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风暴启示论文

导语：东南亚金融风暴启示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警示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警示是深刻的、长远的。东南亚国家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国也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在大量地吸收外资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我国也存在大量的外债,1995年末我国外债余额达1065亿美元，占同年GDP的15.68%。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1991年—1996年8月止共计1610.7亿美元，我国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外资从1979年至1995年共计2291亿美元。近二年来，我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号引资大国，是世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引资大国。

1996年我国出口贸易不尽如从意，特别是头6个月的出口贸易更是严重滑坡，后半年则稍有回升。有人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的滑坡的直接原因是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导致的。但其中是否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有下降之虞呢？

尤其重要的是，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呆帐是困扰我国金融形势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的头号大敌。我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同一比率，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率也高出许多。据《经济学家》周刊的数字，我国银行负债资产在1995年的这一比率是80%左右，而美国是50%左右。亚洲国家除日本外都比我国低。

我国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比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在同一期的《经济学家》周刊中，以国有银行资产占整个银行资产的比率来反映的这一程度，中国的这一比率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省为接近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左右。

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目前这是一种可能的风险，但是一俟条件成熟，就会转化为现实中的金融风险。

乍一看起来，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与平民百姓无关，仔细一想其实大谬不然。难道通货膨胀、银行倒闭跟咱们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太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包揽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以致我们对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风险麻木不仁。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如1988年1993年经济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过猛的情况，这也是市场金融风险的一种。

但我们的银行从来没有因为经营者管理不善，出现不能支付居民存款的现象。近几年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也曾有过几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但我们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没有抓住机会向储户们宣传因银行支付出现问题而出现的金融风险。因此我们对这一类的金融风险没有亲身感受。

其实，我们一直在市场中迈进，银行支付不济而导致银行挤兑风潮的风险会用它特有手段让我们付出代价。我国台湾省近几年不是也曾出现银行挤兑风波吗？日本前几年出现的银行倒闭一直都在困扰着日本经济的顺利复苏。去年日本市民不是为反对日本政府用财政收入来垫支住宅金融的巨额亏损吗？

银行也是企业，它亦存在着因支付困难和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必然性。只是我国的金融才刚刚迈向市场化，银行的经营水平、资产质量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但这不是我们松懈对金融风险警惕的理由。只要风险存在，就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它的警惕。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但给国际金融市场及其金融当局提了个醒，也给我国广大的老百姓们提了个醒。在当今老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种类繁多的金融资产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培养自己的风险意识，提高自己的金融风险的预防能力和承担能力。

中国的股民们已经多次领教了股市的风云变化，他们对股市的风险有了切身感受。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们对银行会倒闭的金融风险则没有亲身经历。因此今天叫狼来了，会没有人相信。若是当真狼来了呢，我们只有亡羊补牢了。

要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

在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中，以泰国为首，包括其他东南亚各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韩国等国，因货币纷纷不支，目前，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都已宣布扩大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浮动范围，或相继与美元脱钩，倾刻间，东南亚的美元区支离破碎。在与美元挂钩采取钉住“通货蓝”的东亚国家中，除了香港外，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新加坡结果无一幸免地遭到了失败，付出了惨痛的高昂代价。

八十年代，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亚各国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将其固定在一定水平上，而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来进行调整。1995年，美日签定加强美元协议后，各国也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政策，结果逐步造成本国货币严重升值，最后成为投机商的攻击目标。

本来，不论哪个国家采用钉住特定“通货篮”汇率制度在实践中皆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联系汇率制度不能充分反映本国经济运行规律，因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几乎不可能长期与被盯住货币国的经济发展相同步、相一致。因此，在经济发展不同步、不一致的前提下，又竭力维持联系汇率，就必然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当本国经济发展良好，国际竞争力强时，则撑住联系汇率不觉太费劲，若情况相反，则大家都看到了，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活生生的实例反映。二、由于联系汇率制度是单一与特定货币挂钩，为稳定汇率就必然牺牲本国货币利率的独立性，自己剥夺了对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一旦被钉住货币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调整利率，则本国货币被动地追随他国利率有时则可能是效果恰恰是相反的，即他国是刺激经济发展，本国却抑制经济发展。这方面例子有很多，举不胜举。比如，1994年以来美国为抑制通胀，振兴经济，多次提高利率，听任美元贬值，香港港元利率被迫随之提高，从而对香港的工业、地产、贸易、金融的发展皆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可以断定，长期采用钉住特定“通货蓝”汇率制度是完全不可取的，尤其是本国经济发展不发达，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更是不能采取钉住特定“通货蓝”汇率制度，否则，无疑是慢性自杀，为金融投机分子创造出良好的几乎无风险的投机机会，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采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由1990年的23国增至1997年的48国；采取独立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亦由1990年25国增至1997年的51国。这充分显示外汇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由市场力量决定汇率，已是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所以作为新兴工业国来说，应当不断调整汇率政策，使之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

