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中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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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有关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资源禀赋、规模经济、出口带动增长这三大理论。瑞典学者赫克歇尔和奥林建立了著名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theory)(HeckscherandOhlin,1991)。该理论指出，生产和贸易中，各国用己之富，换己之缺，互通有无。在赫克歇尔和奥林看来，生产要素可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当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种。一国会用它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制造和出口产品，从它国换取它缺乏的生产要素所制成的产品。如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土地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会专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将产品出口他国，换取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迭尔多夫(Deardorff)指出，即便在关税和运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资源禀赋理论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利昂提夫(Leontief)却对资源禀赋理论提出了疑议。人们本认为美国是个资本资源丰富的国家。他发现，美国进口商品中的资本含量比出口更重。这就是所谓的利昂提夫之谜。但是，利玛(Leamer)认为，利昂提夫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只是简单地比较美国进口出口产品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利玛重新分析利昂提夫的数据，发现美国属于资本密集型国家。利玛通过对资源禀赋理论所做的最系统和仔细的经济计量检验，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Leamer,1984)。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新的贸易理论。他们意识到，规模经济大，可带动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克鲁曼(Krugman,1979)指出，贸易可帮助公司扩大生产，降低每单位产品成本（单位成本），增加利润。马库森(Markusen)认为，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划分工种。这样，可避免在各国建立相同的工厂，造成无谓的重复投入和效率的低下。这种内在的规模经济，可带动贸易与增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外在的规模经济同时会起作用。在大国，公司可拥有巨大的市场，降低运输成本；随着公司数目增加，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就可降低其服务价格。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大国如能保持经济开放，则可享受低的单位成本，其出口产品价格更低，因而出口的竞争力则更强。与此同时，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可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西方学者弗兰考尔(Frankel)和柔马(Romer)通过对98个国家进行计量研究，发现在控制国际贸易这一变量（因素）后，人口较多、地域较大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

近几十年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贸易可对经济带来多重好处。第一、出口可带动生产的扩大，提高国民收入。贸易的结果，参预的双方生产能力上升，消费产品总量增加，国民收入增长。贸易还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资源，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第二、贸易促进创新、就业、储蓄、投资，提高生产力、技术、劳动技能、经营水平、创业精神，诱导民众消费。这些影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外在效应(positiveexternalities)。第三、贸易有助于外资的流入。外来投资可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然后出口或内销。这样一来，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第四、政府为了保证出口的持续增长，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减小寻租活动。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快(MichalopoulosandJay,1973)。

后进国家的贸易与增长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两个国家先后主导了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英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贸易最大国，而美国则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仍是世界贸易最大国。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在上述年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在1830年到1938年间，英国仍为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飞升到16%，英国只占10%。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袖。

本文称英美分别为前后两个世界经济中心国，称这两国主导世界贸易的时期分别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当然，这里所谓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拥有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和市场。它也是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时，需要着眼于它们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关系。

上述三个理论，能帮助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产业间的贸易，如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的贸易。而资源禀赋理论又最能解释产业间的贸易。如资源禀赋理论所示，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大。按出口带动增长理论来看，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较多，经济增长潜力则较大。由此，我们可推出以下的假设：假设一：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多，经济增长较快。这一假设，是相对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会缩小，与发达国家开展的产业内贸易（如以汽车发动机换汽车轮胎），会迅速增长。规模经济对国际和国内贸易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上述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最能解释产业内的贸易。该理论指出，大国从规模经济得益更多。大国单位生产成本较低，出口价格竞争力更大；国内市场更大，国内贸易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也易吸引外资。因此，大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更多、更有力。进而，我们可以推出假设二：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况下，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会更多，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发展会更快，经济增长也会更快。（注：在这里，作者要说明两点。一、作者无意否认其它经济因素如储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作者只想专门探讨国际和国内贸易对增长的作用。二、除专门说明处以外，本文中亚洲主要指东亚和东南亚。）

美洲、亚洲的贸易与发展

“英国世纪”时期的美洲发展

英国是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英国土地贫乏，但劳动力丰富。这点与东亚相似。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则土地丰富而劳动力贫乏。1875-1889年间，英国、日本、中国、法国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贫乏的国家，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4、1.8、2.4、2.7英亩。特立尼达、马来亚、俄国、哥斯达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5.7到8.5英亩间，居中间水平。智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政治纷争甚至内乱。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日本只占约8%。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

