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封闭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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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的时代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从殷商时代起，中国国内各族之间以及对周边各国各族，开放边界(以致疆界长期是不固定的)，经济上相互交流。远到今越南、印度临海地区的货贝等物，已在中国中原地区使用。

春秋战国时代，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罗马帝国的产品，如琉璃球等，也运到中国，在中亚地区俄罗斯境内也发现了中国的产品。至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开放程度，从许多国家用别国之人为将、为相、为谋臣、为工程负责人这一点上，就可见一般。这种开放加强了民族和地区间的联系，为建立统一的秦王朝准备了条件。

两汉时期的统治者加强对外联系，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分别在今中亚锡尔河上游东岸、下游及以北地区)、大月氏(阿姆河中部，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等国。张骞的副使到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到过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一直到达支海(波斯湾)。中亚、东亚等国也派使者到汉王朝访问和通商。西汉政府在交通线上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往来。在汉王朝的主动努力下，中外交通日见发达，出现了西北、西南、海上三条“丝绸之路”。随着人的迁徙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漆器等产品和植桑养蚕、冶炼技术、井渠法等也传人朝鲜、越南、日本、大宛、安息等国．而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莆萄、苜蓿、芝麻、胡桃等相继传人中国。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中亚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等乐器、舞蹈以及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中外往来，互通有无，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民族的友好与融合，带来了国力的强盛和领土的扩大，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大版图、生机勃勃的国家。汉代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功，使其政策为以后唐、宋、元各朝统治者所继承。

唐朝时，唐与之通使交好的国家达70多个。唐朝统治者经常派使节、僧侣等到国外访问、学习。其中，玄奘、鉴真等人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亚非地区许多国家也派出“遣唐使”等到唐朝访问、学习。在唐朝的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唐政府机构中，有阿倍仲麻吕等外国人供职。往来于中外之间的商贾不绝于途。唐政府设置了鸿胪寺来接待外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来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其中，以长安最为著名。在长安汇集的外宾很多，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西北陆路。五代、两宋时期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靠东南海路。福州甘棠港、泉州港和广州港是五代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至宋代，两宋政府大力鼓励对外贸易。自公元971年起，两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镇、温州等地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南宋政府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两宋政府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由于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中国经海上与之通商的亚非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最远的是非洲中部东海岸的层拔。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或经商，在开封还形成了犹太人居住区。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朝的铜钱大量外流。在东南亚及非洲索马里都出土过宋代铜钱。它们很可能在那里流通。据此，可以认为，世界上的第一种“世界货币”是宋代的铜钱。

元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较以前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对外贸易区北起朝鲜、日本，南至南亚、东南亚，西达东欧、非洲东海岸。沿海的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城市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被称为“汗八里”的大都，当时不仅是元朝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东欧、中亚、日本、朝鲜、非洲东海岸、东南亚各地都有商队、使团到大都来。明初，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于1405年到1433年间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对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和访问。郑和的远航，经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和麦加。此次远航就时间而言，比哥伦布、达．伽马早半个多世纪；就船队规模及船只大小而言，都超过他们的几倍，显示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绝不在西方人之下。

长期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加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战国时期直到15世纪下半叶(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大。16世纪初，中国与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并驾齐驱，是世界三大帝国之一，是三大帝国中最先进的国家。

二、从开放到封闭的转折

从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一次大转折：从对外开放逐步转向自我封闭。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明政府从洪武年间(1368一1398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人海”开始，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屡下禁海之令(1567年以后有所放宽)。15世纪40年代以后停止了下西洋，即海上远航活动，将对外的注意力集中于北方，在东南沿海则从放到收。

实行这种转变有其客观的原因。①明朝自建立时起，就感到鞑靼、瓦剌族的压力，故从洪武年间起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不断修筑长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在15～16世纪间势力日益强大，北部边境遭受压力加强。②从14世纪开始的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劫掠、走私活动日渐严重，到16世纪20～50年展到了猖獗程度。明政府为此加强从山东到广东的海防。③西方的葡萄牙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来到中国，既做生意，又在沿海劫掠。1535年还强占澳门(1564年始获中国官方的许可，成为租借)。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也来中国．荷兰人于1604年、1622年两次占领澎湖，1624年占领台湾。明政府先是为了集中兵力、财力、物力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在东南海上实行了收缩；继后，出于平定东方来的倭寇、西方来的殖民者骚扰的需要，防范国内反明者与外来势力的勾结，实行海禁政策，除政府自身与海外某些国家或部族建立一定的交往关系，实行“勘合贸易”外，在沿海地区严厉禁止一般商民私自与外国通商往来。