外资是面双刃剑

无论哪个国家，外资从来都是被看作是发展本国经济的动力，都是大爱欢迎的。事实上，绝大部分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因此，人们普遍产生了这么一个思维定式：外资多多益善。然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金融危机却是由于外资的投机活动兴风作浪造成的。即外资是面双刃剑，吸引进来了，搞不好会自伤身体，弄得遍体鳞伤。

在这次东南亚风暴发生后的蔓延过程中，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官员纷纷指责美国金融专家索罗斯的金融投机活动在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兴风作浪，是造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的确，以金融投机作为职业的索罗斯今年瞄准了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今年1—8月份，仅他属下的量子基金就动用数十亿美元资金，在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获利20多亿美元，投机十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东南亚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超前，在快速引进外资的时候，未能配合以行之有效的措施使用好、监管好、调控好。

近几年来，东南亚国家外资的流入趋于失控状态。目前泰国的外债已达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他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为54%、47%、39%。尤其严重的是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外资有将近25%属于短期贷款，这些资金出于逐利的本性，随时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投机资金成为”始乱终弃“的过客。

建立在投机泡沫和大规模外资进入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一旦投资的领域未能产生预期收益甚至亏损时，外资尤其是投机性质的短期外资就会以它们当初蜂拥而来的激情，迅速而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国家和它的货币，将其经济肌体砍得鲜血淋漓。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给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造成的伤害仅是货币、证券市场这一块就已是触目惊心：从今年初迄今，投资人在泰国货币、证券市场的损失已过54%；菲律宾居次为46%、马来西亚45%、印度尼西亚41%、新加坡25%。

外资本身还是个好东西，用不好、管不好、调控不好也会伤人。东南亚这次金融风暴带给东南亚各国的教训是惨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政府干预往往事与愿违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政府纷纷采用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像印度尼西亚，当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缩紧资金的流动，其中央银行的利率已经上扬了2倍。更有甚者，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甚至直接干预市场：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宣布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的股票，印度尼西亚也步马来西亚的后尘，宣布了类似马亚西亚的做法，限制外国人外汇交易。这些国家直接干预市场的目的无外乎是遏制市场下滑，稳定投资人的信心。效果如何呢？

马来西亚宣布了新的限制后，令投资人无法按完全自己的意愿自由买卖，投资人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宣布实施新限制的当日，吉隆坡股市应声而落，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挫，而且随后连跌数日。无奈之下，马来西亚政府又只好朝令夕改，宣布取消限制。然而投资人信心已受重创，而且政府如此朝令夕改更令投资人疑虑重重，望而却步，可以说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干预市场的莫大嘲讽。

印度尼西亚情况类似，该国政府宣布的新限制，提高了投资人取得印尼盾的难度。当日，汇市开市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先止跌回升，但很快的又再下挫，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往往是事与愿违。港特区政府。香港采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港元汇率相当坚挺。尽管香港股市八月底至九月初一度暴跌，急剧振荡，但香港特区政府仍坚持积极不干预政策，反而令投资人感到买卖自由，资金流动性好，从而对投资人产生吸引力。舆论普遍认为资金不会从香港大量流出。这难道不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吗？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近十几年来实行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道路，加快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忽视了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引导外资进入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中去。例如，泰国在吸引外资时，忽视了外资的结构，外债余额中80%是短期外债，而且占GDP的比重1995年为39.8%，1996年为38.3%。外债占GDP的比重过大削弱了国民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短期外债比重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负担。此外，泰国没能有效地引导外资向基础工业和加工业方向投资，近80%的外资投资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这样的外资投资结构无疑会引发国民经济的泡沫成分，虚假繁荣掩盖了经济结构失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泰国有近一半的房地产空置。大量的资金无法如期收回，特别是银行以外国资金向房地产投资，更是无法如期偿还到期的外债。应当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东南亚国家都以促进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然而，近两年其轻工业产品，如服装、电子和电讯产品，受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激烈竞争，重工业产品则受到来自韩国和前苏联国家的挑战，结果该地区出口的衰退和进口势头强劲，导致贸易赤字剧增，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以及外汇储备减少等，从而加大了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对此，今后东南亚各国应将其工业结构从劳力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以便加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的发展。

