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展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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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自国际的挑战

此次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给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其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政治、科技、文化乃至国际安全等各个方面。不仅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也给处于国际经济政治链条关键环节的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经济上看，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持续发酵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被打断，此次危机严重冲击了美欧发达国家过度负债消费、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中东提供能源、亚洲生产、美欧等发达国家消费”的世界经济运行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的深度调整不可避免。30多年间，我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必然使上述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我国高度依赖出口、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临极大的挑战。第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面临着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世界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扩大出口、促进就业、振兴经济，纷纷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据世界银行统计，此次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推出或计划推出的贸易保护措施达78项之多，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措施主要涉及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等。此外，还有一些旨在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未计入上述保护措施，如反倾销调查等［1］（335）。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仅增加了我国的贸易成本，恶化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使我国稳定出口市场、扩大贸易份额的难度明显增大，而且也增强了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外贸依存度的紧迫性。第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务市场也问题不断，并在希腊之后相继陷入主权信用危机。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度采取措施予以救助，但危机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各国为摆脱危机所出台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其经济恢复和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到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时，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为摆脱危机所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抑制了欧元和英镑汇率的回升，也给我国对欧洲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再者，由于欧洲经济停滞，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扩大就业、复苏经济，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对人民币升值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诉求。上述这些政策，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第四，美国国债危机及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使欧洲各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而且也使美国面临巨额债务的巨大威胁。自2008年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国债总额一路攀升。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2］。2012年底，美国政府债务达到国会制定的16．4万亿美元的上限，只是由于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特别措施”，美国才没有陷入债务违约的窘境［3］。为了摆脱债务危机，避免债务违约和经济衰退，防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美国国会不得不一再提高债务上限，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实行的这一政策，对我国经济运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该政策在扩大对我国进口的同时，使美国贸易逆差增大，不仅强化了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而且还导致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其次，它使流入我国的“热钱”增多，使我国面临股市、房市泡沫进一步膨胀的风险，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再次，美元流动性过剩导致国际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攀升，增加了我国进口这些商品的成本，引发了输入型通货膨胀。最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使我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严重缩水，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第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趋势。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以往“去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发达国家出现了“再工业化”、重返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借助高新技术这个平台，不仅可以实现传统产业的复兴，而且还将加快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型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发达国家传统工业的复兴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将在挤压我国产品市场空间的同时，加大我国培育并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压力。第六，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一问题，而且还将推动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这次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改变了过去低储蓄、高消费（甚至靠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采取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的发展模式。这一“再平衡”过程，将使发达国家转而依靠发达国家自身和相互之间的供给来满足其需求，我国以往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而这将加剧我国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第七，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是旧有产业发展潜力消耗殆尽，新兴产业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能否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突破、现代科技体系能否迎来新的革命浪潮、新兴产业能否实现快速发展，决定着未来世界经济能否摆脱危机、走出滞涨困境。为此，各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龙头，大力开发节能环保技术，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抢占绿色能源技术的制高点，催生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科技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信息技术革命和绿色科技革命的态势尚未形成。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其推出的绿色能源技术革命，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第八，争夺“人才高地”引发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支撑。为此，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提出要打一场“争夺大脑”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具体措施有：大力培养本国人才，大力扶持大学发展，积极吸引全球精英，重视合理使用和留住人才［1］（299－300）。

由于发达国家的基础条件优越，再加上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人文思想的蛊惑，尽管我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以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便于施展才能的创业条件来吸引人才，但人才流失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第九，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国际矛盾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使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进一步增强，我国面临的矛盾比以往更加突出。首先，随着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竞争对手由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竞争对手的实力明显增强。其次，随着我国加快产业升级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围绕获取战略资源所进行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最后，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对我国的封锁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要求我国承担减排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反恐、防止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疾病、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方面，我国也将承担更多的责任，面临更大的压力。所有这些因素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第十，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不仅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而且也影响到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防安全。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二重性。