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性服务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政府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政府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采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政府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97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97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采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97）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政府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政府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97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97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97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计划，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7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973~197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假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贷款用于还旧贷款（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政府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97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97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和欧洲货币基金（EMF）。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和EMF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计划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976~197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7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政府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7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贷款的利率从197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贷款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97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计划”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97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计划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计划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然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方式。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由IMF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计划”，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