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一带一路”内驱力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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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推动沿线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时，需要重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内驱力构建问题。“一带一路”内驱力构建要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来完成，这样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指引下，将“倡议”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内驱力的构建路径包括多维度分析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将战略倡议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基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重构价值链条、建立多元利益分配格局深化共赢合作、完善沿线国家产品标准助力商品出口等五个方面。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政治经济学;内驱力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走上重商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治理国内产业发展秩序的同时，逐渐抛弃了由自己提出的经济全球化理念。由此，国际经济发展区域化的特征日益显著。在这一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从近年来的推进效果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改善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也为我国的过剩产能输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维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者和践行者，我国要重点研究该战略的内驱力构建问题。之所以强调这一问题，是因为通过前期的国际舆论引导和国家间良性互动，沿线国家普遍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支持态度。若未能与沿线国家建立起共赢的战略互动关系，则将降低“一带一路”倡议在他国的公信力。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内涵。我国学界目前仍习惯于在本国视域下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内涵，喜欢在中文语境下诠释“一带一路”倡议的优越性。理论与实践共同表明，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其生成的时空维度，而不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早已预设的战略构想。这要求“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全球经济区域化趋势之中，并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文教等诸多领域形成良性互动，进而为该倡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国际政经环境。(二)“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内。容由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发端于我国应对西方重商主义倾向的重大举措，但其所涌现出的对外经济发展视界和结果必然具有启发性和多样性特点。这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内容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下来提炼。为了建立起与沿线国家间的良性互动，要更加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沿线国家“上层建筑”异质特征下，反作用的影响也是具有显著差异的。受沿线国家内在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体系决定，社会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具有国别差异性。(三)“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运行。随着与沿线国家战略互动频率的加强和经贸文教合作的加深，国际间各区域经济发展联合体还将发生关联，进而影响沿线国家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与参与方式。因此，应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上刻画该内驱力的运行轨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所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竞合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运行路径。(四)“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演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经济区域化发展中的新鲜事物，其所蕴含的发展前景必然具有路径演化特质。由演化经济学原理可知，这归因于该倡议内驱力的演进中具有“新奇性”特征。这种“新奇性”可以解读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沿线国家合作具有多样性路径选择。“新奇性”并不必然使内驱力的演进路径朝着我国所愿望的方向发展。因此，植根于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中，以权变思想认识内驱力的演进模式成为必然。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构建内驱力的分析框架

(一)历史唯物主义观分析框架。历史唯物主义观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其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本文的分析框架之一。上文已指出，在探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内驱力问题时，要重点关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包含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法律体系、宗教文化等要素，直接影响沿线国家官方和民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参与度和参与方式，最终作用于内驱力的运行态势。(二)辩证唯物主义观分析框架。辩证唯物主义观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以及“否定之否定”的事物发展观等都应成为分析内驱力的框架。国内学界要避免陷入“我向思维”的泥淖之中，应在“事物普遍联系”的辩证观指引下，以区域经济共同体视角理解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及如何在共赢基础上建立战略互动。(三)资本循环总公式分析框架。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构建起了资本总循环公式:G－W－G。资本总循环公式内含有这样的经济学要义:(1)资本在时间维度上将先后承担货币职能、生产职能、商品职能;(2)资本在空间维度上将按比例分别处于货币职能、生产职能、商品职能等三个环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我国向沿线国家输出产能成为常态，那么这里的空间维度便突破了国界，而以基建为主要内容的产能输出又使得资金在时间维度上长期处于生产环节(W)。为此，实现国际区域内资本循环的稳定性，成为内驱力的生成基础。(四)两大部类再生产分析框架。通过对魁奈《经济表》的研究，马克思构建起了两大部类之间的再生产模型，该模型又可以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类。该分析框架提供的启示在于，沿线国家在双赢基础上能够在资本跨国间的总循环中为自身带来资本增量。随着资本增量的获得，我国应结合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将增量资本注入他们的消费品生产部类中，使之形成扩大再生产格局，最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经贸互动下，与我国生产部类之间建立起实物交换和价值交换的平衡关系。

