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处理南海的持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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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86年以来，我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一贯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但从今日南海局势来看，这显然是中国的一厢情愿，中国在南海的岛屿大量被东南亚国家侵占，传统的“九段线”早已不复存在。海权问题历来是重大的战略问题，维护海洋利益和海洋主权，是中国走向世界、成为真正的大国的必要步骤。南海问题绝不仅仅事关资源、领土或者主权的问题，更在于大国战略的实现、保证国家崛起的空间与长久的国家安全。因而，南海问题所面临的也将不仅仅是东南亚国家，更在于美日印等国家。本文试图论证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四大政策相互配合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与优势。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政策的提出、发展等与本文关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论述）。这一政策使争议双方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而有利于将双方引向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共同开发”也可以避免南海问题被美日等国利用。为此，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签订了中、菲、越《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发表了中越双方《联合新闻公报》，但从目前南海各国所发生的事端来看，这些条约、公报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

1.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1]

2.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主权的侵犯，使“主权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主权。

3.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

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经济政策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我之经济依赖。

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增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我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2]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展开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肩并肩”、“金色眼镜蛇”、“卡特尔”等的展开，使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构成东南亚-台湾-朝鲜半岛三位一体的“环形岛屿链”，从而达到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如召开“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发展“东盟10+3”等经济合作，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

此外，因尽量发展海军，弱化美国在此区域的军事优势。

对于日本，则首要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明治时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在实力相当时，外交就是力量；在实力悬殊时，力量就是外交。”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主权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谈判期间可派遣渔民和渔政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展开大规模捕猎、巡逻行动，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对我军民伤亡，则可借此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压力，并博得国际舆论之同情，减少国际舆论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在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取得国际舆论对华支持。

待主权问题解决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机收回部分开发权，或者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既定政策，其底线是中国必须在南海拥有大部分利益。

3.军事政策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严格来说，打击海盗并不算是远洋作战），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中国海军之所长仅在近海作战（有沿海空军、陆军和二炮部队的支援），而远洋作战，非有航母不可。中国一日无航母，则一日不可轻易与日美交恶。

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

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

当前中国所能采取的仅仅是一些“准军事”手段，比如，海洋渔政船巡航等，这样能在目前能力范围内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维护我国主权，并且比较经济的手段。

4.政治策略

首先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领域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友好关系。

第三次“陈江会”签署三协议、发表一个共识，宣布将开通两岸定期航班、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致共识，两岸“三通”已经全面实现。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逐渐打破美国对华的军事遏制，而且，两岸的友好发展将大大有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大陆应力求与台湾达成共识，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岛驻军，这对于南海相关国家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加强全国人民的海权意识，保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减少在非正常时期的舆论压力和政策执行难度。

以上4个政策，当然是不能割裂来实施的，其中经济合作和军事建设将贯穿整个南海问题解决的过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点，造成敌我军民冲突、获取国际舆论同情是外交辅助，排除或减少美日压力是关键，与台湾达成政治和解与合作、唤起民众的海权意识是前提，4方面的政策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渊：《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载《学术探索》，2008年1月，第一期

[2]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论述》，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9月，第五期

[3]王秀英：《南海权益与中国崛起》，载《理论界》，2005年6月

[4]范晓婷：《对南海“共同开发”问题的现实思考》，载《海洋开发》，2007年12月

[5]刘中民：《被觊觎的岛屿》，载《海洋世界》，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