如果处置得当，可以起到优化资源、促进增长、推动发展的作用；如果处置不当，则不仅会增大经济风险、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还会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杠杆，是全球经济运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它们不仅联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使金融系统中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并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还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把危机从一个国家传导到另一个国家，使其最后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融为一个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有机整体，我国的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也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金融业的股份制改造、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国内私人资本的介入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创建和运营，使公有制在金融领域的主体地位受到威胁，国家对金融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以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将被削弱。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跨境流动和市场投机因素增多，输入金融风险的概率逐渐增大，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随着我国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的持续增长，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我国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也将面临挑战。虽然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增加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掌控规则制定、体制运行的主导权和最终决定权，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导向和重大决策仍然以体现和保护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利益为宗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过程中仍然处于被动地位，依然存在被胁迫甚至被劫持的风险。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使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变得十分复杂，而且也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环境。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的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在危机冲击中一枝独秀、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使自己的实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和不平衡感。为了阻止我国的快速崛起和它们霸权地位的衰落，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对我国采取了两面手法，推行了“合作＋遏制”战略。一方面，公开表示欢迎我国的发展和崛起，另一方面，又对我国进行防范和遏制。在各种场合，利用一切可乘之机，设置种种障碍，牵制我国，企图阻滞我国崛起的进程。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美国把我国当作潜在的对手，实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策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提升美印战略关系，建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力图组织亚洲小北约。它们不断掀起“民主潮”，在北非、中亚策动政权更迭，力图建立亲西方的政府。还拉拢我们的邻国，支持它们挑起与我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在我国周边闹事，围绕我国构建“全月形”的包围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些举动，对国际关系尤其是亚太各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恶化了我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我国发展的精力，增加了我国发展的难度。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使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面临着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我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国均把如何应对我国崛起作为战略考量的内容。在我国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在国际上，主张对华借力、合作与主张防范、遏制两种倾向并存。这种矛盾的局面，使我国在获得较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了防止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衰退，稳住自己的霸权地位，保护自己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既得利益，在继续推行强势外交的同时，也加大了围堵、遏制我国的力度。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将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同时，还推行了涵盖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再平衡”战略。在外交上，以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原亚太联盟为基础，不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核心盟国的关系，以巩固其所谓“重返亚太”的战略基础。不断深化与泰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国的关系，以增强其“重返亚太”的战略支持。不断提升与印度、新加坡等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把握关键的战略要地、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拓展与中国、越南、老挝、缅甸、蒙古等战略对话伙伴国的关系，以图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改变其在亚太地区实力下降的状况，实现战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美国还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断蚕食我国的外交空间，大力推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制定政策标准，引导地区关系朝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以图抵消“上海合作组织”和“亚太合作组织”的影响。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组织会议，鼓吹“中国威胁论”，大谈所谓“安全”问题，离间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搅乱东盟、东亚地区业已形成的互利、互信、合作、共赢的良好秩序。美国还延续了冷战思维，以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划线，拿“朝核”问题说事，挑动“领土”、“领海”纠纷，把我国说成“民族主义膨胀”、“扩张主义”和“强权主义”国家，拉帮结派，威逼利诱，以图把我国周边国家拉入其势力范围，变成与我国抗衡的工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这些动作，在客观上增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难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构成现实的挑战。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随着世界各种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调整，由大国博弈所引发的国与国之间公开的和隐蔽的竞争，也在世界军事领域得以体现。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并没有影响各国军事费用的投入，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军费反而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约为1．531亿美元，与2008年相比，增长了5．9％，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49％。从地区来看，2009年，几乎所有地区的军费开支都在增长，亚洲和大洋洲增长速度最快，达到10．9％。就国家来看，全球65％的国家军事开支都在增长，其中包括G20集团的16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一直是军备竞赛的主导力量。2009年，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占全球增长总量的54％。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国防预算增长了约75％，国防预算占GDP的比例从3．1％增加到4．9％。2010年，美国的《年度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2011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为708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4％［4］。实际上，2011财政年度“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预算达6870亿美元，加上国防部直属机构经费和退伍军人等花费，共计8360亿美元，约占联邦预算的22％”［5］。在全球军费投入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大国都把核技术、导弹技术、导弹防御体系、信息网络技术和空间技术等作为军费投入的重点。就信息网络领域而言，美国在其《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指导下，进一步了《网络空间作战战略》，正式将网络空间视为作战领域，并据此进行兵力组织、训练和装备配置。美国通过制定网络作战规则、优化整合三军信息网络、培训招募网络专家、加大预算投入力度、研发攻防软件，积极抢占信息网络领域的制高点。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巴西等国也加快了信息网络领域建设的步伐。2011年4月，英国成立了网络安全策略小队，举办了全国性的网络安全竞赛，旨在选拔网络安全专业人才。德国、巴西成立了国家和军队的网络安全中心，负责国家信息网络的研发和防护工作。韩国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独立部队，并计划在3年内将该部队人数增加1—2倍［6］（76）。在战略核威慑领域，美俄两国均在武器更新、运载工具研发、模拟实验等方面保持了竞争的态势。2011年，美国在预算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由国会批准的相关核武器预算仍比2010年增加了约7％，而核安全局的活动预算经费则增加了约10％，以求通过对核弹头技术的改进，升级包括“三叉戟”、“民兵”、“B－2”在内的核运载工具，实施次临界核试验等多种形式，促进核武器技术和运载弹头技术的改进。俄罗斯在装备更新计划中，更是将战略核威慑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2011年初，俄罗斯宣布将在10年内更新70％的战略核力量和90％的洲际导弹。在2011年将采购数十枚洲际导弹用于充实核武库。同时，还把推进核运载工具研制作为工作重点。在2011年，首次试射了先进的“莱涅尔”洲际导弹和“布拉瓦”导弹，并于2012年列装。印度在不断推进核运载工具研发的同时，先后试射了可装载核弹头的“萨尤尔亚”、“大地”、“烈火”等导弹，努力提高导弹的打击距离指标［6］（76－77）。在全球军事领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围绕反导系统部署问题的激烈博弈，各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各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态度和做法等，无不显现出军事领域的激烈对抗。2011年以来，大国的军事干预手段更加多样化，在军事策略方面有了更多的选项，比如实施人道主义救援、开展军事援助、进行军事威慑、设置禁飞区和军事安全地带、利用无人机空袭、直接派兵参战、运送军事人员到别国领土参与反恐和救助本国公民行动等等。