控制外国短期贷款的比例

必须适当控制外国短期贷款的比例，东南亚国家有四分之一的外国贷款属于短期贷款，并以此支付进口。短期贷款的明显缺陷是偿还期短，在金融系统运转不灵时极易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菲律宾大部分外资集中在证券市场等利润高但风险大的行业，这种投资一旦回报率不高，就会被撤走，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人民币应调低利率水平

人民币自1994年1月并轨后，曾在1995年5月17日创下8．2802的最高位。由于目前人民币利率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使得国际套利资本有利可图，中国应控制这些资金流入，防止形成金融危机。

人民币值趋于坚挺，加之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使得套利资本有利可图，这将首先使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动荡的成分。另外，政府将因有些单位将非法私借的外债混入经常帐户，而无法统计外债规模，外汇大量地兑换人民币，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严格控制短期外资流入，防止其在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等市场制造金融“泡沫”；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管理，杜绝在外资企业对外借债没有纳入国家外债规模的情况下，出现假合资、真融资的机会。

中国应适当调低利率水平，目前中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平均水平在年利率7至8厘，内债年利率平均水平为12厘左右，而国际市场存贷款年平均利率约为六厘，而国债年利率到6厘，中国的息率水平对国际短期投资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还应加强结售汇管理，在结汇环节上，内外资企业结构应有凭证办理，防止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兑付，套汇逃汇。国际套利资本是利用汇率、利率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变动预期进行套利，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动荡就是证明。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档次

在这次危机中，受影响最深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四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本国的产业停滞在低水平上重复。本国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削弱了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1995年逆差是141.09亿美元，1996年达180.1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8%和9.7%。马来西亚的经常项目逆差1995年为66.31亿美元，1996年81.08亿美元。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1995年和1996年也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其实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在1994普遍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得到全面证实。

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本应让本国货币相应贬值以提高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但泰国没有这样做，有的国家这样做了但不彻底，没有起到促进商口出口的目的，也没有削减经常项目赤字。

为了维持高估的本国货币，泰国和菲律宾不断地收购本国货币，抛售外汇，反而使本国银根紧缩，利率上升，打击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国内的高利率也吸引了一些外国短期资金流入国内。这些短期国外资本极易受国际和本国的金融形势的影响，一有吹草动，便会对本国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投机

金融监管主要是监管银行的管理制度和资金的运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漏洞。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都不同程度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工具无疑会对新兴市场有巨大的吸引力。衍生金融工具，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成熟金融市场也有严格的监管要求，但不少新兴金融市场也在广泛使用。

离岸金融业务也是需要较成熟的监管经验，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或正在试图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正在利用国家政府的迟缓的监管制度，进行金融投机活动。

对新兴金融市场而言，至少下列四个方面的潜在风险需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加强金融监管：1、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2、向本银行的职员、股东、董监事及政府官员提供的有关联贷款；3、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过去十年，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国家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结果导致大量资金因房地产过剩变成呆账，从而使投机商有机可乘。目前，泰国和菲律宾都已规定房地产贷款不能超过银行总业务量的20%，贷款数额不能超过项目所需资金总额的60%。所以必须限制向回报率较差或容易造成呆账的行业提供贷款，并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暴发这次泰国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国际货币投机商的推波助澜。国际货币大炒家乔治·索罗斯，他在1992年就曾成功地狙击英镑和意大利里拉，从而迫使英镑和里拉当时退出欧洲货币机制。他于今年3月份就开始狙击泰国铢，他又一次冒险成功了。乔治·索罗斯的冒险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本身有足够的资金来狙击泰铢，而是因为他能够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庞大游资起呼风唤雨的作用。因为新兴金融市场国家不但要特别注重金融监管的建设而且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投机商对本国货币的投机交易。香港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中也曾经两次受金融投机商的狙击，但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时关注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因而没使投机商的企图得逞。国际金融投机商对货币的炒作为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建立多层次的完善的金融市场

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国家通过货币市场的利率工具调控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平衡全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过热或者经济萧条。这都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在1994年以后连续三年泰国发生经常项目逆差时，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贬值本国货币，增加产品出口。政府反而提高利率，以达到吸引外资流入国内，平衡国际收支逆差。提高利率固然能吸引大量短期外资，暂时平衡外贸逆差，但是却紧缩了银根，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提高利率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说，这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合理与否要视该国的具体经济情况而定。经济过热与否，消费水平是否过高，国有企业的负债能力，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等都要综合考虑。就我国当前的利率水平而言，中央银行认为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在剔除通货膨胀率之后，我国实际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为4%，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相当。另外这一水平的利率已没有空间再行降息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我国实行适当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总目标。目前的利率水平也不会太低，不存在提高利率水平的压力。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提高利率水平会使大部分国有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面临利息负担过重和资金短缺的困境。

