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应对策略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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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轮通货膨胀的特点：成本推动型；当期通胀因素和历史通胀因素共同推动；具有潜在全面通胀的压力；输入性和内生性共同推动。应对之策在于采取综合性、全面的总体设计，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价格管制或价格政策。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

一、本轮通货膨胀的特点

当前的这次通货膨胀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这次通货膨胀的特点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我认为有四个区别于过去的特点：

第一，这次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需求拉动型的。这是第一个特点，跟1988年、1993年不同。所以我们应对这次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地比照1988年和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否则会犯错误。虽然人民币由于双顺差发行过多，但在央行采取了对冲措施之后，市场中实际流通的货币量并不足以形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第二，这次通货膨胀是由当期通胀因素和历史通胀因素共同推动的。我们对历史因素的作用务必不可低估。为什么?我去年11月在《财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到这个问题。由于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原因，就企业总体来言，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内部成本被外部化了。这些外部化的内部成本主要是三项：第一项是劳动成本。因为我们的社保制度不健全，所以企业本来应该支付的社会保障成本，包括很多项，比如工伤、退休、养老、医疗等等都没有落实。所以，企业支付的劳动成本是不完全劳动成本，把这些应该由企业承担的责任都转到社会上去了，转给个人，转给政府了，这些应该是企业承担的内部成本都外部化了。

第二项是资源成本。我们国家的很多资源价格没有完全体现市场价值。如果一个企业廉价地获得了某种资源，那它就获得了一个额外的盈利，像土地，水，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本来它的市场价值是比较高的，资源又是国家的，也就是资源价值本来应该是国家或者全民来获得的，但是由于没有体现在价格上，所以这部分利益就被企业获得了，这也是一个内部成本外部化的问题。

第三项是环保成本。我们很多企业排污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去治理，把超标的废物排放到公共环境中，这些企业减少了治理污染的成本，增加了社会承受污染损害的成本，也是一个内部成本外部化。当然，这类现象很多，但这三项是比较主要的。问题是这三项外部化的内部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还是要恢复内部化，还是要回归的。比如说《劳动法》通过了，很多劳动成本就会增加，现在企业说劳动成本增加，这个增加是本来就应该增加但是你过去没有支付的。

最近，广东一些企业破产，社会对此议论纷纷。我认为，破产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这些企业是因为法律迫使它们承担、现在没有承担、而又是它们本应承担的内部成本而导致破产，那就说明它们本不具有竞争力而是靠违法侵犯工人和政府的利益来获利的。这样的企业破产也是正常的。难道企业不应该给工人买工伤保险吗?难道对有毒的工种不应该给补贴吗?过去是靠不支付这些成本获取利润，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产品定价就比较低。这些成本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回归到内部来，这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市场经济中的劳动成本就应该包括这部分内容市场经济的资源，无论所有权属国家还是企业或私人，都应该按照市场价值来定价，不允许一些人可以低价获得属于国家的或者说是全民的高价资源。市场经济中也不能允许一个企业自己不治污，把污水排到公共的河湖里去，从而降低自己的成本获利。这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则。所以，我判断，这些历史的成本外部化因素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会逐步的内部化。而内部化的过程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因素。

大家都看到今天我们面临许多当期的通货膨胀因素，比如说石油、矿产品、农产品涨价，今年还要涨，并不因为前几年涨了今年就不涨了。类似这样的商品还有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历史因素的作用。我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发言中提出，对我们前几年的高增长、低通胀要有客观的判断。前几年3%以下低通胀的指标并不是当时实际通胀水平的真实反映，是由于我们有些政策有问题或者是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的扭曲。那几年的物价指数如果是在比较正常的市场经济机制中的话，不应该是3%以下，应该比它高，比如4%或5%。因为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所以表现在指标上是3%以下。实际指标与统计指标的差额作为历史因素早晚要回归到正常的统计指标之内。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是当期因素和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叠加，通胀压力是非常高的。这是我们这次通货膨胀的又一个特点，不完全是由当期因素造成的。