近年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先进技术为代表的静悄悄、低烈度的“冷战争”已经打响，爱沙尼亚全国性的网络瘫痪，破坏伊朗铀提炼进程的“震网”病毒发作，各国卫星不时遭遇的被“屏蔽”现象，就是绝好的证明。为了破坏我国发展所需的国内外安全环境，迟滞我国的发展，维护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积极在我国周边排兵布阵。它通过北约与中亚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以反恐为名，在靠近我国西部边境地区多次进行军事演习，意图从北约的边缘接近我国西部边境。它高调宣称“重返亚太”，将战略重心东移，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再平衡”。它直接派兵在澳大利亚建立军事基地，积极推动日本整体防卫思路和防卫战略的转变，把矛头指向我国。它在钓鱼岛和南海主权争议中指责我国，为日本否定二战历史，以及菲律宾、越南等侵占我国固有领土领海的掠夺行为张目。为强化美日韩军事同盟，推动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组建联盟，打造“空海一体作战”体系，它总共设计了四条不同行动路线剑指我国。它大事宣传“中国威胁论”，挑起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美国一手打造了针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圈，导致亚太地区局势日趋紧张、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美国的所作所为对我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使我国面临严峻挑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就在他抛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提出如何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问题。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极其机密的《行动手册》，以后经过多次修改，形成了被称为《十条诫令》的完整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这套阴险而隐蔽的“和平演变战略”，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趁我国改革开放之机，加紧策动一场旨在促使我国也像苏东那样发生解体和蜕变的文化意识形态战争，其运用的手段可归纳如下：（1）用物质“引诱和败坏”青年，使“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2）“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使“他们向往”西方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3）转移“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5）“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抓紧发动‘民主运动’。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使“他们的人民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7）“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使“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在人民的心目中”“完全垮台”。（8）“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打击他们的工业”。使“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鼓励社会动乱”。通过“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使“他们（政府）”“显得疲软”，以便“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9）“利用所有的资源”，“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7］（58－60）。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应对我国的崛起，除了继续实施上述策略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对华遏制手段：（1）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化渗透，推动“民主化进程”。2008年9月11日，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格拉斯曼在伦敦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讲话时宣称，美国可以“通过（网络技术）了解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接触和说服外国公众”［8］。2011年2月1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乔治大学发表网络自由讲演时表示，在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之后，将准备推出中文和俄文“推特”账户。美国政府在当年将花费2500万美元用来保护网络作者，帮助他们突破网络限制［9］。早在2010年，希拉里在会见美国各大网络公司负责人时就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进“民主化进程”［9］。目前，美国把持着控制国际互联网的全部13台域名根服务器，它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拒不交出根服务器的管理权，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视权，并威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给别国断网［9］。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强力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御用工具谷歌公司藐视中国法律，大量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的犯罪行为，并以“限制网络自由”为由，大动干戈，向我国发难，干涉我国对网络信息的管理［8］。（2）以传播宗教文化、举办宗教学术研讨班等形式，进行以“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为目的的宗教渗透活动。2001年以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幌子，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届研讨班都有大约10位来自我国的学者参加，受邀学者中有不少人是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在2002年举办的第2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8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中美神学教授和讲师主讲。此外，研讨班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体验活动，包括参观早期欧洲清教徒到达美洲所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探访美国东西两岸近20家中美教会，与教会人员进行对话和交流等，其间还组织了4次仪式各异的基督教主日崇拜、7次团契和查经活动、1次布道会，让参与者亲身体验了基督教丰富多彩的敬拜活动和宗教生活。在随后举办的几届研讨班上，又渐次增加了拜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接触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人士、参观各种类型的华人教会和家庭、感受华人同胞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国外的神学教授、神职人员已经开始在我国的一些高校开设课程、举办讲座，有的甚至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有甚者，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2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竟然来我国举办了跨越数省的基督教“学术讲座”。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会长带领两位基督教徒兼学者，首选北京，然后依次是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利用18天的时间在我国5座城市的8所大学举办了10场讲座（座谈）。举办者称，这项活动“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科学与宗教的全新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2004年以来，受美国某基金会资助，国内某大学连续6年举办“宗教学高级研讨班”，研讨内容涉及欧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现状、当代流行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传统对公众生活和利益的影响与贡献等。研讨班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根据学员出勤情况、学习态度、成绩等评出杰出学员、优秀学员，并颁发奖学金，参加研讨班的人员还有可能获得多项资助金额在5万—8万美元的“个人课题”。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似乎无可厚非。但联系举办者声称的宗旨和实际效果来分析，其中无疑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例如，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的北美某基督教学会声称：举办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方向的机会，研讨班的举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意义。甚至参加研讨班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感到“受益匪浅”。他们认为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有人甚至还认为，“这种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不无启示意义”。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曾扬言要出资160亿美元“把中国基督教化”。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披露了西方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的效果：“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9］而中国社会的现实的确令人担忧：近年来，基督教堂遍布城乡，信教人数逐年增加。就连中共党员甚至党的干部中信教的人究竟有多少这样重要的问题，也鲜有人关注。（3）通过基金会资助扶持中国的亲西方“精英人士”和反华势力，以实现对我国“和平演变”的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两个主要基金组织。福特基金会对我国精英的控制计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资助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我国的研究和了解；后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通过直接与我国建立联系，资助有关项目和研究机构。该基金会最早介入我国的项目是调查1949年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大批知识分子“难民”情况，并协助对他们进行安置。自1989年1月在我国设立办事处到2001年9月，该基金会在我国的资助金额共计1．28亿美元，资助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与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1916年就开始在华资助美国教会创办的协和医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更是加强了与我国很多领域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研究活动。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控制我国的某些社会活动家、法学家，在我国制造政治动荡和分裂，直接干涉我国内政。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增加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有统计显示，2006年美国财政对该组织的拨款为7404万美元，2007年为5000万美元，2008年为8000万美元。此外，美国国会还划拨专项资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反华势力，直接干涉我国内政［9］。