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应对研究

导语：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应对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与基本矛盾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方法,同时又为社会主义科学构想提供了理论支撑.分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从社会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动力因素———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展开的.(一)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殊表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了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经济基础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构成了第二对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描绘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过程的轮廓,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PP．2~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存在于人类各个社会形态之中,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形态中,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一般性,也要分析其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是指社会主要矛盾.为此,将社会主要矛盾界定为在各种社会矛盾中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矛盾,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表现.[2](P．268)(二)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而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外在表现的社会主要矛盾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将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三个提法,两次转化”.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第一次转化,表现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转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八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次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判断并没有形成与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本质差别.习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科学的政治论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第二次重大转化.(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关系及其现时代意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阶级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而阶级对立的矛盾往往又集中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譬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主要是通过生产社会化要求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虽长期存在,但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完善,适应了现代经济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转变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党的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虽做了更改,但仍然集中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上.要全面、完整地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必须深入研究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准确地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生产力这一方,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绝对水平有限.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调整生产关系以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对尽快提高生产力绝对水平的要求已有所削弱,而是转化为调整生产关系以推动生产力结构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演进.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社会主要矛盾上,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改革目标也应随之转化为在推动生产力水平总量提升的同时,更加重视调整生产关系以不断改善生产力结构,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

二、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质”“量”并重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在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看,就必须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质”“量”并重发展(一)全面准确地把握“生产关系”的内涵.斯大林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关于尔􀅰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一节中,斯大林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丙)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3](P．56).斯大林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生产、交换和分配这些活动背后的规律,也即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它将事物本身(生产、交换和分配活动)和事物本质(隐藏在这些活动背后的规律)结合起来界定研究对象,这样就显得十分完整.从一般的理解来看,生产方式要解决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仍然是一个“人－物”关系,但从生产方式的本质含义而言,“人－物”关系背后仍然是“人－人”关系.斯大林有关生产关系“三分法”定义的缺点也是明显的,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与“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并列起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甚至还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后两者的前提条件加以强调.实际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要研究的仍然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本身都只是“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的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存在形式,三者不应采取并列的形式.换言之,斯大林界定的“生产关系”被后人简单地压缩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就很难全面地反映生产关系的丰富内涵.第二,“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内容并未得到明确界定.在斯大林的生产关系概念中,“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范畴的内部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恰恰又是语焉不详的.我们认为,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理解“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炼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更好地发展的具体路径.[4](二)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各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主要方面在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来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合理、不完善.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不合理、不完善,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由此寻找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口.因此,调整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质”“量”并重发展的关键在于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1．妥善处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范式”,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按法律法规办事的人民政府,两方面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共同内生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之中.作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论断的基础是对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探索,特别是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5](P．10)的运用.在改革过程中,党和政府自觉认识和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逐步推进市场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不断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不仅包括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提供公共产品,还包括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框架,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范式”正是在实践中总结的重要经验,取得的规律性认识,超越了“斯密范式”的自由放任市场和“守夜人”政府.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市场作用机制,采取渐进的经济体制转轨方式.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休克疗法”有本质不同,实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是对一味强调“私有化、市场化”的“撒切尔—里根范式”的扬弃和超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在认识和把握经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政府作用机制和市场作用机制逐渐相契合,并未像“撒切尔—里根范式”所推崇的那样,成为此消彼长的“小政府、大市场”的二元对立关系.政府作用的发挥,不仅仅只是针对市场失灵和总量平衡问题而进行微观管制、宏观调控,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积极主动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大力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与“凯恩斯范式”下基于总量平衡而采取的短期需求管理不同,“中国范式”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正确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不是单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政策行为,而是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使短期的“逆周期”政策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统一,并通过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开放政策等措施,力求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优化,促进市场合理配置资源,推动经济持续增长.2．从中观层面对“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和优化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表现为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国内外经济关系等等.需要通过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第一,改善产业结构,处理好各产业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产业结构是产业与产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生产经营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的.