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进城动力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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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为30%左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制约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快城镇化发展。根据国际经验，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有利时机，而农民进城又是城镇化的实质和关键，本文运用经济学模型并结合制度背景，分析了当前农民进城动力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民；进城；动力；经济人

城镇化总是伴随着工业化，是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结果和动因，二者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城镇化水平常常被看成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进步状况的重要指标。它一般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的比较利益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村人口必将逐步地、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和集中。这个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即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它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拓宽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而且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良性循环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经典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的建立和创新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最早提出了人口的流动模式，论证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基于若干假设前提的不合理性和重工轻农的政策结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模式被逐渐兴起的托达罗模式所取代。

托达罗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现实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认为人口流动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造成的。概括地说，托达罗模式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来源于迁移者对比较收益与成本的合理经济考虑，这种考虑还包括心理因素。第二，是预期的而非现实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的差异主要包括两个因素：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而就业概率的大小又由城市失业率的高低和城市新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来决定。如果城市的工资为农村工资的一倍，那么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就会不断地向城市流动。第三，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和城市的失业率成反比。第四，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条件下，情况必然如此。托达罗不仅突破了在解释城乡人口流动原因上的传统局限，而且提倡要发展农村经济，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赞同。但托达罗模式只注重预期收入差异的动因却忽视了风险的影响和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试图以托达罗模式为依据，结合迁移风险和制度背景的考虑，建立在不同行为方案下的农民收益函数表（如表1）①

假设农民在决定是否进城时，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为αj(j=1,2,3,4),其中，α1表示不进城，单纯务农；α2表示受雇于人，完全务工；α3表示忙时务农、闲时务工；α4表示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即进城创业。设其行动空间为A，则A=｛α1，α2，α3，α4｝。

假设农业劳动力进城工作的结果为Pi(i=1,2)，其中顺利就业或创业的概率为P1=P，找不到工作或经营失败的概率为P2=1-P。假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自然状态空间为Q，则Q=｛P，1-P｝。

假设农民采取兼业状态时务农所占时间的比率为t，务工所占时间为1-t。设务农收入为y1,务工收入为y2，从事个体经营活动收入为y3。一般情况下y2、y3≥y1。

设农民的收益函数为Vij，Vij=V(Pi,αj)，该函数表示农民采取行动方案为αj，进城求业或创业的结果为Pi时的收益，设c为迁移成本，k为个体经营成本。

表1不同行动方案下的农民收益函数表

可见，农民进城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作出何种行为选择，取决于每个决策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素质、经营能力和对待风险的态度。

二、在假定模型下农民进城的决策分析

农民是理性的，讲究实际的“经济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W·舒尔茨指出的：“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农民进城的动力有别于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后者是由工业化、市场化的程度决定的，而前者则完全来自于农民对自身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一般来说，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值越大，农民进城的动力就越强；反之，这个比值越小，农民就越不愿进城。

目前，统计学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主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尚未实现或部分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民，另一种为已经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民。以下将利用所建模型分别对他们加以分析。

（一）尚未实现或部分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民。这一类农民通常具有以下特征：①居住在偏远的农村，信息相对闭塞，土地是其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②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比较传统，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素质普遍不高。对于他们来说，在不考虑任何迁移成本的情况下，他们在心理上是愿意进城的。首先，在支出同等劳动的条件下，农民在城市可以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至少在观念上这么认为），获得比在农村更有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其次，进城能享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享有较高的文化教育、较好的医疗保障，更齐全的基础设施。再次，能提高实际上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据农业部所做的一次关于沿海四省（广东、江苏、浙江、河北）的130个村，650户的调查，在具有迁移意向的农民中，有78.8%的人愿意迁到城镇去，只有13.5%的人愿迁往其他农村地区，另有7.7％的人愿迁往国外。②但在进行迁移的行动决策时，他们经济人的本质就起了决定作用。

1、对于前者，即专业农民来说，不愿进城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他们从事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生活，务农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低收入使他们或无法偿付或舍不得支付昂贵的迁移成本。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知识技能、精神状态等方面的不足，无法进行谋生进而融进城市生活，即他们进城的预期收益为零。一部分农民由于环境闭塞、信息不畅，对城市知之甚少；一部分农民对现有的务农收入已经满足。这就决定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短期内不愿意也无能力承担风险，只能选择方案α1，维持现有收入y1，进城可能性不大。

2、对于后者，即实现一部分产业转移的农民（主要是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兼业农民），他们的现况是既可以获得农闲时机会成本为零的进城务工及其可能的潜在收益(P×y2×(1-t)-c)，又不要承担太大风险，彻底放弃务农（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极限为y1-c）。他们“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通过务农保证基本生存条件又可以通过从事非农产业改善收入。比较方案α2，α3可以看出：两种方案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收入差异为：

[P×y2-c]-[y1+P×y2×(1-t)–c]=P×y2×t-y1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务农时间比率t会不断变小，那么两种方案的收入差异也将越来越小。当t=y1/(p×y2)时，两种方案收入相同，而方案α3在找不到工作时的损失却更小。而且选择方案α3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住房及其它农民可以享受的权利。理性的“经济人”必然会保持现有的方案α3，即至多只会暂时进城，往返于农村与城市，而不会永久地迁往城市。这是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兼业农户的最重要原因。

