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文化差异对中印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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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于1978年、1991年实行改革开放。此后两国经济发展迅速，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域。中印国情相似，又是在吸引外资方面的重要竞争对手，对两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扩大吸收外资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视角对影响中印两国FDI流入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印文化差异中的传统因素主要是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异，现代因素主要是高新技术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文化差异FDI儒家文化宗教文化

一、文献综述

关于中印两国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的差异，学界研究较多。邱立成等（2006）通过比较中印引进外资的模式、政策及环境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引资规模占绝对优势，但引资质量不如印度，中印两国引资的优势分别表现在“硬件”和“软件”上。王霞等（2009）认为，中印两国在利用外资的质量方面仍然存在着如投资质量不高、国外技术的依赖、加剧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其原因与跨国公司和投资东道国目标不一致、在国际产业转移及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国际上各国引资政策的激烈竞争等外部条件紧密相关。李凡等（2009）根据OECD15国1990年以来对中国、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对中印两国吸引FDI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FDI高速增长的历史、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汇率贬值政策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印度的语言优势克服其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而吸引更多FDI的流入。郭世华（2008）认为，印度对我国的威胁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质量上，中国在FDI的资金来源和行业结构投向上明显劣于印度，所以，中国需要将发展的重心从制造业转移到利润更丰厚、附加值更高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方慧（2006）通过两国FDI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对两国利用FDI的动因、外资政策、外商投资现状以及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等方面的比较，发现两国在利用FDI上各具优势和特点,认为印度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二、中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现状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GDP增长率超过8%。中国自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形成以来，一直是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均GDP增长率达6.1%，最近两年其增长率也高于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虽然印度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明显加快了利用FDI的步伐，但在绝对数量上，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接近印度的10倍。

同时，中国的FDI/GDP这个相对规模指标呈现下降趋势，FDI/GDP在1995年达到最高峰5.35%，2005年只有2.70%；而印度则呈现上升势，FDI/GDP由1992年的最低谷0.287%上升到2009年的3.41%。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78年开始，印度则是在1991年才开始改革。因此，将中国印度两个国家按各自经济改革起始时间做同期对比，可以从侧面印证两国利用FDI的潜力大小。印度近1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FDI增长速度低于中国外，其余大多数年份都高于中国。因此可以说明，印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中国更有潜力。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发现印度在吸收FDI规模上目前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印度经济改革起步较中国晚了13年，在投资的“硬环境”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方面不如中国，因此吸引外资的效果不如中国，而印度在吸引外资潜力方面较中国为高。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印度的投资环境正逐步改善。印度虽然整体教育水平不高，但高等教育水平则好于中国。

三、文化差异对FDI流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1.因变量

文章要讨论的是两个国家文化差异对吸引FDI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两个国家分别建立两个模型，选取每年流入该国的FDI绝对量为因变量。中国的FDI流入量数据来源于1988-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印度的FDI流入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访问时间：2010年12月9日,下同）。

2.自变量

（1）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为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又集中表现为中国的官文化，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使官文化得以充分发展，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官文化下专制制度的残存文化依然存在而且影响着当今的国人。印度虽然没有儒家思想为主的官文化，但传统的以种姓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社会高层等级以及高等级公民掌握的中央政府对整个社会有着与别国不一样的影响力。本文设定一个政府权力指数来反映这两种文化的影响，用政府行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表示。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和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印度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同上）。

（2）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中国人教育普及度高于印度，这个主要和印度种姓文化有关，但印度高素质人才集中，尤其是IT等高新技术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这一领域与印度存在差距，构成文化差异的这一个重要方面，也直接影响着两国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实现。因此，本文用两国每年申请专利数来表现这一差别。

（3）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的社会制度不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且本身也在不断改革发展之中。整个国民经济里，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比重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独有现象，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本文定义一个非公有制经济指数，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来表示。

（4）有研究指出（邱立成，2006），印度的工人力量强大，工会可以左右政府政策，政府顾虑工会的反对态度，不敢轻易批准这些申请。因而，外国资本会尽量避免染指印度劳动密集行业。因为一旦投资这类行业，就势必要雇佣大量工人，工会问题亦会随之而生。与之相比，在中国，工会这一工人阶级组织的作用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用工资率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印两国工人阶层力量的强弱。限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工资率用两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与两国GDP之间的比例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同上）。

