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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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罗斯而言，有分析认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经济开放似乎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俄罗斯由20世纪中后期的工业强国变为20世纪末期的能源原材料出口国。有学者把俄罗斯转轨初期的超级通货膨胀和经济美元化趋势与俄罗斯执行的卢布可兑换政策密切相关。我们到底可以在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困境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间建立起怎样的逻辑联系？如果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因素发挥的实际及其作用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仅限于描述和分析资本流入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影响。将特别关注俄罗斯转轨时期外资流入的流量、存量及其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俄罗斯外资流入的经济转轨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

转轨时期外资流入的流量、存量与结构

俄罗斯1992年启动经济转轨后，配合激进的“休克疗法”，在货币制度和资本流动方面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卢布可自由兑换、放松资本国际流动管制和吸引外资流入的政策。

1.利用外资的流量与形式结构

从流量上看，从1991年到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利用外资的年度流量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资料，从1991年到2000年上半年，俄罗斯累计吸引外资517.1亿美元。到2001年年初，实际形成的利用外资存量总量为292.53亿美元。

转轨以来，俄罗斯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投资。其中，从1991年到2000年上半年，直接投资流量累计为216.54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41.9%；间接投资流量为10.71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2.1%；其他外国投资289.84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56.1%。

外商对俄罗斯的间接投资是伴随着俄罗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工业企业股份化改造发展起来的，快速私有化的1994年是个转折点。当年的“大众私有化”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购买俄罗斯企业股份。1997-1998年是另一个俄罗斯利用外国间接投资的高峰。1997年俄罗斯利用外国间接投资总额达到最高峰——6.8亿美元。

俄罗斯转轨期间使用的国际信贷投资大部分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和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及银行集团。这些金融资源多用于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改革的紧急项目。

2.利用外资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

转轨时期俄罗斯利用外资的部门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风险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政策指导思想。俄罗斯为了防止利润流失和经济被控制，最具活力的部门一般不予开放，允许外商投资的一般是生存非常困难的企业和部门。这种政策有其积极一面，即外资对那些最困难的部门和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消极的一面是，本来就属于高风险、缺乏吸引力的俄罗斯经济难以吸引大量外资。

转轨期间，俄罗斯外资投入的部门结构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1993年外资居前两位的是金属加工与机器制造业（占外资总额的23.2%）和商业饮食业(16.3%)，1994年是燃料能源工业(49.5%)和商业饮食业(9.8%)，1995年是商业饮食业和金融、银行、保险业，1996年是金融信贷领域(27.3%)和食品加工业(7.9%)，1997年和1998年是金融信贷领域(32.5%)和燃料工业(16%)，1999年是能源燃料工业(17.8%)、商业饮食业(17%)和食品加工业(14.8%)居前三位。到2000年上半年，累积流入外资的存量排序中居前三位的是：金融信贷领域（93.53亿美元、32%）、能源燃料工业（43.58亿美元、14.9%）和食品加工工业（31.66亿美元、10.8%）。它反映了俄罗斯吸引和使用外资的主要部门。

在地区结构上，俄罗斯外资流入的分布非常不均衡，主要集中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和萨哈林州、秋明州、鞑靼斯坦共和国等少数几个能源原材料生产发达的地区。整个90年代中期，那些通常被认为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工业发达且急需外资进行技术设备更新的地区，如乌拉尔工业区和伏尔加河沿岸工业区，几乎没有外资流入。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当地企业和地方当局实行了一种保护垄断，不放开外商进入竞争的政策；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使得依赖国内市场的制造业的盈利前景暗淡，对外资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那些产品主要供应国际市场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则显得更具投资吸引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府特意建立的实行税收等投资优惠政策的自由经济区，如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克麦罗沃州、加里宁格勒州、赤塔州和阿尔泰边疆区等，郡没有达到吸引外资的效果和目的。看来，仅仅是建立自由经济区的一纸声明并不具有吸引外商投资的实际效力，外商看中的可能是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综合投资环境。

3.利用外资的相对规模和资本净流入额

尽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外资流入基本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比较小。2000年初俄罗斯累积形成的外资使用规模为292.53亿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大大落后于其他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中，长期直接投资总额为127.57亿美元，不到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就国内经济影响而言，外国投资占俄罗斯国内长期资本投资的比重也一直很低，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卢布贬值造成的进口替代效应和俄罗斯停止进口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国内长期资本投资中外资所占比重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见表2）。

在考察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外资流入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到，转轨开始后俄罗斯境内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双

向的。在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国内资本流出。而且，必须注意到，俄罗斯的国内资本外流动机主要不是追逐利润，而是出于安全动机，是私有化初期积聚起来的私人或集团资本为了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而出走国外。尤为严重的是，每年俄罗斯资本外流的规模都大于资本流入。IMFl997年的数据表明，1992-1997年间，俄罗斯外资流入减去资本流出的差额是负979亿美元，即有979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注：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俄罗斯经济学家A·布拉托夫根据俄罗斯国际收支帐户估算的1992-2000年上半年间俄罗斯资本外流高达2900亿美元（不包括走私）。1992年到2000年上半年，俄罗斯外资流入、资本流出和外资流入净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见表3。资本的净流出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资本投资连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转轨时期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和外资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总体上看，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又大于其长期动态效应。

