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政冲击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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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财政政策变量与实际GDP、私人投资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且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在长期均衡关系上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动态分析则表明，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私人投资影响显著，这意味着通过变动财政政策对稳定经济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成效。关键词：财政政策冲击，动态效应，私人投资，实际GDP一、引言从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以及国内需求不足等问题，我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连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大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政府采购规模；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效应。但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投资、消费和出口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拉动效应，还有一些学者的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发生挤出效应，而且有挤入效应；但另外一些学者从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财政的稳定性出发，指出过度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增长构成威胁。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经济学家们认为把宏观经济系统看成是一个动态的、随机性系统的观点是十分有益的，它是现在和过去各种冲击的反应，因此，按照这个观点，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自然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合适的实证分析工具。一些学者的调查表明，用VAR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在国际上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方法，并且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结果。鉴于此，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财政政策冲击动态效应进行了分析。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政政策变量与实际经济、私人投资等的长期关系；二是财政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政策实施效果的把握还是对政策目标的及时调整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可以概括为对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政策含义的阐述。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前，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而在充分就业水平时，总供给曲线则是垂直的。在凯恩斯看来，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经济低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凯恩斯认为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政府干预，能够使这种总体不稳定性得到纠正，并使经济在充分就业水平上保持稳定。在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理论中，政府支出和税收是两个主要的政策手段。关于政府支出对实体经济的效果，凯恩斯主义以消费函数加以说明，认为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这样，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导致居民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又导致消费增加，而消费增加将再次导致收入的增加，因此，一次财政支出的增加将使收入呈倍数增加，即乘数效应。乘数的大小取决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宏观税率、边际进口倾向。货币主义认为经济的稳定性是固有的，当经济受到某种干扰后会很快恢复到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长期均衡，正统的货币主义者对积极的稳定政策提出质疑。弗里德曼(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对税收变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认为消费依赖于持久的收入，而不是暂时的收入，由于税收变化并不影响持久收入，因而至多只有微弱的乘数效应。因此，在弗里德曼看来，财政政策只在短期内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扩张不过代替和挤出了某些私人部门的投资，实际收人仍保持不变的自然率水平上。70年代新古典主义者发动了“理性预期革命”，他们的财政政策含义是，财政赤字的扩大，政府将来必然会增加税收，弥补赤字。如果民间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并且信息是完全的，消费者就会抑止当前的消费，将收入储蓄起来，留到将来政府增加税收时用来交税，消费者这种理性的行为将降低财政政策的效果。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者对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持的是肯定态度，而非凯恩斯主义虽然承认财政政策具有短期效应，但对长前效应却持有否定的观点，尤其是货币主义认为长期上财政扩张不过是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显然这些不同的政策主张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来加以检验。三、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动态分析我们选择四个变量：实际GDP(用符号Yt表示)、财政支出(GIt)、宏观税收(Tt)和私人投资(PIt)。其中宏观税收(Tt)用各种税收总额作为变量，私人投资(PIt)用按投资资金来源分类的统计报表中自筹资金、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债券和其它来源资金合计作为变量。这些变量均采用季度时间序列，样本范围为1998年第1季度到2003年第4季度，样本数据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中心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部分数据是通过把月度数据折算为季度数据得到的。这里只用了6年24个季度数据，主要是受限于投资资金来源的详细月度数据在统计报表中仅从1998年开始的，而冲击反应分析不宜用年度数据的结果。上述各序列均采用X11季节调整程序进行了季节调整，并进行了对数变换。1．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由于VAR模型的分析结果严格依赖于随机扰动项为白噪声序列这一假设条件，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并且，通过协整检验我们也可以对所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研究，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表1给出了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PP统计量和1%水平的临界值，根据表1的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4个时间序列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这4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我们继续对这4个时间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4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检验结果略)。因此，可以判断所考察的4个时间序列都是1阶单整的。下面我们对这4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设四维随机向量为：Xt=(Yt，GIt,Tt，PIt)''''，它的P阶VAR模型为：其中εSt是无序列相关的残差序列，T是样本容量。可以将上述模型表示为：如果上述模型中矩阵∏是降秩的，即0<rank(∏)=r<4，则称向量Xt的各个分量之间是协整的，这时存在列满秩矩阵α4×r，和β4×r，使得∏=α4×rβ4×r''''。这时称民：，矩阵的每一列为协整向量，即它们作为系数可以使得p，x是平稳的。我们利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特征根检验判断随机序列之间的协整性，并且获得显著性最高的协整组合。表2给出了变量Yt，GIt，Tt，PIt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仅给出了第一、第二大特征根)。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协整秩为1，即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向量，将协整向量标准化(取第一个分量为单位1)后，可以得到如下协整关系：其中协整系数下面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ut为平稳时间序列。由于经济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利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所有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而且它一般具有明显的经济含义，它表示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趋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判断变量Yt，GIt，Tt，PIt之间长期的关系。