处理好各产业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处理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三次产业内部关系,如种植业与非种植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实体经济部门与虚拟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既要鼓励现代金融业态发展,又要抑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并推动更多的资源进入实体经济,夯实国民经济基础.第二,统筹城乡关系,处理好城乡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关系,这表现为农村为城乡提供大量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为城市扩张提供土地资源,由此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和不断拉大的城乡发展差距.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着力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进度.应推动特定生产资料向农村流动,特别是需要鼓励技术、农业人才和资金向农村流动,与此同时落实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规模化经营,整合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第三,协调区域发展,处理好区域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区域是生产的空间载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需要在区域上落地才能展开生产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区域发展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时,各种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强势兴起,东中西区域发展差距得到有效缩小,大中小城市协同共生机制初步形成.第四,推动全面开放,处理好国内和国外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应在国内国外协调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走出去”和“引进来”相互配合,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3．从微观层面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关系和管理方式.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其微观载体在于企业,这就要求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还要通过公有制经济组织结构的改革完善,提高其经济效率,从而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一,要鼓励国有企业进入一般竞争性行业.近些年来,要求国有企业退出所谓“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言论甚嚣尘上.在具体实践中,“一般竞争性领域”被人为扩大,诸如金融、房地产、传媒等行业都被贴上“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标签,并要求国有企业从这些领域“退足、退够”.不仅如此,一些垄断性产业的竞争环节也被视为一般竞争性领域,诸如在发电、铁路客运、成品油批发零售等领域,也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经营.很显然,这种刻意强调“一般竞争性”的做法模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性市场经济的区别,忽视了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型.改革开放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来,为追求政绩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GDP竞赛,而要在竞赛中胜出,就必须上马见效快的投资项目.由于大部分民营项目不需要投资审批,仅通过核准和备案就可以开工建设,因此,基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尤其偏爱“短平快”的民营投资项目.但是,这种“快餐”式投资在区域分工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都缺乏总体协调,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要系统地纠正供给侧的这些问题,国有企业就必须进入一般竞争性行业,在国家宏观调控和规划引导下发挥其投资导向作用.目前,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振华重工、湘电集团、沈阳机床、光明乳业等一大批国有企业取得了骄人战绩.在某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中,有很多是由国有龙头企业率先投资,吸引民营和外资企业配套跟进,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例如,华润纺织集团在全国投资建设了多个华润纺织园区,通过整合产业存量资产,吸引企业入驻园区形成配套产业链,逐步将纺织行业这一传统产业带出低谷.以上这些案例表明,国有企业主动进入一般竞争性行业,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向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品牌竞争模式转变将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第二,要坚持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独家经营.与一般竞争性行业不同,自然垄断行业是指那些由于网络经济效应而必须由唯一或少数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门类,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包括供水、供电、供气、通讯、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行业.这些行业由于产品供给和消费需求是通过网络状管线或交通线路对接而具有强烈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特征.因此,这些行业的最优运营模式就是由政府指定一家或几家国有企业进行垄断经营.一方面,自然垄断行业不等于高利润行业,自然垄断行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在不同地区可能会有很大差别.以高速公路、供电网络为例,在经济发达地区,自然垄断企业经营这些项目的利润很高,但在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运营高速公路和供电网络成本较高,自然垄断企业往往入不敷出.如果放弃政府独家经营,私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导向将会驱使资本向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利润领域集中,这将加剧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独家经营自然垄断行业,有助于利润积累和研发创新.经济学理论早就证明,垄断利润是开展研发的重要保障,过度竞争导致的低利润不利于技术研发的开展,特别是不利于开展具有一定风险的新产品前期研发.近年来,我国在特高压输变电、高速铁路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技术成果,与坚持政府独家经营和高强度研发投入是紧密相关的.第三,要引领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创新发展.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全球科技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速度不断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生活.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持续发力,高科技企业能否致力研发.战略性新兴技术的特点是具有极高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私人资本往往由于资金实力不足和风险承受较弱而无法全力投入.在这些领域,可以由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公有制单位承担技术风险,开展先导研发,为整个行业提供公共技术产品和系统平台,为后续企业的跟进提供各类服务,这一功能恰恰是民营企业迫切需要而又无力承担的,而这正是公有制经济注重社会效益的制度优势所在.以量子保密通讯技术为例,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量子通信基于量子信息传输的高效性和绝对安全性,已经成为国际科研竞争中的焦点领域之一.目前,在政府财力支持下,由高校、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牵头,我国已建成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讯卫星“墨子号”.结合“京沪干线”与“墨子号”的天地链路,我国已成功实现了洲际量子保密通信.随着量子通信基础设备的日臻成熟,涌现出一批面向应用平台开发并致力于探索商业化推广量子安全通信服务的企业,现已初步形成了量子保密通讯产业群.(三)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决定生产关系根本属性的关键因素,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来看,要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还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以利于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P．31)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消灭私有制,但是作为过渡形态,社会主义内部又包含着相当比重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成分.当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现状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与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之间的矛盾,二是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与生产社会化要求日益提高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求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在推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维系国计民生.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有所下降,国有企业体量总体规模不大,中央企业资产质量还需要提升.因此,通过公有制经济这一“抓手”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总供给的能力亟待提高.在农村,村集体普遍只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实力有所滑坡,在巩固农地集体所有权、保护农民权益、加强基层政权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7](PP．105~106)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与生产社会化要求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成分迅速发展,特别是以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为主要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经营机制灵活,经营方向切换速度快,可以十分迅捷地进入新兴产业,这导致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低水平竞争且愈演愈烈.这种以低价格、低质量、低服务水平为特征的竞争格局削弱了企业研发新产品和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容易引发产业结构恶化、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第二,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领域,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经营目标与社会公益性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由于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不足,使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受到影响.第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生产出大量消费品,由于消费者收入水平提升的速度相对缓慢,高质量升级换代产品的市场还比较有限,这就形成了低端产品过剩和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现象.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要求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架构中不应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矛盾视为对抗性的,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也构成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的微观基础.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矛盾的非对抗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制经济控制整体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了土地、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国有企业掌控着许多关键性领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引导.在高新技术等领域,国有企业也承担了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主体难以承担或不愿承担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发挥了定盘星、压舱石和先行者的作用.二是非公有制以其特有的灵活机制、激励条件和创新活力开辟了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完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关系是非对抗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合作关系.