第三，最近发改委也好，统计局也好，还是物价部门也好，始终强调前几个月所谓物价指数比较高，主要是因为农产品或者食品造成结构性的指标比较高。我认为，从统计指标上看，前几个月确确实实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造成整个物价指数涨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我们通胀的压力绝不仅仅是农产品、食品。我们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结构性的而是全面的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很多非食品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完全表现在统计指标上。比如说原油价格涨得很厉害，成品油价格一直不涨，现在很多成品油生产企业是亏损的，价格管制不可能让一个行业永远这么亏损下去。价格管制使这个行业的供给减少了，萎缩了，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比如有个别地方柴油就不卖了，等涨了再卖。再比如对火力发电实行煤电价格联动，由于对电价的管制政策执行中有些问题，一些火力发电厂由于煤价上涨形成亏损，甚至个别火力发电厂停产检修以减少亏损。像这样一种扭曲已经造成局部地方的供给产生了问题，这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这些因素不是局部的，也不是某一方面的，像电、油、矿石等这类价格上涨都是全面通胀的因素，它不像食品就影响食品、对别的商品价格直接影响不大（影响劳动力成本因此也间接影响其他商品）。所以，我认为虽然今年前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指标上表现出来的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确实主要是食品价格，确实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但是我们面对的压力，我们准备应对的通胀包括了潜在的全面通胀的压力。我们不能因为今年前几个月的通胀是因为食品和农产品造成结构性的通涨，就仅仅针对食品、农产品采取对策。这样的对策可能会在应对政策的设计上出现偏差。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这次通货膨胀是输入性通胀和内生性通胀共同叠加推动的。这次通货膨胀和1993年、1988年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输入性通胀的影响很大。在1993年和1988年的那两次通胀中，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占的比重很小，主要是内生性因素引起的。输入性通胀是我们控制不了的，铁矿石涨价中国没有话语权，涨多少都得接受，我们谈判的能力是很弱的，定价权是很弱的。石油涨价你控制不了，中国虽然购买很多，但是没有定价的话语权。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我们是解决不了的。美元在贬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成本的提高是中国不能控制的。所以这次通货膨胀中有我们不可控制的输入性通胀因素是第四个特点。

二、应对之策

我认为，把握住上面所概括的这次的通胀的四个特点，就可以找到正确的对策。

从对策上讲，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对策我们需要统筹来设计。因为这次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的，又有历史因素、又有当期因素，而且存在潜在的全面通胀的压力，并且是我们不可控的输入型和内生型叠加出来的，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应付通胀的政策设计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项政策的组合。不可能仅仅把对农产品的补贴加一点就能把这次通胀应对过去。过去整个国民经济中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通货膨胀这一个经济现象上。它后面引发的因素里面有很多我们没有解决好的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总体政策设计。靠孤立的对某一个产品或对物价指数里的某一个因素采取对策，是不可能实现防止通货膨胀的目标的。

综合性政策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首先是货币政策。

应对通胀强调货币政策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认为需要慎重研究。这种观点是把通胀的发生全部归因于货币过多。这个结论我认为是需要深入推敲的。货币过多会引起通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通胀是不是就只是因为货币过多?我认为还有很多别的因素。近几年来，由于“双顺差”，人民币不得不超量发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货币过多”。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超量发行人民币的同时，央行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票、公开市场操作等等一系列措施已经基本上对冲了由于双顺差而被迫发行的超量人民币。在市场上实际流通的人民币可以说基本上并不“超量”。虽然对央行的措施是否适当也有不同意见，对这些措施的效果也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央行的措施基本对冲了双顺差所导致的人民币超量发行”的结论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这样，就不能以目前市场上仍然有大量的属于“双顺差导致的超量发行”的货币为依据来设计货币政策。

对于货币政策的调整，央行最近几次公开讲要密切地观察、认真地研究，对货币政策的组合要精心设计。对政策组合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要以提高利率为主要政策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我不赞成这种主张。我认为应对这次通货膨胀主要应该运用控制货币规模的措施。提高利率的措施和控制规模的措施在货币政策组合里都要使用，但是我主张两者中要以控制规模为主。