（4）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策动“颜色革命”。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干涉别国内政，扶植亲西方政权，为巩固西方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服务。冷战结束后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无不是在西方民主化的幌子下进行的。西方国家在苏东、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以“民主输出”为名，策动了诸如“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尽管这些所谓的“革命”离我国甚远，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目的却是把“祸水”引向我国［10］。在策动上述“颜色革命”的同时，它们又软硬兼施，利用各种机会对我国发动“舆论战”、“瓦解战”、“法律战”，“以我国市民社会对分配不公不满的人，对现存汉族政权不满的民族为友”，力图使我国也发生“茉莉花革命”［11］。从“和平演变”到价值观外交，从“六四风波”到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从西藏发生“3•14事件”到新疆发生“7•5事件”，从刘晓波抛出所谓“零八宪章”到2011年初我国一些城市发生非法聚集事件，背后都有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的影子［10］。（5）以基金资助为名，吸引我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开设公共关系课程，进行各种培训，实施“洗脑工程”。这些人回国后一旦在经济社会部门担任要职，西方国家就能够对我国的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12］（12－14）。（6）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还在我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发展特工。美国作家马克•佩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中披露，进入21世纪，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了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每年有计划地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具有影响力（或具有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从中挑选亲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员。同时，美国情报机构还不断增强对中国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的控制，向它们提供活动经费，利用它们从事各种秘密活动和特工活动［13］。2002年以来，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显著加强了监控和争取我国留学生的工作，它们主要跟踪核子物理、空气动力学、导弹和空间卫星相关工程、纳米技术，以及同超级电脑和加密相关专业的学生，力图从中招募合适人员作为特工［13］。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民主输出”，在我国利益关系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我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热点问题陡然增加。出现这一问题，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1）我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领海、岛屿争端，由于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政府让步的空间较小。（2）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现代化进程顺利，综合实力增强，各国人民自信心增强，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3）各国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对资源、能源及战略要地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由此引发诸多问题。（4）我国的迅速崛起，使周边国家顾虑重重，它们在寻求与我国合作的同时，往往还带有强烈的戒备的心理。（5）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周边国家与我国的矛盾及其心理状态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制造事端，挑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来达到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目的。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在东部，钓鱼岛问题持续升温，中日摩擦加剧；在南部海域，越南、菲律宾等国对我国单方面挑起事端；在南亚，中印边界问题始终没得到彻底解决，出于对我国军事力量增长的担心，印度正考虑在中印军事分界线实施最大规模军事力量升级的计划。目前，美日军事同盟日益稳固，在美国的支持下，还出现了由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共同参与的准军事同盟。美国在东盟的一些传统盟友（如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在不得罪我国的前提下，也逐步向美国靠拢。日趋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对我国持续健康发展和迅速崛起的态势，起到了较强的逆势对冲作用。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挑战还有许多，例如能源安全、海洋安全等等，但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挑战是最基本的，它们对我国持续健康发展影响巨大，而其他挑战都是由上述挑战派生出来的。基本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国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我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运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传统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走出危机的阴影，使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如果仔细审视国内经济社会运行的状况就会发现，要进一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其他各项建设的物质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涉及十个方面。第一，所有制结构。目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所弱化。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来分析，综合比较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拥有的资本、产值和就业人数，2006年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3∶7［14］。从公有资产和非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重来看，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在2003年为57％，2006年为48．6％，2008年为35．2％，到2010年下降到26．9％，其中国有资产占比为22．2％，集体经济资产占比为4．7％，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2003年为42．8％，2006年为51．2％，2008年为64．2％，到2010年上升到73％，其中私营经济资产占比为45．7％，外商经济资产占比为25．1％，个体经济资产占比为2．2％。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公有制经济高出1．3倍，其中私营经济的资产比国有经济高出1．1倍，外商经济的资产比国有经济高出13％［15］。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同1998年相比，2005年私营经济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16．7倍，“三资”企业增长了31．5倍，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增长了0．54倍［14］。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来看：在第一产业中，国有经济的资产仅占3．9％，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占63％；在第二产业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仅占27．6％（国有经济占24．8％，集体经济占2．8％），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占72．2％；在第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仅占24％（国有经济占21．7％，集体经济占2．3％），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占75．9％（私营经济占51．8％，外资占21．3％）［15］。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来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也有明显变化。在工业部门的各个行业中，1992年国有经济比重占50％—99％的行业共有23个，占全部行业的82％，到2005年，在38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产值比重占80％以上的行业仅为6个，占50％—69％的行业仅为2个，二者合计仅占全部工业行业的28．5％，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据了工业部门行业资本的3／4以上［14］。目前，在我国40个主要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居控制地位的只有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电力工业、水生产供应业和烟草工业等5个行业，居相对控制地位的有煤炭开采业、电力机械制造业、燃气生产供应业等3个行业，其他31个行业全部由非公有制经济控制。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早已下降到20％以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经济控制了我国将近一半的行业。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在20个行业拥有了资产控制权，其中保持绝对控制的有9个行业，保持相对控制的有11个行业。对于另外一些产业，外商虽未实现完全控制，但却控制了排名前5位的企业［15］。