（二）已经实现产业转移的农民。这部分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乡镇企业职工或业主身份住在农村（一些城中村的农民虽有仍从事农业，但因其在属性上与此类相似，故也归入此类）；第二种是完全脱离农业的农民工；第三种是在城市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农民。

1、对于第一种：这是相对特殊的农民群体，他们一般都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或城中村，既享受了城市的文明又不失去农民的优势，可谓一箭双雕。在进城同样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现在的收益（y2）要大于进城的预期收益（P×y2-c），进城不仅要面临概率为(1-P)的失业风险，而且要偿付巨额迁移成本，主要表现为：他们通常已经在农村投资几万、几十万元建好了宽敞的住房，享受田园风光；在现行土地制度下，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区位条件较好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未来收益；农村中有较宽松的计生政策；农村集体经济发达地方的农民或已经入股的农民，在农村可享受集体福利、分红；已经建立起的各种“社会关系”。应该说，这类农民具有永久性迁移进城的最完备的条件，但是除非为了子女教育，否则在现有制度不变情况下，他们进城的动力是很小的。

2、对于第二种：他们具有承担求业风险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托达罗模式就是对这种农村人口转移的描述。他们的预期收益具有不稳定性和高风险性，并且要承担过高的迁移成本：他们从事的一般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高强度、高温、高空、有害、有毒的行业和工种，收入不稳定，工作不固定；远离家属子女，要承受精神负担和春运高峰期的高价交通费用等经济负担；他们通常缺乏劳保和社会保险，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又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他们进城往往是一个家庭为收入最大化所作的决策，而且，通常是农户为未来创业而准备资本的一种策略。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预期收入，而且也取决于迁移的直接成本。因此，这类农民的进城行为往往也是短期的。

3、对于第三种：他们不仅能支付迁移成本（c）、个体经营成本（k），而且能够承担经营风险。其特点是：①该种类型的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经营能力或拥有一定量的自有资本。②在城市不受雇于他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个体经营活动，成为小商贩、小业主。③从事个体经营活动，面临的较大风险，这不仅源于自身经营的能力，而且受市场环境、现有制度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正因为如此，这种类型（即选择方案α4的农民）在进城的农民中占的比例较小。但这类农民进城后，由于收益较大（P×y3），他们是一定会长久地生存下去。

综上分析，由于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即使存在预期收入大于预期成本，农民进城的推力仍然不足，而现行的户籍、劳动制度等又人为地制造难以逾越的“门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民进城的拉力。这是导致我国城镇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以福建为例，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5％提高到1998年的33.9％，每年只上升的0.95％，而根据福建“十五”规划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2％。③这就意味着城镇化水平每年要提高约1.5个百分点。不论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经验看，还是从福建经济发展的后劲及现行体制来说，要达到这样的速度决非易事。如何增强农民进城的动力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三、农民进城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农民进城的动力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农民有进城的意愿，但外部因素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使得大量的农民仍局限于在农村中谋生。当前导致农民进城动力不足主要有三个原因：①城市的就业概率偏低；②迁移者的求业或创业能力不高；③现行体制障碍。

从根本上说，城市的就业概率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经济发展和就业结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就业形势较好，就业概率较高，农民进城的步伐也较快。据国家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资料，我国1998年农村劳动力流入量前五名的省市分别是：广东49.43%、浙江6.91%、北京6.46%、上海6.04%、福建5.19%。④近几年，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和频繁波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强力推进，乡镇企业的不景气，给城镇的就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困难和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也大大制约了城市就业水平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进城风险，阻碍了农民进城的步伐。

迁移者求业或创业能力的大小，主要受农民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和适应力的制约。一般来说，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市场意识较强，能够通过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和岗位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而当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大大影响了他们进城就业的信心，使他们无法参与或不敢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并时刻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

制度因素的影响是最深、最具本质性的。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体制改革滞后，农民进城一方面可能会冲击农业生产，造成大量土地抛荒；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城市职工就业。出于这种担心，一些地区政府设置种种障碍，人为地增加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成本，这些制度主要包括目前仍维持着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在现有制度的影响下，进城农民的子女入托教育难以保证；他们自己则因劳动收入低、时间长、几乎不享受社会保障，而难以保护自身已形成的人力资本和进行人力资本的再投资；容易产生对土地的依恋等等。这些给农民进城增加了直接成本和心理压力。

城镇化是人口和生产要素集中的过程。加速城镇化进程，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意愿，千方百计地减少农民进城的成本和风险，增加农民进城动力，积极鼓励农民进城。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推进城镇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提高城镇就业概率。当前，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规模效益差，产品科技含量低，地区性结构雷同，国际竞争力弱。我们要紧紧围绕结构调整这一中心，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大调整的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既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依靠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增加城市就业机会。

2、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或许是二元体制所带来的最重大、最深远的负面影响。广大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层次低，是造成他们就业少的最重要因素。要切实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加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真正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同时要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加大自身对教育的投资，将子女教育真正当作是具有高效益人力资本的投资，而非单纯的没有产出的“消费开支”。

3、加快体制创新的步伐，为农民进城创造良好的制度性前提。主要包括：改革传统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实现户籍管理上的城乡统一；实行城乡一致的劳动用工制度，缩小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在用工成本上的差距；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代替目前土地和农业对兼业农民的保险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