1.资本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

首先，俄罗斯转轨期间的外资流入在特定时期为市场化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在特定时期，在改革矛盾尖锐化而又无法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平息矛盾的时候，通过利用外资赎买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平息利益受损阶层的反对声音，稳定了改革的方向。

经济转轨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核心是制度替代和制度转换。它意味着：第一，原有的财富配置结构和生产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制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产权配置方式和规则），财富的重新分配将产生社会摩擦，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补偿，否则经济转轨可能会被逆转；第二，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实施成本等其他制度转换成本；第三，在制度转换和制度替代过程中，社会可能暂时失去维持自身生存的正常生产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上述种种问题意味着，经济转轨期间要求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为转轨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因此，转轨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必然是转轨的资本支持问题。外资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前面的分析表明，俄罗斯1992-2001年间利用外资规模尽管相对较小，但在其使用的外资中，“其他形式外资”占的比重很大。“其他形式外资”主要是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及银行集团的“国际信贷投资”以及在国内外债券市场上筹措的外资。表1的数据显示，这部分外资在1996年以后占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1998年甚至接近70%。这部分外资除了部分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以外，主要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目的，用来补发拖欠的退休金、教师工资，以及用于其他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目的，起到了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从而有利于经济转轨的继续进行。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所起的第二个积极作用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产权改造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推动了俄罗斯国内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俄罗斯国有资产总量巨大，私有化改造方案一经实施即遇到资金问题。事实上，俄罗斯选择“大众私有化”而不是捷克或波兰的“基金私有化”方式，即有出于私有化产权运作的资金制约问题的考虑。但“大众私有化”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产权由国家手中转移到千千万万的民众手中，在实现产权在市场上的流通和重组之前，私有化的资源重新配置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俄罗斯自己国内拥有的资金还不足以推动产权的有效流通，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政府通过颁布相关政策吸引国际战略投资力量购买和持有俄罗斯企业私有化证券。相应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仅大规模私有化的1994年，外国投资者在8月、11月、12月三个月里用于购买俄罗斯企业股份的资金投入就达9亿美元。这一数量相对于俄罗斯庞大的国有资产总量可能微不足道，但它在俄罗斯证券市场所发挥的边际推动作用的意义却不能低估。

投入到俄罗斯金融市场上的外国资本，除了向转轨提供信贷投资，以弥补转轨当期收益与当期成本的“赤字”差额以外，还在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外资基金在管理制度、金融产品服务种类、投资技巧等方面都拥有俄罗斯当地金融投资者不能比拟的优势，他们参与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投资运作，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资本在俄罗斯总外资流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其对俄罗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合资企业”是外资在俄罗斯进行经营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根据俄联邦司法部企业注册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0年上半年，在俄罗斯注册的“合资企业”总数为28000家，约占俄罗斯企业总数的1%，其中大约40%的“合资企业”的外商出资份额为100%。在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由“证券私有化”过渡到“现金私有化”阶段后，在第一阶段形成的企业经理和职工等“内部人”控制的公司产权治理结构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企业股权在证券市场的运作下逐渐集中，外国投资者和一批“新俄罗斯人”等战略投资者开始主导企业的控制权。他们（特别是外国投资者）逐渐使企业的治理结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并且实现了较好的企业经营绩效。“俄罗斯经济监测中心”1995、1997和1999年对俄罗斯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的样本调查显示，由战略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外部股东控股企业和管理者控股企业效益好于金融机构控股企业和职工控股企业。“合资企业”经济效益一般好于内资企业。外资推动了俄罗斯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公务员之家: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评价上述外资流入对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时，必须考虑由于流入外资的规模较小，其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

2.资本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消极影响

资本国际流动（特别是外资流入）在俄罗斯制度转型中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对制度转型目标、方案和路径的自主性选择。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初始方案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注：约瑟夫·斯蒂克里茨对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形成的一种共识——即严厉的财政政策，加上放松管制和贸易自由化，就足以摆脱经济“停滞”，启动经济增长——的概括性说法。）。这一方案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鼓励，并被允诺将对这一方案的实施提供资金援助。对预期的滚滚而来的资金援助的渴望，加上某种政治原因，一种叫做“休克疗法”的政策组合在改革之初被付诸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不良后果是经济深度衰退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经济转轨步入非良性循环的轨道。俄罗斯通过挖掘内部资源来弥补改革成本，从而进行自我救助的能力丧失殆尽，政府陷入严重依赖外部资源才能干预转轨过程的尴尬之中。这种局面要求对转轨的目标模式、转轨方案等做出调整。但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政策调整受制于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每次调整几乎都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力量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