三、推动五大文明建设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

社会基本矛盾不仅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准确理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这一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主要方面在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从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在社会法治化水平还不高、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很大空间、社会建设还有不少短板、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较多等方面.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协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大文明的过程.(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物质文明发展水平.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出发,“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理论上接近于“经济基础”概念.所谓“经济基础”,意指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既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也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完善各种生产关系,从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物质文明发展水平.作为经济基础在理念层面的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创新理念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理念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理念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开放理念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而共享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构成了物质文明提升发展的核心思路,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指导原则.(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是社会基本矛盾之一.在上层建筑中,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这一重要内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分和成功经验,但绝不能放弃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总体原则上来看,要保持政治定力,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在继承中提炼政治经验和政治原则,又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更不能把西方政治制度作为“飞来峰”照搬过来.只有如此,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和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需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让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真实,让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升精神文明发展水平.除政治上层建筑外,上层建筑还包括思想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括政治和法律思想,还涵盖了道德与艺术、哲学与宗教以及新闻传媒等多个领域.思想上层建筑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调节作用.文化虽不等同于思想上层建筑,但两者是相互渗透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要调整思想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更好地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文化的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四)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社会文明发展水平.民生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提升社会文明发展水平,还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深入认识新时代社会治理规律,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平安中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五)建设美丽中国,提升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在政治经济学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是属于生产力层面的技术问题,但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因此,优化、完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关键在于提升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发展观.着眼理念层面建设生态文明,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二是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以天地自然为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在这个历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依附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历程.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一理念已经日益成为共识.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生命共同体.本文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诠释.紧紧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将社会主要矛盾视为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中表现和特殊形式.党的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也应随之转化为在推动生产力水平总量提升的同时,更加重视调整生产关系以不断改善生产力的结构,更加重视调整上层建筑以不断改善经济基础的结构,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求.

作者:钱书法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