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各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都会引起国际游资的反应，尤其是金融基础薄弱的国家更是国际投机商热衷猎取的目标。这一点在1992年的英镑危机和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及我国香港的外汇市场波动就被证明了。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运作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我国货币市场建设的目标之一。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不可能形成我国的基础利率水平，资金就不能在全国流通，就会形成各自割据的资金中心，不利于资金配置。规范性是要求打击各种违法的资金拆借市场。黑市资金市场在我国利率水平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曾经猖狂一时，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规范性目的就是为了根除违法资金拆借。

资本市场是筹资人获得长期资金的主要市场，获得长期资金有两种主要方式即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所以资本市场在我国主要有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债市场，无论从发行规模还是交易量来看，企业债券市场还是一个开始。我国也是才从今年5月份制定规范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法律文件。这个文件是适应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直接融资的迫切需要而制定的。

我国的国债市场远比企业债券市场要大得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1996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1996年计划发行国债195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8.42%，占同年财政收入与支出的46.69%和40.7%。从1990年到1996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增长速度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与支出。

尽管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在日益提高，但是我国国债余额占GNP的比重却很低，1995年低这一比重为5.9%，1996年度国债发行额占7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也仅为5.41%，也就是说财政的债务负担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不相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重建财政工作，提高国家财政汲取国民收入能力的迫切性。

1995年国债发行第一次引用带有招标拍卖形式的市场发行机制，国债招标发行机制是一种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的运用有利于金融资产利率的形成。金融资产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无疑会推动我国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国债收益率的形成对我国基准利率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与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的共同点就是市场。因此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

目前国债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二级市场交易中存在的大量的债券回购交易积欠问题。国债卖空存在的这些问题已成为困扰金融市场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国债市场交易问题，财政部等有关部门于1996年成立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负责主持营运全国国债托管结算系统。1997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所有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和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证券回购及现券交易。此后国家规定所有的国债回购业务和现券交易都交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管理。这是规范我国国债市场的关键措施。

我国资本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股票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投资人数稳定上升，上市股票市价总值不断扩大，沪深两市的成交量激剧增长。去年底和今年4、5月份股市的大幅攀升，说明股市的交投十分活跃。毕竟我国股市是一个年轻的市场，证券交易的监管不完善，理性投资者不够成熟。因而从一开始中国股市就呈现出年轻股市场的风险性质。

因此改进交易制度和完善基础设施成为证券市场建设的一项不可松懈的任务。今年5月份国家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3‰上调到5‰，对抑制股市投机起了一定作用。今年3月上海证券市场推出新的指定交易制度，投资者在与自己选定的一家证券经营机构订立指定交易协议后，可以指定该机构为自己买卖证券的唯一交易人，指定证券经营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委托、交易、结算、查询及其他市场服务。投资者选择指定交易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自己的股票帐户被盗用。4月份，上海证券交易所又推出完善查询制度和中央存管制度等六项措施，进一步步强了上海证券托管清算体系的服务功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从5月份起，实行股份集中管理与清算制度正式运转，使深圳市场自1995年8月以来推出的改进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的一系列相关措施全部按期实施。深圳市场对股份登记结算制度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在原有的“两级托管”基础上对股份实行集中管理。与上海的中央登记清算制度不同，深圳登记结算公司为证券商提供二级托管服务，证券商为投资者提供一级托管服务。

除此之外，沪深两市证券交易市场的技术设施不断有改善，信息统计和信息制度更加客观规范，实时监督系统初步建立起来，监管水平有所提高。两家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市场监查部门，开发电子化的证券交易实时监控系统。电子实时监控系统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对证券交易实时监控，及时发现证券交易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实时交易系统为跟踪、分析和调查违规交易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

我国证券交易要继续在上述各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更是不可手软，一经发现市场违规行为坚决查处，决不姑息方能规范市场交易。

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现代经济的必须。国家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金融政策都要通过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来实现。由于各金融市场的功能、运作方式、对各货币政策的各种工具的吸收能力和程度不同，国家金融当局需要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来市场供求关系。

正是由于多种金融市场的存在，经济生活中的金融风险才能够有效地分散。不把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是防范风险的最好方法。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正是基于要把鸡蛋分散地放在不同的几个蓝子里的想法。现代金融生活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是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