三、“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构建的着力点

(一)着力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契合在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内驱力时，要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中基于“经典力学隐喻”的分析范式，而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引入国家概念。唯有在沿线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下，才能使“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实施，也才能为该倡议的内驱力提供良性的国际环境。这里使用“契合”二字，意在与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及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形成相互匹配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激励沿线国家的政府认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二)着力于国家间社会文化传统的互相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宗教文化传统尤为显著。宗教文化作为部分沿线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与理解，并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上层建筑反作用于本国的经济基础。作为内驱力物质载体的经济基础，若未能获得沿线国家上层建筑释放出的积极反作用，必将对我国的产能输出形成拒斥力。因此，要通过尊重国家间的社会文化传统，为内驱力的生成建构起良性的社会氛围。(三)着力于核心外围结构下的波动传导。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必然承担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大国责任。在事物普遍联系的辩证观指引下，需要建立“核心—外围”的网状化结构。与非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核心—外围”分工结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下的“核心—外围”结构应以和谐共生为基础，以国际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态势为前提。而这里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便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观为视界、以区域经济波动传导为特征的形态。(四)着力于资本国际大循环的利益分配。“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形成了内在联系，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在基建领域中的过剩产能能够向沿线国家输出，这正好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契合。然而，在共赢基础上的战略合作中，需要通过资本国际大循环为沿线国家带来他们所期望的利益。这里的“利益”可以借助货币来评价，也可以借助人力资源、公共产品等要素来评价。总之，只有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为内驱力持续注入能量。(五)着力于开放商品市场构建造血功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部分为前苏东国家，部分为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受制于诸多因素，其对外产品出口内容主要是日用消费品。为了在国际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经济结构的动态平衡，我国要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框架下，通过开放商品市场为沿线国家提供发展资金，进而为他们的国民经济发展提供造血功能。

四、“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构建

(一)多维度分析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一国政治经济特征的形成具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在当前开放经济形态下，一国政治经济特征还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沿线国家诸多为发展中国家，且部分国家在政治经济特征上带有殖民地痕迹，部分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带有转轨痕迹。因此，我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要从历史视域、空间视角、地缘政治角度等多维度分析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这样才能为内驱力的构建提供动因结构参考。(二)将战略倡议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相融合。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仍主要为沿线国家的精英阶层所领会。当前需要将战略倡议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将战略中的普惠精神推广到广大民众之中，进而在促使沿线国家人民深入理解战略构想与发展目标的同时，抵御西方世界蓄意歪曲“一带一路”倡议的图谋。我国可以通过民间文化交流方式，通过多样化途径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思想交流。(三)基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重构价值链条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和推动者，我国要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重构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价值链条。目前，我国主要向沿线国家输出基建产能，这属于国际贸易的高级阶段，而沿线国家主要为我国输送普通商品。我国在除去过剩产能的政策推动下，应鼓励深加工企业进入沿线国家与他们的农特产品相对接，在带动沿线国家就业的同时为我国商品市场提供中高端日用消费品。在“核心—外围”的水平经济联动下，我国应逐步向沿线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开设跨国公司或参股沿线国家有关公司的方式，将这部分产能输出到目标国家。(四)建立多元利益分配格局深化共赢合作。只有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国家战略互动才能持久，因此要建立起有序的利益分配格局。就经济层面的利益分配格局而言，应通过在沿线国家开设生产企业带动当地就业，并在纳税上支持目标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了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多维度特征，我国应帮助沿线国家培养与该国经济建设需求相关联的专业人才。国内的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都应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应鼓励我国的移动通讯企业参与到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平台建设中来，从而与我国的跨境电商平台相对接。(五)完善沿线国家产品标准助力商品出口。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应将我国诸多领域的标准向沿线国家输出，从而增强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联系。我国的物流标准、日化商品标准、食品类商品标准等都应向沿线国家输出，通过帮助他们培养标准化人才，并在硬件建设上为沿线国家配套标准化设施设备，来与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相对接。

五、结语

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使得我国长期依赖“三驾马车”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在这一国际经济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时，我国学者应重点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内驱力的构建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应用自觉。

［参考文献］

［1］刘美平．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学视阈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方略［J］．区域经济评论，2016(2)．

［2］武菲．经济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J］．投资与创业，2018(2)．

［3］李文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的实施路径［J］．经济研究导刊，2017(36)．

作者:江运芳 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