总之，无论是从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绝对量、相对量的比例，还是从近年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都在不断弱化。我们知道，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对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民经济运行中就会出现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对立和不协调，就会出现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次我国能够率先摆脱危机的影响，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完全得益于我国传统的宏观调控优势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因此，保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对于我们来讲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知，目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的弱化，对我国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说是一个现实的威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第二，就业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而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既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反作用于作为社会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管理关系、收入分配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微观经济中，企业成员在企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反映了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及其性质，而且也反映了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性质。在宏观经济中，社会成员的就业结构及其在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领域中的就业比重、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宏观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包括管理制度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结构）的性质。社会成员在不同性质经济领域中的就业结构、就业比重、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管理、收入分配等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变化，必然对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责任心产生影响，从而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这个道理，已经被千百年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劳动者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就业比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08年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企业占9．2％，集体企业占2．9％，私营企业占44．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0．7％，外商投资企业占11．7％，其余类型企业占21．1％”。其中，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企业占12．7％，集体企业占6．7％，私营企业占37．0％，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占34．6％，其余类型企业占9．1％。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占8．3％，集体企业占4．6％，私营企业占54．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0％，外商投资企业占3．3％。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占11．8％，集体企业占3．1％，私营企业占49．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5．2％，外商投资企业占7．2％。通过综合计算可知，在上述几个产业部门中，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不到20％［16］。2010年年底，全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达到9183．1万，全国私营企业雇工人数占比达到80％［17］。加上近2亿的流动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私营企业雇工人数实际所占比重更大［18］（248）。1949年，全国有15万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雇工人数为174．9万，而目前我国私营企业雇工人数比这个数字高出10．6倍［17］。这些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无论是从他们在企业中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在企业生产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还是从他们在企业收入分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他们所得工资的数额和性质来看，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都不可能是和谐平等的。这种不和谐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必然引发雇佣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甚至引发群体事件。这些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还有可能向社会上蔓延，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秩序不稳、党的威信和政府公信度降低。这种局面必然加大党和政府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等问题的难度，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三，收入分配。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关系是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的形式和性质由生产关系的形式和性质所决定，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生产关系变化了，分配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不管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的［19］（993，998－999）。改革开放尤其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由于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劳动者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一般社会收入差距来看，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中，10％的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3613．75元）是1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953．59元）的3．92倍，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65倍。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中20％的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5895．63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57．13元）的6．88倍，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51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按行业大类计算，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工资水平之比为1．81∶1，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2∶1。如果进一步细分，2008年，人均工资水平最高的证券业（172123元）是人均工资水平最低的畜牧业（10803元）的15．93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最低的是甘肃省，上海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38．06元）比甘肃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88．55元）高出1．41倍。同期，上海市农村人均纯收入（13977．96元）比甘肃省农村人均纯收入（3424．65元）高出3．08倍。城乡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2倍，2011年则为3．13倍。我国金融资产也存在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的家庭的人民币和外汇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的人民币和外汇存款总额，则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20］。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半壁以上江山的私营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来看，2010年，私营企业雇工人数达到9183．1万，形成产值17．7万亿元，工人工资约为8264亿元，每个工人年均工资为1．08万元，企业利润为11131亿元，每个企业年均利润为136万元，每个企业主年均纯利润为68万元，积累资产为216．5万元。每个私营企业获得的利润约为每个工人工资收入的124．9倍，每个私营业主获得的纯利润收入是每个工人工资收入的61．9倍。再从24．85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来看，2008年其利润总额是8301．1亿元，每个企业获利337．6万元，每个企业主获利168．8万元，拥有资产总额7．58万亿元，平均每个企业拥有资产3086．3万元，每个企业主拥有资产1543．2万元。这些企业雇工人数为2871万，平均工资为17076元，平均一名雇工为企业创造利润34831元，每个企业主纯利润收入是雇工的72．1倍，剩余价值率高达216．6％［17］。私营企业主收入与雇佣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之大，在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出现了一批亿万富翁。胡润百富榜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在我国百名富豪中，拥有超过200亿元财产的有26人，拥有100亿—199亿元财产的有39人，拥有75亿—99亿元财产的有44人，分别占百富总数的23％、35．7％和40．3％。2010年，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有87．5万人，超过1亿元的有5．5万人，超过10亿元的有1900人，超过100亿元的有140人。其中，北京有千万富翁15．1万人，亿万富翁4400人，位居全国首位。广东有千万富翁14．5万人，亿万富翁8200人，位居全国第二。上海有千万富翁12．2万人，亿万富翁7300人，位居全国第三。2010年，全国超千万富翁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6．1％，超亿万富翁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7．87％［17］。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不仅会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且也存在降低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度，从而阻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风险。第四，需求结构。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与外需关系失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大量出口了低附加值的产品。这一战略的实施，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拉动作用，但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首先，致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逐年扩大。1978年进出口总额为204亿美元，到2008年增长到25616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23倍。与此同时，外贸依存度也由1978年的9．74％，经过2004—2005年的70％、2007年的66％，提高到2008年的58％［21］（136）。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虽有所降低，但2012年仍为47％左右［22］。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经济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形势下，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将增加我国经济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其次，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致使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2009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23］（131－132）。投资的高速增长和社会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持续低迷，不仅会导致国内产能严重过剩，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会打破我国国民经济的内部平衡。