（5）传统上主导印度社会的宗教文化以保守、排他为特性。几千年来，婆罗门教、佛教以及印度教相继主导社会并多次发生排他与斗争的事件，各种本土文化之间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在彼此排斥与斗争中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印度文化体系。而中国文化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特性。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这种保守和开放的差异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愈加明显，对FDI的吸引力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用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得比重来表示两国经济文化的开放程度。中国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印度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同上）。

(二)模型计算

为了进行模型估计，我们根据前文的分析建立一个自然对数线性模型，即：

ln（FDIi）=lnα0+α1ln(Li)+α2ln(Pi)+α4ln(Gi)+α5ln(Zi)+α6ln(Si)+ε

其中，FDIi为流入中印两国的FDI量，Li是两国的工资率，Pi为非公经济指数，Gi为政府权力指数，Zi为申请专利数，Si为两国开放度，ε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中的每一个变量都是时间序列变量，因此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验证变量数据是否平稳。下面以变量中国为例，介绍ADF检验过程。

首先做出ln（FDIi）数据图，如下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具有明显的截距项和趋势项，因此对它选用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的检验回归模型：

利用Eviews软件计算，结果表明ln（FDIi）是一个I（1）过程。按照此方法，对所有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均为一阶单整。因此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对模型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发现，残差序列是一个平稳序列，可以认为模型各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对模型进行回归发现，结果中存在部分变量P值没有通过T检验而整个模型的R2很大，怀疑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因此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将多重共线性因素剔除。剔除后回归结果如下：

ln（FDIi）=10.02-1.03+1.58+0.89+0.84

（0.0000）（0.0112）(0.0003)(0.0009)(0.0054)

括号内为个估计量的T统计量。下面用同样的办法对印度的数据进行回归，最终结果如下：

ln（FDIi）=8.71-0.58+1.09+0.61

（0.0001）（0.0021）(0.0053)（0.0101）

（三）结论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工人工资率的回归系数为-1.03，工资率与FDI流入量呈反相关关系；相比较看来，印度的这一数字是-0.58，说明两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国际资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通过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工人的工资率低于印度工人，在两国劳动力资源丰裕程度近似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归因于两国工人在“反抗文化”上的差异。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民相对缺乏反抗意识，即使有工人组织“工会“以及《劳动法》的存在，也鲜有工人维权事件的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今工人工资率的低下。而印度人在这方面要积极许多。同时，从模型中看，在现有产业结构下，劳动力成本对FDI有着很强的影响力，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率每提高1%，流入中国的FDI将减少1.03%，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比较明显，中国制造业吸引FDI占总量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困难重重。

中国非公经济指数的回归系数为1.58，表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每提高1%，将会吸引1.58%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说明在私有化经济占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的私人投资资本更愿意进入一个与本国经济文化环境类似的地区。以非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视角，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了整个国家在制度建设、法律制定等方面的特点，这些方面的“非公有经济化”对国际资本来讲意味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优化”。对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来讲，这一指标是常数1，因此不做分析。

政府权力指数的回归系数为正的0.89，表明政府权力越大，吸引FDI的能力越强。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引资属于“政府主导型”引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将引进外资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政府在吸引外资上表现得比私人要积极得多。由于掌握行政资源，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法规或政策措施来为吸引外资扫除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权力越大，它可以吸收到的外资则越多。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一旦政府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使得国际资本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由经济的投资环境，他们则会逐渐减少在中国的投资。传统上没有“官文化”影响的印度，政府的权力很难达到中国政府的高度，其任何引资政策都必须通过议会等民意机构的制约，因此印度在这一指标上并不显著。同时，有强烈宗教信仰的印度人也不会像中国一样迫切渴望国际资本和国外文化的进入。

中国的专利数量在模型中并不显著，而印度的这一指标不仅显著而且回归系数为0.61，这一点也和中印两国吸引FDI的行业分布密切相关。中国与印度在高新技术领域差距明显，流入印度的FDI更多的是进入以软件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和电子产业等。而在同样的领域，国际资本却对中国缺乏兴趣。

印度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比中国在文化上更加保守和排他，反映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印度的开放程度远低于中国。但可以明确的是，一国的开放程度与吸引FDI呈正相关关系，这从中印两国开放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整数可以看出。同时，每提高1%的开放度，中国FDI流入将增加0.84%，而印度为1.09%，可见，印度更需要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经济关系，这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印文化差异中的传统因素主要是儒家官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异，现代因素主要是高新技术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中印两国吸引FDI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深入挖掘FDI对本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应该正确认识文化领域的这些因素，扬长避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经济，实现本国经济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