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和精细化是农业拓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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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城市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限吸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刘易斯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精细化作为现代农业的两个发展方向，必将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