清朝建立初期，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封锁对郑成功等海上扰清力量的物资供应，于1656年颁布海禁令，不准商民出海贸易,违者处死，货物全部没收。以后又多次下达“片板不准入水，粒货不许越疆”的命令。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氏降清，国内基本安定，1684年开放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海关，作为通商口岸．于是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每年出海贸易船只多至千余艘。历来禁运的粮食等货物大量出口。出海船只有卖掉的，出海的人员也有不回国的。清政府惟恐人民在海上聚众滋事，1711年重申海禁。1717年下令禁止大陆人民到南洋经商，对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实行这项政策的结果，一是政府税收减少，二是沿海民生困苦。禁令难以维持，于1727年废除。以后对外贸易又有所发展。

18世纪下半期，英国工业发展很快，迫切要求扩大海外市场。来华贸易的商人增多，这些商人的一些海盗行为与多种不合理要求，引起清政府疑虑。于是，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在陆地对周围邻国仍采取传统的朝贡贸易与睦邻友好政策的同时，对沿海贸易采取一系列严格限制的措施：

(一)限制通商口岸。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外商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同时封闭其它三个通商口岸。

(二)实行“公行制度”。1720年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联合组成“公行”。清政府授予它垄断对外贸易的权利，承销外商进口货物和替外商代购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价格。1760年，清政府授权“公行”作为政府向外商征税的人，保纳税饷，承包代缴外商出人口船钞、货税，并负责管束外商。外商在广州的一切行动受其约束。清政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由公行居间转达，外商不能与清朝官吏直接交往。

(三)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粮食、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和书籍(史书、地图等)严禁出口；规定丝、茶、大黄的出口限额。

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的矛头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并起了一定的自卫作用。但是清政府闭目塞听，对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向所知甚微，不知道从西方来的人有海盗与商人两类人或同一个人的双重身份，不知道新时期中西关系的两重性质(侵略和被侵略，先进和落后)，不善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处理新的对外事务，没有将反对侵略、加强防卫与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既予以区分，又结合起来，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自我封闭的政策。这种政策阻碍了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国从开放转向封闭的这一时期，正是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从手工业生产到大机器生产、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初，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强盛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之末，中国比欧美的主要国家落后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封闭使中国丧失了一次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机会。而且封闭造成的“天朝意识”，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里又一次丧失了赶超的机会。

三、从封闭到被动开放

闭关造成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打的结果就是国门被别人打开。在世界进入近代，世界一体化大潮形成以后，谁想封闭也是封闭不成的。在1840～1900年的60年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战争中用坚船利炮不断地打败清政府，强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种种特权，以此种殖民主义者的手段和形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开放的过程也就是丧失了主权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1842～1897年期间的开放态势是：

先是1843～1844年间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接着是1852～1863年，除在东南沿海加大密度(潮州，后改汕头；台湾一台南，淡水一台北)外，沿海岸向北延伸到天津、牛庄(后改营口)，芝罘(后改烟台)，沿长江向西即向内地延伸到镇江、九江、汉口，又在陆地中俄边境开放喀什噶尔(今疏勒县)。

第三阶段是1876～1897年，除沿海继续加大密度(琼州一海南岛海口，温州、北海、拱北一澳门，三水)外，增加的主要是陆地边界上和水陆两路进入中国腹地的口岸，如古城、乌鲁木齐、吐鲁蕃、哈密、肃州(嘉峪关)、龙州、梧州、蒙自、亚东、河口、思茅、江宁、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

可见商埠开放的进程是沿海从南向北、沿江从东西向、沿边从外向里。开放的范围除包括整个边境外，西北深入到了嘉峪关，西南深入到了重庆等腹地。在这些商埠里，外国人不仅可以自由通商，而且在重要商埠里设立租界。帝国主义国家对租界实行直接统治，使租界成为中国法权不能管辖的特殊区域，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

(--)“撤除”关税壁障。这首先是协定关税。《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即提出了关税与船钞的协定原则。两年后，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的原则被固定下来。从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关税税则，中国丧失了税则自订权。1843年协定的进口税率，一般在商品价值的5％左右，比鸦片战争以前的税率降低了58％～79％。1858年的税率比1843年的税率又降低了13％～65％。条约规定，英国货物在港口纳税后，运往内地按现例纳税，不得加重税则。《天津条约》规定，外国货物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只交一次子口税，数额为进口税则的一半。这样，中国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部分地丧失了内地税自订权。后来，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权和关税的保管权、使用权也落到了外国人手中。这种海关与关税的“开放”，就是海关与关税主权的被剥夺。

(三)“开放”资本市场。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便在通商口岸设立银行，经营并垄断外汇，吸收中国的存款，向中国工商企业贷款，发行纸币，后来还代收代支关税，操纵金融及财政。1895年《中曰马关条约》第6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装运进口。”1895年中法《商务条约附章》第5条规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自此以后，西方国家在中国获得了在：工矿领域投资设厂开矿的特权，大量外国资本输入中国，就地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制成产品，在中国销售，赢得高利．并压制中国的民族工业。

