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主义评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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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思想自来学者言论，政府措施，稍有作为者，莫不以务农为本，工商为末，重本抑末。因其以农为本，故名之曰农本主义。直到晚近海通以来，情异势迁，思想稍变，然犹不无残存。“我国自古重农，以农立国”云云，几成为口头禅。诚可谓为我国传统的经济思想。

农本主义之产生商及西周虽在农业时代，人民殆皆事农，田畜几为唯一富源，商王且亲自省耕，然犹无所谓农本主义。盖其时商业未盛，不足影响农业，无所谓本末，更无所谓重本抑末也。降及春秋，市镇渐兴，商业渐盛，封建渐坏，农业渐受商业之影响。然春秋犹在过渡时期，尚无鲜明之农本主义。子贡善贾，

《史记·货殖传》：“子贡既学于仲尼，通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孔子称其：“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殊无轻视或抑制商业之意。而一般出身贵族之士大夫，鉴于封建制度之渐坏，追怀往昔，以阶级差别之明显固定为美，

《左传》襄九年“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贾皂隶，不知迁业。”(楚子襄赞晋国之言)

《左传》昭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晏子之言)

亦无重农抑商之意。至战国则已另入一新时期，农本主义之言论，盛行于学者间矣。故农本主义之成熟，必在深入市镇经济，工商足以影响农业，封建已坏，集权中央之时期。

战国诸子之言论故孟荀为孔门大师，而于农商之态度，则与孔子异趋。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

《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荀子欲减商贾之数。

《荀子·富国篇》：“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上好攻取功则国贫(民不得安业也)，上好利则国贫(赋敛重也)。士大夫众则国贫(所谓三百赤茀)。工商众则国贫(农桑者少)。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不为限量则物耗费)。”(卷六)

法家言论，更为积极。《管子》欲强商人买贵卖贱以抑商。

《管子》：“贾人贱卖而贵买。四郊之民，卖贱何为不富哉。商贾之人何为不贫手。”(《轻重篇》丁)又曰“民无所游食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足，粟足则国富。”(《治国篇》)

按《管子》中一部分系重商主义。盖《管子》系战国时书，非一人所撰而托名于管仲。管仲在齐执政时，则实行重商主义。

商君力主农战以兴邦。

《商君书》：“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智虑。上作壹，故民不荣，则国力博。国力博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篇》)又曰“使商无得糴，农无得糶。农无得糶，则窳惰之篇农勉疾。商不得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垦令篇》)《商君书》中此类言论甚多，不备引，《史记·商君列传》称其在秦执政时，使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台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韩非至称工商为国家之蠹；以商害农，国可亡也。

《韩非子》“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共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贿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共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五蠹篇》)又曰“耕战之士困，而篇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亡徵篇》)

汉代之措施汉兴，农本主义更为进展，见诸言论。

汉文帝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晁错曰：“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汉书·食货志》)

贾谊曰：“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汉书·食货志》)

《盐铁论》：“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

元帝时贡禹甚至主张复古，“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详见《汉书·贡禹传》。)

施之政事。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官为吏。(见《史记·平准书》)文帝以次，躬耕籍田，以为天下倡。又立孝弟力田之赏。累下重农之诏。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劳来之。而牧令以劝农称循吏者，亦复不少；如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南阳太守召信臣，东汉南阳太守杜诗，渔阳太守张堪，蒲亭长仇览，其章明较著者也。文帝且从晁错之言，令富人入粟拜爵，以给国用，而免农田之税。汉代农本主义之施行，可谓勤矣。

重农之原因农本主义之兴，其为农民乎?不尽然也。农为衣食之源，工商所资，农民复占全国人口十之八九，务本重农，谁曰不宜。此正面之理由也。自其反而观之：若饥寒交迫，救死不暇，荣辱不足动其心，刑赏不足励其行，欲言教化难矣。民不聊生，教化不行，聚而为乱，则社会不安，而国亦危矣。故孔子言既富加教，孟子言恒产，管子谓衣食足知荣辱。

《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杜祐《通典》：“夫礼道之先，在平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人民什九皆农，欲其衣食均足，舍农末由。而君主欲求长治久安，永保其国，亦必重农。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一也。农民朴实，安土重迁，易为之治；不若工擅技巧，商通变化，以其富厚，交通王侯，左右政治。故君主恶工商之威胁国祚也，常抑商重农。且一旦有事，以之作战，则农民体壮力健而持重，非未技游惰之人所可及。

《商君书》》“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一则小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距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战，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吕氏春秋》》“民耕则朴，朴则易用。”

晁错曰

务民于农桑，民可得而有也。”(《汉书·食货志》)

《亢仓子》：“人舍本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流徙。轻流徙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故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业，农业非徒为地利，贵其志也。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边境安则主位尊。人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是天下一心矣。”

故人民务农则易治而易用。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二也。自古国用泰半取自田赋。官僚亦以税收为俸禄；且其本身大都为地主，利于平民务农，而田租可恃。若商人资本发达，剥削农民，破坏农业生产力，则影响田租田赋之收入。故重农抑商之思想，自然产生于君主、官僚与地主间。此农本主义之起因三也。国家富强，必须足食足兵。兵以农民为良，已如前述。食则产于农业。若食粮不足，不独民易为乱，且无以养兵，不克内除叛变，外战强敌。乱世募兵尚易，食粮则非一时可积。故必务农以足食。兼以环境宜农，农业发达而一般经济随以富裕。此农本主义之起因四也。

重农之效果如上所述，农本主义之目的，非有厚爱于农民也，主要为谋国家或统治者与官僚阶级之利益，盖别有所为也。史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魏以富强。秦用商鞅农战之策，卒并六国。汉高祖重农抑商，文景劝农，与民休息，及武帝而国力充实。

《汉书·食货志》：“娄(古屡字)敕有司以务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得食粱肉。为史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西通西域，北弱匈奴，威震四裔，此重农之效也。然农民生活之善否，初无与于此。文帝减免田赋，而受惠者地主，非佃农也。汉律重农抑商，惟稍抑商人之势，农民之疾苦自若也。且以累代抑商之故，商不得盛，农亦交困。国用取自田赋，而农业生产受天然之限制，设遇暴君污吏，诛求无度，农民不能安生，流为盗匪而大乱作矣。此亦重本抑末之果也。

有因必有果。然因果关系，常欠单纯。水以摄氏表百度而沸，若在山巅，气压轻，则不及百度而沸矣。以零度而冰，若水中含盐，则须零度以下矣。物理如此，人事更为复杂。此所谓重农之因果，就其著者言之，要不失为主要原因与结果之一。若胶柱鼓瑟，或过甚其词，则失论事之旨矣。

农本主义与国计、民生、治乱、习俗等之关系至钜。久拟撰“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之回顾”一文以论之。事忙未果。上为拙作《中国田制史》第二章中之一节，全书杀青有待，姑先布之。惟所言至汉代为止。汉以后之因袭，海通以来农本主义之摇动，以及农本主义平议等，则未之及。补充成文，客俟异日。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孟周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