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早期农业合作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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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讨的主要问题

农业合作化运动论著和史料集的相继出版，推动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数以百计的文章从农业经济、文学艺术、中国近现代史、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体制改革、人物传记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唇枪舌战，可谓百家争鸣。研究者之间不断进行商榷，使得这一课题经久不衰，焕发着勃勃生机。综合所见文章，归类整理，学术界大致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农业合作化的条件、时间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文章基本缕清了农业合作化中三次重大争论的过程和前因后果，介绍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并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以及争论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总路线，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农业合作化发起时间、发展条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具体实践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对公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并指出争论的结果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步伐一再加快，开启了“左”倾错误的先河，给党内政治生活投下了阴影。

（二）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析了农业合作速度过快的原因谢毅认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温小雁认为，“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深受经验主义的羁绊”；叶扬兵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是“在《农业发展四十条》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下，许多农民不愿再从事原先对其具有吸引力的非农职业，抱着过高预期纷纷加入了高级社”；顾晓静分析了加快合作化步伐的社会基础，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他们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实现集体化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分享富裕农民的财产，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张昭国认为，导致由支持农业合作社“停”、“缩”，转向强调“发”，是因为一系列特殊信息的误导，尤其是“1955年4月到南方视察，沿途所见麦子长得半人高，不由得对邓子恢先前汇报的农村紧张状况产生怀疑，加上沿途其他干部的不实汇报，导致了决策的转变。”这些多维思考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时也亟需对这一问题做个整合，以便有个全面的把握和认识。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阶层的划分和农民的心态后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现象，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现象，它不仅影响到党的政策制定，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方向。邢乐勤认为，“由于党对后农村社会阶层变化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给农村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诸多失误”；杨娜认为，“农民阶级的社会分化造成政治的两次分野，将上亿农民纳入到互助组、合作社中，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身份流动体系刚性化，丧失了自由发展的选择权和自由权”；苏少之引用表格和数据分析了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认为它是“中农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还有文章探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如：朱智宾、孟富国从感激和归属、均平和求富、需要和压力几对矛盾的关系，分析了农民对合作化的复杂心理；宋徽瑾、张晓玲根据不同阶层农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积极、对抗、从众几种复杂心态；李瑞山的硕士论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农民把还未来得及捂热的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当中，这种转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动员推动的结果。”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理的研究是近几年逐渐被关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开始趋向关注合作化运动的主体———农民本身，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这和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期刊和档案资料，这就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因此，深入农村寻访亲历者，加入一些口述材料，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真。

（四）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调整与整顿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央也做出过相应的调整和整顿，有人称这些调整和整顿是反冒进，也有人称它是“砍社”，也许是由于整顿没有刹住这场运动急转的车，而且很短暂，也许是因为整顿是邓子恢直接领导的，而邓子恢遭到过严厉的批判，所以，以往对于整顿合作社方面的研究较少，近些年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文章大多介绍了急躁冒进倾向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整顿的措施和效果。赵增延肯定了整顿之举，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反冒进是中央统一部署的，也得到了的支持，但时隔不久却又遭到批评，这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关。”辛逸、高化民通过介绍1955年“砍社”的前因后果，指出对刘少奇、邓子恢的指责是没有实事根据的。叶扬兵则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说明“在严厉批判‘小脚女人’、主张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同时，也反复提出注意质量和进行整顿。”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其他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一样，都是螺旋式上升，迂回式前进，冒进、整顿、再冒进、再整顿，既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也有不同的地方小插曲，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探析还不够清晰和透彻。

二、研究的意义

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工业化目标提供助力的重要“一翼”。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苏联模式，开创地走出了一条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广大农村进行政治动员，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建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平稳过渡。可以这样说，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近代中国最突出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另一个就是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探索新型农业合作与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我们更好地调整和制定农业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耕地在逐渐减少，既要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又要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如何合理高效配置农业资源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大课题。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作者：王雅馨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