(四)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规定：中英两国人民交涉词讼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在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领事裁判权进一步扩大，规定凡外侨与中国人之间、外侨与其他外籍人之间的民刑事案件，均由外国领事官申诉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领事裁判权使西方侵略者可在中国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西方国家以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特权远远不止以上所述。到辛亥革命前夕，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将近30项。帝国主义国家凭借这些特权，几乎做到了人、钱(资本)、物(商品)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程度。外国人在华获得的特权，破坏了中国相应的主权，使中国处于依附国的地位。所以，这种被动开放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开放。

从世界经济形成过程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卷入世界市场，与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方式与进程各不相同。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打开国门的主动开放。另一类是国门被别人打开的被动开放。主动开放与被动开放的根本区别在于权自我操与权操于人。前者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开放；后者是附属国、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开放。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开放，给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根本不同。每一个被动开放的国家都会转入争取主动开放的进程。

四、从被动开放到争取主动开放

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是被西方国家用大炮轰开的，是西方国家武力侵略中国，强迫中国对外开放的。所以随着近代开放的开始，中国人民就面临着反抗西方国家侵略的任务。中国近代被动开放带给中国人的第一种觉醒，就是必须对付西方国家的侵略，进行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即“制夷”问题。

在国门被打开之后，先进的中国人才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发觉打败自己的那些国家，有许多中国所没有的长处，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了。要“制夷”，必须“师夷长技”，否则是不可能战胜侵入中国之“夷”。这就是怎样才能“制夷”问题。中国近代被动开放带给中国人的第二种觉醒和第二重任务，就是要向西方学习。

鸦片战争后不久，1847年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概括了中国人进行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和向西方学习的双重任务。

在被动开放的局势下，中国人通过在各个领域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和向西方的学习，开始建立近代工厂，用机器开采矿山，组建轮船股份公司，修筑铁路，铺设电线，使用电报，传播近代科技知识与西方的社会理论，……艰难地迈出追赶西方人的步伐，逐步地迈人近代化的进程。

在这场持久的、广泛的斗争与学习过程中，中国人认识逐步深入，从经验的积累中逐步懂得，并非开放通商口岸不对，并非开放资本市场不对，并非增加进出口商品不好，问题在于这些开放与增加是在外国人获得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对中国不利。总之一句话，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权操于人的被动开放，而不在于开放。且闭关已不可能。明至清前期闭关的后果也不好。在有了这种认识之下，中国人就在被动开放的局势下开展了争取主动开放的斗争。

这种认识和斗争开始于被动开放之始，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的表现是以下两方面。

(一)采取主动开放的措施，如主动开放一些通商口岸，实施促进产品出口的办法，向外国银行借款，购买外国机器，派青年到外国留学，请外国人来当教师，等等。

以开放通商口岸为例。上述1897年以前开放的通商口岸，都是在外国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力下，通过双方签订条约规定的。在1897年以后，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如蛮允一腾越，江门，长沙等39处)，同时出现了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地方官应外国领事的要求，“请准自开”。如岳阳、济南、南宁、昆明等7处．劈一种是中国政府自开。如吴松、三都澳、秦皇港等20处。这是1898～1930年即开放通商口岸第四阶段的主要特点。

(二)开展反对不平等条约、收回主权的斗争。这集中在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和租界管辖区。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声势愈来愈大，成果逐步增多。如1917年对德宣战后收回汉口的德租界；1927年收回汉口英租界、九江的英租界；1922年收回胶澳租借地；1930年收回威海卫租借地。经过多年的谈判和争取关税自主权的斗争，1929～1932年废除协定关税，中国实行关税自主。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于当年宣布放弃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沙俄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一、二年，德、意、日等国因是敌国、战败国，其在华特权均被中国政府废除；美、英、法等国因是中国的盟国，先后宣布放弃除香港、澳门之外的租借地、租界，放弃领事裁判权。中国因是五个主要的战胜国之一，1945年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1946年，中国和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平等的条约。但因双方发展程度不同，文字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以反对共产党，在实际上给予了美国人、美国货和美国资本许多新的特权。所以实际上彻底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在主权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实行主动的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五、基本的经验

如上所述，从殷商到1949年的3000年间，中国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两种：开放和封闭。

在第一种政策下，吸取他人之所长，经济发展快，文化繁荣，思想活跃，中国长期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国力强盛，对外人无畏缩之情。汉、唐对外之风值得继承。

在第二种政策下，不知国外大势，产生“天朝尽善尽美”(马克思语)的意识，学不到其他民族的长处，导致停滞落后。一个比别国落后的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很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挨打，外国侵入，沦人附属国一一半殖民地的地位，明初至清代前期统治者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关系时，未能站在高的境地，以长远的眼光观察形势，采取了消极的封闭办法，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造成中国从先进的强国到落后的弱国转化的悲剧．此中的教训，值得中华民族永久记住。

在主权丧失、国门被入侵者撬开之后，国家就陷入封闭不成不得不开放的被动局面。此种被动开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痛苦和屈辱。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夺回了主权，创立了主动开放的前提。中国人民在实现开放时，要永远记住维护主权的极端重要性。

由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在执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既是中国当前阶段国内外形势的要求，也是对中国3000年处理对外关系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