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还会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五，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许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产业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联系国际经济结构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难发现，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有：农业的基础地位还比较薄弱，现代农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还主要依靠投资规模的量的扩张拉动，重化工业等传统工业比重较大，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程度较高。高新技术产业虽有较大发展但规模仍较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主要依赖外商企业和加工贸易，国内企业主要承担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工序，技术密集程度、研发比重和产品附加值较低，整个制造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传统服务业供过于求，新兴服务业供给不足，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产业技术总体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国内企业自主品牌不多，国际知名企业不多，国内产业技术还处于从属地位。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较高，产业能源效率较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雷同现象较为严重，部分行业尤其是一些重化工业（如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汽车等）产品过剩现象较为普遍。产业组织不尽合理，大型企业不大不强，缺少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不精不专，大中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尚未形成，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意向很难实现，专业化分工的整体效益较低。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低和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已严重影响到产业安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乃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六，城乡发展。在城乡发展方面，“三农”问题依然突出。目前，我国农业技术装备落后、基础设施薄弱、设备老化等问题较为突出。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各种资源尤其是财政、金融等核心资源的配置仍然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仍显不足，并且从投入比例来看，还有下降的趋势。这种不利的发展条件，与农村基础建设项目较多、所需资金投入较大的现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资源被过度开发和占用，资源单向减少的趋势难以遏制，这样，必然与我国本来就有限的资源供给发生矛盾。我国农业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有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荒漠化总体上仍呈扩展趋势。农业废弃物排放量日益增长，工业污染向农村蔓延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令人担忧。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总量不足，投入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由于农业经营体制的限制，科技投入分散、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这种情况不仅使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影响到产品品牌的培育、农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也使我国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农产品在日益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处于低端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身体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观念仍然比较落后，现代科学知识仍然比较欠缺，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法制观念仍然不强，封建意识的影响仍然较为深刻，农民的整体素质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老龄化、女性化、文化素质较低成为农村留守务农劳动力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是极不适应的。同时，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农村市场发育滞后，工业和城市依靠农业农村的支持获得长足发展之后，对农业农村的反向支持不够，致使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之间生活条件差异悬殊。这种状况，不仅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加剧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还会恶化社会治安状况，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第七，区域经济差距。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不平衡状况仍在发展。从人均GDP的增长率来看：1998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0．093，2007年为0．123，1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110；1998年中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0．080，2007年为0．142，1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107；1998年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0．076，2007年为0．125，1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097。三个地区相比，在1998—2007年的10年间，东部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比中部地区高0．003，比西部地区高0．013。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23］（374）。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衡量的是区际实际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从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来看：1998年东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为0．600，2007年为0．616，10年间区域协调发展年平均指数为0．600；1998年中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为0．405，2007年为0．402，10年间区域协调发展年平均指数为0．405；1998年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为0．369，2007年为0．355，10年间区域协调发展年平均指数为0．363。三个地区相比，在1998—2007年的10年间，东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年平均指数比中部地区高出0．195，比西部地区高出0．23［23］（375－376）。区域联系强度，是从一个角度反映区域差异对分工和贸易的效率，反映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呈现出的区域内收敛、区域间发散的程度和特点的指标。从区域联系强度来看，2006年我国的区域联系强度为0．3383，2007年为0．3484，与1998年的0．5和2005年的0．55相比，分别低了0．1617和0．2016。这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不断拉大已经对资源配置、分工和贸易效率产生了较大影响［23］（387）。以上情况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社会虽然从总体上看是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仍在不断拉大，不平衡状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延续，将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进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第八，能源资源环境。在能源资源环境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虽然我国能源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却较低。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天然气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5％，铁矿石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铜的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铝土矿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3％，我国的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但人均储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9％。按目前探明储量和开发利用能力测算，我国石油的剩余可采年限仅有10年，天然气仅有30年［23］（49，530）。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供需缺口日益增大，能源资源浪费严重。2005年，全社会能源消耗量为22．2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企业耗能15．8亿吨，占71％，在工业中，钢铁、建材、化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五大行业又占工业全部能耗的69％［23］（527）。2000—2008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年均增加1．8亿吨标准煤，2008年达到28．5亿吨标准煤［23］（49）。近年来，我国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城镇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传统能源无法满足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需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又相对滞后，致使我国能源不得不依赖进口。目前，我国原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0％。根据预测，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也将上升至65％［23］（49）。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在国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地缘关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因素作用下，国际上围绕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确保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难度将会逐步增大，我国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第九，粮食供应。在粮食供应方面，我国也存在安全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坚持自给自足的粮食发展战略，安全形势总体较好，粮食品种日益丰富，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供求关系基本平衡。