上述4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这意味着实际GDP、财政支出、私人投资及宏观税收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关系。财政支出与实际GDP成正向变动，而且参数显著，说明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对促进拉动经济较为有效，同样私人投资也与实际GDP成正方向变化，而且相对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更有效，而税收和实际GDP成反方向变动，但参数不显著，这说明税收的变化对实际GDP的影响不明显。自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一直呈上升趋势，从上述的协整关系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实施对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能够得到统计检验支持的。但我们也发现，自1998年开始，宏观税率也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即宏观税收相对于GDP上升速度更快，这必然会对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从上述检验的结果看，这种影响不会很大。以上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仅是本文目的之一，下面我们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动态效应进行分析，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2．财政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这个变量的本身，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它所有的内生变量。由方程(1)得到的向量移动平均模型(VMA)为：其中Ψp=(Ψp,ij，为系数矩阵，p=0，1，…。则对yj的脉冲引起的yi的响应函数为：Ψ0,ij，Ψ1,ij，Ψ2,ij，…。下面我们分别给财政政策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得到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季度)，纵轴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代表了财政政策冲击造成的反应。图中的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随时间的变化路径，两侧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由于税收冲击对实际GDP影响较弱，脉冲响应函数值在横轴附近轻微波动，因此这里我们只给出财政支出冲击对实际GDP、私人投资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图。[1][2][][]图1是对财政支出的冲击引起的实际GDP变化的响应函数。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本期给财政支出一个冲击后，实际GDP在前3期增长较快。这主要是因为在国民收入核算(SNA)的支出法中，投资是国民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的结果，由第3期到第4期开始快速回落，然后再缓慢上升，到第7期达到最大，并且呈现出长久效应的特征。这段时期的效应应该是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的拉动效应的真实体现，同时也说明了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存在滞后效应。总之，在通货紧缩时期，通过连续地给财政支出冲击对解决内需不足和促进实际经济增长是能够得到统计检验支持的。图2是由财政支出的冲击引起的私人投资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2中可见，当给财政支出一个冲击后，在私人投资水平在前两期呈下降特征，尤其是从本期开始到第2期呈快速下降，然后开始逐渐回升，到第5期到达最大值，然后逐渐回落，到第8期后又开始微微上升。对于上述现象，我们认为，短期的挤出效应是由于政府在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时，增加借贷资金需求同私人部门资金竞争，从而导致了短期私人投资水平的下降结果。但是，由于我国近些年来的财政支出的重点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较快时，如果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它就会对经济发展形成“瓶颈”制约，此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环境，降低私人部门的投资成本，刺激私人投资。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还会对与之关联的钢铁、水泥、建材和部分机械制造业带来辐射效应，从而形成新的、有利的投资机会，这也会引致私人部门投资。当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这种拉动效应大于因政府投资导致利率上升的挤出效应时，它就会在经济中综合地表现为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因此，我们从图2看到从第3期到第8期财政支出冲击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3．各变量对实际GDP和私人投资贡献率分析下面我们利用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各种冲击对实际GDP和私人投资的贡献率。方差分解是Sims于1980年提出的一种描述系统动态的方法。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变量的冲击效果，而方差分解则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MeanSquareError)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可以了解不同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模型为：其中，Ψa,ij是脉冲响应函数σij，是白噪声序列第j个分量的标准差，yit是自回归向量的第i个分量，RVCij(S)表示第j个分量对第i个分量的方差贡献率。方差贡献率大小的经济含义是，如果RVCij(S)较大则意味着第j个分量对第i个分量影响较大；反之则反是。下面我们分别给出了各变量对实际GDP和私人投资的贡献率的合成图。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季度)，纵轴表示对应于不同滞后期各变量的贡献率。我们首先给出了各变量对实际GDP贡献率的合成图3，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实际GDP自身的贡献率(自我累加效应)，则私人投资对实际GDP的方差贡献率最大，而财政支出和税收的贡献率则较小，这个结果和我们的协整检验结果基本相同。说明私人投资对实际GDP拉动效应较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直接的乘数效应要大得多，这也预示着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对私人投资的间接影响，而不仅仅是财政支出自身对实际GDP的直接影响，这是把握财政政策效应的一个关键问题。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各变量对私人投资方差贡献率，在图4中，如果不考虑私人投资自身的贡献率，我们会发现对私人投资影响最大的是实际GDP，对这一点不难理解，即投资取决于收入。除此之外，宏观税收对私人投资影响比财政支出影响作用大。因此，通过上述方差分解分析，我们得到两点启示：1、考察财政政策效应的关键是看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这也预示着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着眼于对私人投资的效应；2、私人投资对宏观税收的敏感程度要相对高于对财政支出的敏感程度，这也是在政策制定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四、实证检验的基本结论通过季度时间序列，利用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我们发现在实际GDP、财政支出、私人投资和宏观税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其中财政支出和私人投资均对实际GD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相吻合。但从长期看，宏观税收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和非凯恩斯主义观点相一致。因此，通过调整财政支出来稳定经济的政策能够得到统计检验支持。其次，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对于拉动实际经济具有明显的长久效应，但对私人投资在短期内具有挤出效应，这正是政府在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时，增加借贷资金需求同私人部门资金竞争，从而导致了短期私人投资水平的下降直接体现。但是从长期均衡关系上看，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则具有拉动响应，这是政府以基础设施领域为重点进行投资引致的私人投资增加与利率上升导致对私人投资挤出两种效应的综合效应。第三，通过对各变量对实际GDP和私人投资重要程度分析的表明，相对于财政支出，私人投资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作用更大，而私人投资对宏观税收的敏感性要强于对财政支出。最后，根据本文的检验结论，针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局部过热问题，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部分基础设施投入等宏观调整政策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在短期内(2—3个季度)应该有明显成效。但是由于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相对于私人投资对实际经济的效应小，因此，在由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过程中，必须关注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间接影响，而不是仅仅关注财政政策自身对实际经济的直接影响。除此之外，财政政策的调整还必须注意，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在基础设施存量上的差异，财政政策效应本身又存在区域非均衡特征，因此，在财政政策的调整上，不仅在各行业上应该区别对待，实行“有保有压”，而且在地区上也应该实行“有保有压”的财政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提出的由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