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腐败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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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腐败及其危害的分析

什么是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1]国际透明组织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1]因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腐败是指公共权力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国家能够将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和程度内，而有些国家，特别是体制转轨国家，腐败日盛，以致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般而言，腐败不仅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社会公平，而且侵蚀了社会资本，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因而其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就体制转轨国家而言，日益滋生蔓延的腐败对转轨进程、现代化进程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各种研究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腐败降低了投资并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对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支出，降低了公共投资、税收收入和直接投资。进一步讲，腐败还会扭曲市场和政府的功能，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比如，腐败使政府难以有效地实施必要的管制和监察，降低了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围绕腐败展开的竞赛扭曲了激励机制；腐败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契约履行和产权保护方面的基本功能；腐败还会降低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腐败也会加剧穷人的贫困。

然而，也有相当一批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腐败是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如果没有腐败，也就没有交易和增长。[2]这种观点似乎在腐败程度和经济业绩一同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印证。经济学家试图用腐败的可预见性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可以预见的腐败不一定导致效率的损失。腐败的可预见性是指对必须支付的金钱数额与获得的好处的预测，在腐败程度既定的条件下，对腐败更容易作出预测的国家，其投资率也高，经济业绩也优于其它国家。但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一个国家对腐败的可预见性有多大，如果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会更高。腐败的可预见性即使存在，也是相对而言的，完全的可预见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围绕腐败并不存在完全竞争。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腐败的可预见性，日趋严重的腐败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会在不远的将来发观自己正在为此支付更为昂贵的代价。腐败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就会不断地蔓延和增长。如果对侵吞的贿赂平均而言达到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将受贿额提高到15%或20%的冲动。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螺旋形上升，最终使发展受到损害，多年的进步被逆转。围绕腐败与贿赂而展开的活动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因此日趋严重的腐败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不仅如此，日趋严重的腐败还会使社会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如果人们（包括所有的官员和民众）都认为贿赂是提高办事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必要遵循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规则的话，“腐败”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并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正规的“法律”或“规则”。其后果是规范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使体制转轨受阻。

许多经济学家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腐败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通过对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非法经济“黑色收入”、垄断行业租金四个方面的初步合计，认为从1995年到1998/1999年，仅上述四个方面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之间。[3]

二、腐败问题的成因

在当今社会，腐败的存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把腐败归结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只要存在下列条件，腐败就会产生，这些条件是：1.一些人掌握着能够自由支配好处和惩罚他人的权力（或者称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决策权）；2.掌握权力的人具有强烈的以权谋私的欲望；3.权力失去有效的约束而被滥用。我们知道，公众不可能去直接行使权力，只能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一些人来行使；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再加上公众对权力人的约束并不总是有效，所以腐败就成了全球的普遍问题。

下面以转轨国家为重点，从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讨论。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腐败的普遍存在说明腐败的滋生有着广泛的适宜其生长的基础，这就是一切可以“金钱化”的权力。比如公共部门的官员所拥有的许多权力都可以金钱化，他们可以通过给予办事人以方便从中获得好处，也可以通过自由地掌握惩罚他人的程度而受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全的转轨国家中，更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有些政府官员在签订重要合同、私有化、颁发许可证、分配进出口配额、对自然垄断实施管制、给予补贴或软贷款、税收减免、控制外汇、为某些企业提供垄断权、制定并影响价格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是大量产生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的现实基础。因此，一个市场机制扭曲严重的国家，腐败的猖獗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这种滋生腐败的土壤，不仅范围广阔，而且“肥力”很高。所以，转轨国家腐败的泛滥与转轨本身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长期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在市场化改革中得以金钱化，因而腐败就被凸现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渐进式的改革经历较长的双轨体制共存，双轨体制本身就是“寻租”的沃土，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或改革的设计者既要制定“游戏规则”，又要参加“游戏”，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往往是不稳定的、不公正的和不透明的，所以改革资源极易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地加以利用；另外，分权化和改革的不断“试错”带来地方和部门权力的扩张及过多的任意决策权，甚至围绕腐败形成了利益集团。

其次，掌握过多任意处置权的人往往具有自利动机，存在强烈的腐败的冲动或欲望。在政府行为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公共选择论认为，传统理论在研究政府行为时通常隐含着一个“道德人”假设，把政府官员当着慈善的道德高尚的而又完全理性的执政者，他们无私地追求社会公众利益，把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看成是自身的目标，而且他们是明智的，能够自觉地从整个社会的福利出发，科学决策，对社会的运行实施有效的调节。然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道德人”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是难以成立的。团为在现实中，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经济人”，即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表现为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收入、地位、荣誉等）为行为准则。具有自利动机并掌握着某些权力的政府官员们客观上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这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统计性质，是可以普遍成立的，因此，使用“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政府官员。

最后，如果公众把治理国家的种种权力交给一些人来行使，而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权力就会被滥用，腐败就必然会生长出来。因此约束软化是腐败产生的总根源或症结所在。

