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市场经济转型策略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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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的作用、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权力资本扩张、贫富差距在扩大、市场秩序混乱、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民主问题法制化、民生问题制度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价值取向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官僚主义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义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贪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在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关注民生，重视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这是中国在新时期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一个新的亮点。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理论和实践说明，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成功的，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但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如果过分迷信市场而政府无所作为，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忽视有效的社会政策，也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健康转型构建一个牢固的安全网。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种制度安排，其所内含着的公平、正义、民主、人道、自由、平等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相互依存，实际上是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一种体现。

本文系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于2007年8月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德对话：社会市场经济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会议对论文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作者根据会议讨论和评论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在此对会议主办方和评论者表示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