但由于国内外粮食生产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以及经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也面临较大挑战。从粮食生产能力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粮食产量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粮食单产和总产水平不断提升，1949—2008年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增加703．9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2．65％，2008年粮食总产是1949年的4．76倍。2008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形势总体较好，粮食总产量达到58505万吨，总产和单产分别增长了5．4％和4．3％，为历史最高水平。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近年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呈现出下降趋势。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只有14．9亿亩。2000—2007年，粮食单产年平均增长率有所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由于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比较收益等因素影响，产量大幅度增加的难度不断增大，粮食供给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23］（583）。从粮食需求来看，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再加上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膳食结构改变、城镇化进程加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997—2008年，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23］（584）。在粮食需求总量增长的同时，粮食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均口粮需求呈下降趋势，但对质量和品种的要求却逐年提高，饲料粮需求逐年增长。受到生物能源工业兴起和原油供应紧张、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用粮的需求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国内也有大幅攀升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奢侈浪费之风盛行。中国烹饪协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仅商务宴请的浪费人数就占总用餐人数的24．75％，浪费量为20％—30％［24］。一些宴会结束后，服务员要倒掉一半以上的菜品，我国餐饮业一年要吃掉2亿多人的口粮［25］。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粮食供应形势严峻，另一方面粮食需求逐年增长，再加上粮食消费中的浪费之风，我国实现粮食供求关系平衡的压力将持续增加。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第十，金融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问题日渐突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尽完善，金融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调控目标与现实要求有时存在距离，调控政策的前瞻性、预见性、针对性不强，调控效果难以达到政策要求。同时，政策效果的监测机制、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还不健全，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容易急转弯，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在金融体系建设方面，金融结构不尽合理，金融服务存在缺口，潜在风险存在转化为现实风险的可能性。宏观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与微观监管的协调配合不够。金融监管渠道不多，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管部门难以从整体上监控跨国界、跨地区、跨部门、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分业监管与综合经营之间存在矛盾，难以发挥综合化金融模式在金融创新和服务一体化方面的优势。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和地位难以界定，再加上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不良资产率较高，风险准备金不足，政策性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商业化经营的呼声日渐高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难以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平衡、规避宏观经济社会风险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我国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滞后，信用评级机构还处于初创阶段，信用评级的权威还未完全树立起来，信用评级在金融监管和风险预警方面的作用也还未充分发挥，相关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23］（1421－1423）。从金融体系的运行来看，各种风险不仅已经存在，而且还有滋长蔓延之势，兹列举如下：（1）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偿还和融资风险较大。2009年，我国为抵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此举增强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积极性。但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大多集中于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土地出让金减少、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等因素又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偿还能力减弱，导致债务偿还和银行金融风险增大。据国家审计署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金额已上升至107174．91亿元，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62．62％，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占21．8％，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占15．58％［24］。上述政府债务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将带来严重危害。（2）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再加上地方政府偿债高峰期临近、偿付能力不足，银行业的坏账率将呈上升态势。在国家为治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实行信贷扩张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业务大幅扩展，2011年，理财产品发行金额达到3．3万亿元，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1．4万亿元［24］。同时，银行从业人员在利益诱惑下，参与高利贷融资，违规开展理财业务的事件屡有发生，暴露出基层银行存在的道德风险［24］。这种业务治理上的混乱，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健康运行造成威胁。（3）民间融资急剧增长。近年来，因银行信贷紧缩，正规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这些民间运作的借贷资金虽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但大都与正规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债务链条一旦断裂，势必对金融稳定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出现的民间非法集资案件带来了严重后果，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4）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资产泡沫的温床。2009年，从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价几乎增长了一倍，政府的房价调控措施几乎毫无效果。2009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幅度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扬，带动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国务院虽然多次出台调控政策，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趋势至今仍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信息显示，与1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下降的有1个，持平的有3个，上涨的有66个。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最高涨幅为3．1％。与2012年同期相比，在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价格下降的有8个，上涨的有62个，2月份同比上涨的62个城市中，最高涨幅为8．2％［26］。网易上海房产成交数据中心的信息显示，2012年上海住宅网签76595套（不含商改住、办公楼、配套公建、车库等），与上年相比减少了约2万套，但该年22227元／平方米的成交均价却比上年高出了37．14％，其中保利叶语蝉联成交套数冠军，而成交总额冠军则被海珀旭晖以47．45亿元夺得，而这一数字与去年相比高出了13．15亿元，单价冠军则继续由华洲君庭保持，为162619元／平方米［27］。房地产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性，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给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带来比较大的压力。（5）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我国，再加上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机构改革采取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举措，致使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截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有67家，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车金融公司。外国金融投资者的投资几乎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所有金融领域。截至2007年5月，已经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外资银行，我国的外资银行总数达到75家，资产总额达到9896亿元［28］。近几年，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不仅民营银行逐步兴起，而且民营资本也参与了我国金融业的重组改造，以实现金融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有人担忧，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将威胁到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业的主体地位，削弱国有金融机构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金融和国防是国家强盛和安全的两大支柱，金融安全是国防强大和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金融风险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隐患。