为什么?我的理由如下：如果以提高利率为主的话，就相当于在这次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因素里又增加了一个政策性成本推动因素。货币政策本身是以抑制通胀为目标的，但是提高利率会使企业的资本成本的价格上涨，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本身反而又成为新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这样两个政策效果是矛盾的。所以，提高利率在应对这次通货膨胀的政策组合中不是一个好措施。

缩小规模的后果是什么?缩小规模的结果是只有大中型企业和一部分小型企业能够获得贷款，但由于利率并不提高，所以能够获得贷款的企业的资金成本并不提高，它的成本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但是会有一部分小企业甚至有一部分中型企业拿不到贷款。一般来说拿不到贷款的都是小企业，可能个别也有中等企业。但是这个结果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小。现在很多小的私营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比较低，社会上所谓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资本市场还是很活跃的。像浙江很多地方，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找私人钱庄去筹钱，利率可能比银行利率高。对于小企业来说获得资金并不难，只是成本太高。这部分小企业的资金成本是提高了，但是小企业产品的价格在解决成本和价格的关系上要比大企业的弹性大，而且小企业，一个一个的小企业，它对整个物价推动的作用要远远小于像电、煤、油这种基础产品，这些价格如果上涨的话，整个社会的价格都会全面上涨。相对比较起来，这些小企业借钱的成本高，但是借出的企业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内部消化的。作为个别企业，有借入的，也有借出的。作为整体来讲是资金内部的拆借，这对整个物价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两者相比较还是用控制规模为主的办法比较符合我们现在通胀的特点。

关于汇率。我们现在的汇率政策是有管理的浮动机制，所以不能说政府还要人为地把汇率再提高多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认为，在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如果上涨幅度比较高一点的话，如果市场供求关系推动人民币汇率高一点，是有利于对冲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的。当然，汇率高了就会刺激热钱的进入，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但是从应对通货膨胀讲，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的较快提高对于对冲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从汇率上讲，我是乐于看到人民币汇率提高的速度快一点。这是从货币政策上来讲。

第二方面，从财政政策上说，我觉得通货膨胀不能仅仅归咎于是货币多这一个现象，财政政策在这次应对通货膨胀中应该说作用也是很大的，必须要很好的设计。一个是我们的税制上还是要贯彻“整体增长，结构有增有减”这一个改革的方针，这个方针在现在应对通货膨胀的形势下更要坚决贯彻，步子要更大。

所谓结构有增有减，增的税主要是过去企业外部化的内部成本，比如说劳动成本方面的，叫社保税还是费，这些都是名字问题，但这部分要征收，从立法上、执行上都要做。第二个要加的税是资源税。当前很多专家提出来要提高资源税，我认为资源价格应该反映资源的市场价值。像我们现在是原油价格涨得很多，成品油亏损，政府还要补贴亏损的成品油企业。但是原油价格涨那么多，我们政府拿到的很少，不像俄罗斯政府从原油中拿到很多，就是用资源税等许多名目，一刀刀砍，原油涨价所带来的利益不能都让石油公司获得。我们现在恰恰相反，资源部分政府没有拿得很充分，相反还要补贴成品油炼油的环节，我觉得这确实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现象。还有环保税，环保叫一个独立税种也好，还是在别的税里面用环保的因素来设计也好，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我们是不能听任这些违反国家标准排放污染到社会，让社会承担污染成本的现象再继续下去，这是政府的职责，不能让排污企业去赚黑钱而让全民承担污染的后果。政府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排污成本的内部化就是政府的职责，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应该是增税的。

减税，应该在一般性税收的领域减税。比如说增值税，我们国家增值税是生产型，当然税负水平比较高，法定税负水平比较高。转型试点已经几年了，应该尽快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税率不动，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水平下降。企业所得税这次已经降了，税率降到25%，各项成本也允许列支，税负水平比旧税法降低幅度很大，这个已经实现了。当然，还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的问题，这都可以进一步研究，还有空间。