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在大力推动国内企业吸引外资的时候，泰国政府忽视了保证吸引外资的质量和外资的结构问题。泰国与东盟其他国家一样，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先行一步。但是因为国内资金太缺乏，国家管理层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不够成熟，这些基本问题在与经济发展严重不适应之前，没有引起泰国政府的重视。1996年—1997年泰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正计划从周边国家和我国云南省进口能源。1996年6月末泰国总理班汉访问老挝柬埔寨时签订了进口水利水电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计划至2006年将分别从上述两国进口300万千瓦和40万千瓦的电力。

除基础工业的建设与本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外，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还存在如下严重失衡：房地产和股市等泡沫经济成份过热，劳动密集型工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太大，且低技术水平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由于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旺盛，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严重困扰经济发展和金融形势稳定。

泰国从1994年就出现了经常项目的贸易赤字，以后几年没有改善，1995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为141.09亿美元，1996年为180.13亿美元，分别占同年GDP的9.7%和8.8%。一般来说，正常的比例是5—6%，超过8%则是处于危险线上。泰国连续两年超过8%的警戒线。与此同时，泰国尚有大量短期外债，不但有沉重的利息支出负担，而且面临着偿还外债的责任。因此泰国的金融形势在危机爆发前是相当严峻的。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是导致泰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主要因素。1994年以前，泰国出口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为泰国赢得大量外汇。1994年以后，泰国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崛起，对泰国的产品在市场构成了威胁，夺去了大部分市场份额。面对这一形势，没有引起泰国产业界的重视，没有因此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泰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出现严重失误。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泰国需要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国际金融市场与外国政府的资金能够满足泰国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泰国十几年来大力引进外资金，外债负担大大增加。1995年泰国外债余额为659.1亿美元，1996年为700.74亿美元，而这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41242亿泰铢和46334亿泰铢，分别按同年的汇率计算，外债分别占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9.8%和38.3%，而且近80%的外债是短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80%投向了房地产和证券等泡沫产业中，这些泡沫产业为泰国的经济带来了虚假的经济繁荣。利用外资的政策失误为泰国金融危机埋下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这一矛盾在泰国的连续三年的外贸赤字特别是经常项目的赤字的打击下，终于无法被掩盖了。

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向我们提出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新课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面临着吸引外资为本国经济服务的任务。据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统计，我国已连续二年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大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利用外资大国。我国也是1996年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截止去年底，我国共向世界银行贷款280亿美元，用于184个工程项目。

与些同时，外国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等已在我国开展了业务。我国金融当局已在上海浦东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我国国有商业独资银行也开展了离岸金融业务，一些金融机构利用香港、经济特区及上海浦东的政策优势与外国银行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关系。我国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联系。

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1979年以前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与我国金融市场联系已达到一天也不能中断的程度。香港回归祖国后，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贸易金融联系也是一个国家之内两个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将前所未有地增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缺乏了解的全新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银行以及管理人员对这一全新的领域的风险估计不够，缺乏必要的运作经险和制度准备。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尽管我国有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高速持续增长的经济，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系列货币危机再次我国的金融界同行发出了警告：金融风险时刻不能忘记。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提高银行资产质量的关键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占我国整个银行资产的90%左右，而其中的大部分资产又是投向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近80%，而对银行的负债对占其中的70%以上。因此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几乎全系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扶持。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蓬勃发展，个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及各种所有制的混合体—股份制经济等与国有经济形成了并驾齐驱的新形势。由于历史的和体制上的等各种因素，国有企业不但承担了经济改革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在转变经营机制上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导致了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效益滑坡，经营生产难于为继。这部分国有企业与国有独资银行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构成了银行企业之间的主要关系。

相当部分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晰，责权不明确，政企不分开，管理不科学，不但影响了国有资产的增值，而且每年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管理体制上的虚置和疏漏，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在被经营者和管理者大量地鲸吞。这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

因为国有企业经营不理想，银行的资产质量就大打折扣。据保守估计，在银行对企业的70%的总债权当中，其中至少有10%—15%的坏帐。如果计算愈期货款，这一数字不要扩大。在银行的整体资产中，如果不良资产过多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信用，增加银行的经营风营。泰国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对房地产的投资比重过大。至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有近一半的写字楼和商品房闲置卖不出去。失败的房地产投机是导致这次泰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

我国在经济过热时，也曾出现过房地产过热，股市过热等泡沫成分。这已引起我国金融管理当局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应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