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是影响腐败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官员们在决定是否进行腐败活动时，要权衡腐败的预期收益和腐败被揭露及惩治的可能性与代价（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的现实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越高，说明对政府官员的外部约束越是有效，腐败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腐败的机会成本的高低也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因素。所谓腐败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描述为政府官员因其腐败行为可能被处理而放弃的合法收入。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越高，其腐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腐败而可能带来的损失也就越大，此时的动机就不那么强烈；反之，如果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较低，其腐败的机会成本不高，因腐败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大，就容易诱发腐败。政府官员合法收入的高低，实际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权力的委托人对权力的人激励不足，是产生腐败甚至使腐败普遍化的重要诱因。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报告指出，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可比的私营部门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由于公务员工资低，官员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作，那么，因从事腐败而被开除低工资公职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威胁。因此，腐败常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资的差距（或曰“诱惑率”）成正比例关系。但是，仅仅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不能减少腐败行为。基于个人才干的聘任和晋升的机制能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创造出一个更为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机制也能减少腐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相对收入（合法）下降与政府官员日趋普遍的腐败并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酷现实。我认为，低工资与腐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首先，在对付腐败问题上，假定或执意认为政府官员的思想境界高于其他人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或不明智的。政府官员也是人，同样追求名利，要求取得与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以及付出的辛劳相称的经济收入，这个收入应当大致相当于他们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工资收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与自身地位相称的生活，才能体面地做人，才有可能守得住“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逻辑上讲，给予政府官员与非政府部门相当的可比收入，是保持政府官员廉洁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收入不一定必然导致廉洁，但得不到这样的收入，腐败的滋生就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官员的低工资是产生灰色收入的重要诱因，也是以权谋私日益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低工资条件下，政府官员捞取额外收入就显得心安理得。

对于政府官员的激励，从静态看是一个工资级别和工资高低的问题，从动态看是一个如何不断晋级的过程，因此，激励问题还包括晋升机制是基于能力和业绩，还是基于血缘关系、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甚至基于是否提供贿赂及多大数额的贿赂。

三、反腐败举措的思考

世界银行(1996)曾提出治理转轨期腐败行为的措施，具体包括：迅速而透明的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和反对经济垄断，以缩小腐败范围和重建激励机制；增加政府官员工资，降低受贿的诱惑力，加大革职的代价；简化税收及其法规，明晰产权，减少行贿必要，使企业不必求助于行贿而生存；在仍需要规章制度的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监督和完善上诉机制，并提供透明的方式，以削弱官员在授予许可方面的垄断权；对高层官员的腐败予以曝光和严惩。[4]近年来，我国在反腐败方面也形成一些类似的公识，比如：反腐败的根本点在于制度建设，铲除腐败的制度环境；综合治理与重点部门、关键领域的重点打击相结合；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公众参与和严肃执法相结合；尽快市场化改革，以期从体制上铲除各类经济租金等等。

上述措施基本反映了转轨国家反腐败的要求，但仍然显得不够清晰。许多措施拼凑在一起，缺乏层次感或次序。下面我们利用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来探讨反腐败的有效性及各项措施的逻辑次序。

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看，防治腐败要取得根本性突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将反腐败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以保证反腐败工作的有效性；二是通过一些措施使腐败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使腐败行为变得“不经济”，有效地减少腐败的发生。

反腐败是有成本的，反腐败的成本至少包括立法费用、执法费用、监督费用、调查费用、公众揭发举报的赞用、相关机构的设备和人员的工资等。反腐败成本的高低与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国家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其反腐败的成本就会很高。不幸的是，这正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目前面临的现实。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数目太大，政府管的事太多，政府官员掌握着太多的任意决策权，对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和执法所需的成本很高，以至于我们只能将有限的力量去查办“大案要案”，别的就无力顾及了。支付反腐败成本的能力相对有限，结果只能是“法不责众”。一个国家不可能将其有限的资源无限制地用在反腐败上面，因此，要想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为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幅度削减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将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控制在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必须的最低限度内。

对于中国这样的体制转轨国家来说，必须把大幅度削减政府规模作为反腐败的首要任务，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效地缩小政府的规模构成了反腐败的逻辑起点。尽管缩小政府规模不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充要条件，但毫无疑问它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为了大规模削减政府规模，我们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腐败是市场化的产物。这种观点概括了市场化和腐败加剧的并存特征，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准确地讲，半生不熟、设计粗略、实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腐败加剧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必然产物，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今后这方面的改革包括：迅速而透明的“非国有化”；反对经济垄断，推进经济自由化；简化税收及其法规，取消任意裁决权和免税权，保持税率的适度和统一；取消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增强各级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高度透明的会计标准和准备金制度；政府要公开出售特许权，政府采购要市场化、透明化，利用私营市场价格作为衡量政府采购的标准等等。

在有效地减少有可能、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增加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以便减少腐败。如前所述，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由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现实成本两部分构成。增大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是使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足以维持体面的和相称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加大被革职的代价；增大腐败的现实成本，就是使腐败容易被揭露，腐败官员受到严惩。相应地，在反腐败举措上，一方面要给予政府官员以充分的激励，要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谓之“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要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约束，严办腐败官员，谓之“大棒子”政策。

[1]王沪宁.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4]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