还有过去人们没有关注的营业税，也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一个是营业税道道征税、重复征税，这个现象对第三产业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我们已经有很多具体的营业税都允许抵扣，但是没有全面实行。而且营业税和增值税之间也有相互抵扣的问题，我们现在只允许运费的营业税在增值税里抵扣，其他不允许，也不允许增值税在营业税里抵扣，而不允许抵扣就是重复征税，这也属于企业税负偏高的问题。这些税种的改革都应该加快推进。从税制上讲几个专项的税种要提高，几个一般经营性的税种要降低，这样，税收总量可以持续提高，但是结构上可以大大改善。因为提高专项的税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承担，比如说环保税，那些不排污的企业或者治理污染很好的企业这部分成本就不会增加，但是降低一般的经营性税收，这些企业是受益的，这些企业的负担减轻以后它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的压力就可以减轻了。我们这种调整结构会形成一个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的导向。这是财政政策上需要应对的。

另外，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税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我们国家几次高通胀都引发了很多的社会矛盾，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也有高通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要想减轻这种风险，政府的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减税或者补贴。我认为这个领域里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凡是交税的低收入群体都应该大幅度减税。比如说个体户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可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税率可以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扣除额可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其他税目的个人所得税也可以大幅度减轻负担。这些都是对低收入群体有好处的，来缓解低收入群体应付通胀的困难。与此同时，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减少级次，扩大级距，降低边际税率的办法来降低税负水平。

当然，对没有交税义务的低收入群体政府就要增加补贴，这些补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发放现金、减少这些低收入群体需要支付的费用等方式，比如减少医疗的费用、子女读书的费用、交通费、通讯费等等，这些需要统筹设计。这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这部分非常重要，有这部分，就能够在通胀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社会稳定。因为目前我国通胀水平想降到百分之二点几是不可能的，总理都说4.8是表决心的，并没有说是指令性的指标，所以实际物价指数很可能高于这个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就特别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因为通货膨胀受到的损害，这是政府的职责。

第三方面，关于价格管制或价格政策。

前不久很多经济学家在媒体上对过去政府很多的价格管制提出了很多批评。有些很有道理，比如说兰州拉面由政府来定价格，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认为在中国长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对价格的一定程度的管制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比如从明天开始就全部放弃政府价格管制，我认为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不能给市场上的商品定价，企业有定价权。但政府并非不管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只是他们不是由政府定价，而是用间接调控的手段。比如美国，政府调控成品油的手段不是审批价格，而是使用政府储备来调控市场上该商品的供求关系。而我们现在整个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如果政府放弃管制的话，垄断企业明天就把其产品的价格提得很高，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整套反垄断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所以，在我们现在很多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价格管制尚是政府不可缺少的手段。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价格管制对于控制物价指数的作用空间是有限的，不能迷信到不管物价指数怎么样，政府都能够管制下去，这是不行的。如果影响到供给，那你还能管制下去吗?一定要有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看清楚，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管制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不能认为我只要想管制，一定能够把它管到一个低水平上，我对这个想法是不赞成的。

第三，价格管制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是必要的，但是价格管制这样一个手段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向市场机制方面发展，而不是说逐步退到过去曾经用过的计划经济的管制。像兰州拉面那样管理就是倒退，这是违反市场经济的。我觉得改革的方向应该逐步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资源配置，政府有土地、有矿产，不要用审批制，可以完全通过市场来决定价格，这样决定价格就比政府审批价格好；再比如说反垄断，垄断价格怎么处理；再比如个人所得税和物价指数挂钩的问题等等。我认为政府对价格的管理有一个发展方向，应该逐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而不是向行政审批方向发展。

第四，物价指数像GDP一样，不能成为指令性的指数。我在政协会上发言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再说得具体一点，我建议把今年的4.8%作为当年因素的物价上涨指数，历史因素释放的上涨我们单独再有一个比如说1%的空间，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符合今年的情况。如果今年真的把4.8%当作不可逾越的指标的话，会引起整个经济的很多问题，会出现新的矛盾。不仅仅是今天，今后我们对于物价指数的问题，也不要把它看成是指令性的指标，这样在应对上就能够比较好。

所以，对于我们应对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和物价政策这三个方面是要一个总体的设计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