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在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落实，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基本完成，司法的公信度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各级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政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具体分析如下：（1）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目前，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不仅已经产生，而且还在不断深化。这种状况将会对我国改革开放方向的确定以及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2）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反映在收入分配中。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问题较为突出，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阶级阶层分化现象已经出现。而这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发展，引发社会领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团结。（3）近年来，西方管理理论、管理技术、管理模式的输入，以及封建社会管理观念的复活，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为管理而管理的倾向，一些人在领导风格上倾向于选择家长式管理，工作方式方法简单，部分地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风盛行，一些人为“政绩”而管理，只讨上级欢心、不顾群众痛痒，一些地方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些干部的心中日渐淡薄，干群关系日益疏远，甚至干群之间存在对抗情绪。（4）反腐倡廉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通过全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密切配合，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一些问题仍然存在。钱权交易、色权交易、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乱管理、乱投资、违规挪用资金、以权谋私的现象触目惊心。在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整体出售过程中，内外勾结、化公为私，以各种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吏治腐败和政治理论的腐败，目前，为特权阶层张目的“高薪养廉”论，鼓吹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润滑剂的“腐败有理”和“腐败有功”论频频出现。此类歪理邪说对业已存在的腐败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超标兴建办公楼、豪华装修、豪华接待、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现象屡禁不绝，浪费惊人。党和国家屡发文件对此明令禁止，但一些人风头上临时收敛，风头过后我行我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的不行，暗地而行。贪腐奢华之风，不仅严重腐蚀了党和政府的机体，而且也极大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5）党的建设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条主线，我们党认真开展了“三讲”、“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学习型”政党等整党、整风、学习教育活动，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思想教育虽然十分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目前，在我们党内，有的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出现“信仰危机”，不信马列，反而信仰宗教。有些党员甚至是级别相当高的领导干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在一些场合公开宣扬“非公有制优越”论，说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提公有制为主体，而提公有制为主导了”。一些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出售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运动。群众痛心地说，“某某干部来到这儿，什么都卖，就是他自己没卖”，“卖得越快，升得越快，卖得越多，升得越高”，“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卖得一干二净”！有些党员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一点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半点报酬，奉献精神渐少。某些领导干部理论水平较低，对唯物史观的探讨趋于淡漠，唯心史观充斥头脑，文过饰非，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在一些场合把自己说得功勋卓著、十全十美。还有些干部只关心GDP，关心自己的所谓政绩，较少关心党的建设，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工作关注不够，较少关心涉及党和国家以及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无怪乎我们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警示我们要注意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面临的诸多风险。在社会管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社会体制、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是适应的。但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得当前的社会体制尤其是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社会体制、社会组织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问题，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完善和落实问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目标、思路和方式方法的优化问题。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社会管理方面，单纯管理与社区无政府状态并存，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片面强调“我管理，你服从”，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时走样或者得不到有效落实的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服务不到位，服务质量较差，“人情”服务色彩较为浓厚。社会就业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群众的社会公平感较弱，由员工福利待遇、企业改组改制和兼并破产、工人失业、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政府和百姓的沟通渠道不畅，出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别有用心者的鼓动下围堵甚至冲击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打砸抢烧、聚众械斗等现象。上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就很有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极端事件。最后，文化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是文化建设的灵魂，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近年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在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多变化的趋势。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意识形态工作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新教条主义、、新宪政主义、公共知识分子、普世价值观、新干涉主义等社会思潮轮番登场。境外敌对势力造谣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幌子，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们的国体和政体。境外“民运”分子在西方势力的支持和授意下，试图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翻案。一些接受西方国家金钱、被它们洗脑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与境外势力沆瀣一气，鼓吹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党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以图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界充斥着一种“去政治化”倾向，歪曲同志关于文学艺术两个标准的内涵，割裂文学艺术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片面追求所谓艺术性、娱乐性。一时间，歪曲戏说历史、充斥着低级庸俗甚至淫秽色情内容的文艺作品充斥文化市场。文艺批评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批评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功能，甚至成为炒作、吹捧的工具。某些艺术家崇洋媚外，为了获得国际奖项，不惜歪曲、抹黑中国，以所谓“写真实”为名，把中国老百姓丑化为愚昧无知、丑陋粗犷的野人，甚至在改编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时，丑化革命英雄人物。还有一些人，以弘扬“国学”为名，良莠不分，把孔孟之道当作经世济民的法宝，在社会上传播，以图用封建礼教教育大众，尤其青少年。这些现象，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上述困难、风险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错综复杂的，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些困难、风险和挑战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高度重视。与其把事情估计得容易些，不如把事情估计得困难些，作好思想准备，周密计划，集中精力，积极应对。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挑战与机遇的辩证法

同志早就说过，“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29］（69）。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所谓“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所谓“坏的东西”，就是我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抑或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机遇”和“挑战”，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29］（238）。如果处置得宜，“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动力；如果处置得不好，“机遇”也会变为“挑战”，转化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风险”、“危机”。同志说过，“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30］（257）。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29］（238）。对于任何问题，既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但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我们不但要有革命的热忱，而且还要有实际精神。我们要充分估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风险和挑战，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我们也要高瞻远瞩，冷静观察，勤于思考，决不放过任何有利机会，积极创造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奋力争取好的结果。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才能使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作者:张作云单位:淮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