规模经济与美洲、亚洲的经济中心

美洲和亚洲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假设二，即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当美洲在“英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最大的美洲国家美国最终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当亚洲在“美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外贸大国（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中国）先后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早在1820年，美国便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那时，美国人口为970万，相当于拉美总人口两千万的一半（麦迪森，1997）。美国可供耕种、养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特别是食粮、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产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产国之一。在1854到1900年间，美国成为英国头号粮食和纤维供应国。美国产品在英国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34-1836年间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间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1892,p.128-134,146)。美国得益于庞大的英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英镑、先进的英国技术，经济增长有了外在动力。在1820-1870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高于英国的1.2%、德国的1.1%、拉美的0.2%。在1870-1913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高于英国的1%、德国的1.6%、拉美的1.5%。到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经济体。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随着美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日益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庞大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1820-187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略低于英国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国在这期间增长靠资本的大量投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国却平均每年增长0.15%。在1870-191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国的1.13%；美国在这期间资本生产率明显改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0.33%，高于英国的0.31%。在1913-195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改善，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48%，大大地超出英国的1.66%；在这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1.5%，高于英国的0.81%（麦迪森，1997）。总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资源互补，对英出口频繁；美国本身经济规模大，生产成本低，国内贸易对经济和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大。美国因此能在二十世纪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日本是亚洲唯一大力推动出口政策的大国。而中国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视出口。在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台湾880万，泰国2120万。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发展出口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口的总和。在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对美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6.5%。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出口每年增长16%。可观的国内市场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国4.8%的高速度追赶美国。相比之下，韩国只高出美国1.3%，台湾只高出2.8%。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韩国的5.2%、台湾的6.2%（麦迪森，1997）。到八十年代，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国家。

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效法经济成功起飞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大力推动出口。马、泰和印尼出口飞速发展。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间，马来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0.9%和11%，泰国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4.1%和9.4%，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2.9%和9.2%。

在资源禀赋方面，这三国与东亚有所不同。在1991年前，这三国的出口产品中，石油、矿产和农产品占首位。自1992年起，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产品才开始超过石油、矿产和农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品。在强劲出口的带动下，在1985-1995年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8.4%和6%(WorldBank,1997,p.214-215)。

但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强劲的、表现最耀眼的，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经济增长缓慢，在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2.2%（麦迪森，1997）。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效法东亚大力推动出口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80年的9.8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亿美元，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口香港、再出口美国的部分算进去，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会更高。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0页）。中国因有大量廉价和合格的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吸引的外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亿美元。1985年到1999年间，在外资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加。

中国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竞争

如假设二所揭示的那样，与其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相比较，中国经济规模的优势十分明显。具体来说，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首先，中国人口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为12.5亿，是印度人口的1.25倍、印尼的6倍、泰国的20倍、韩国的26倍、马来西亚的54倍。其次，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印度更高。在1998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为55%。中国则为83%，略低于泰国和马来西亚，与印尼相当。另外，中国的劳工成本相当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马来西亚的25%、泰国的40%，比印尼仅高约3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达2.6亿，这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1997年，中国有七千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支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1997年，中国有3200万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这个数量，相当于泰国或韩国人口的一半。中国每百万人中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的比例，高出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印度1.5倍以上。在1995年，共有25万中国人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留学或留过学，其中32%即8万人已经回国效力。将来这个比例将继续上升。与外资一道，这批数目可观、有一定素质、多层次的劳动力促进了中国的制造品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到1998年，工业制造产品占中国商品出口的87%，比马、泰、印三个东南亚国家高。1998年，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工业制造产品出口的15%，高于印度和印尼，但比韩国的27%、泰国的31%和马来西亚的54%低。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国内贸易方面拥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数目可观的有消费能力的顾客。约5%的城市居民即430万户每年收入在50000元（6300美元）以上。30%的城市居民即2750万户每年收入在15000元到50000元（1800-6300美元）之间。另外，6.4%的农村居民即约5800万人每年收入在5000元（63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3100万户城市居民收入较富有，5800万人的农村居民是工业制成品的潜在消费者。在未来，这些数目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在中国，公司可在较大的规模上运作，降低单位成本。1998年，在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即轻工业产业中，大型企业已占了产值的49.3%，17家大企业每家生产1百万个单项产品。2000年，3到5个名牌产品占领了80%以上冰柜的市场、70%以上的电冰箱市场、60%以上的彩电市场、50%的空调市场。规模经济带来了低廉价格和出口的低价格优势。1999年与1995年相比，在有统计数据的28类产品中，14类价格下降，另3类价格持平。即使除去外资的作用，在1995年到1999年间，在14类主要工业产品中的11类中，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增加了14%（《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2页）。一项研究表明，亚洲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贬值并没有明显削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第三，如假设二所揭示，随着中国人收入的增加，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因而可减小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对中国消极的影响。在1990-1999年间，在主要亚洲国家中，中国服务业（其中大部分是国内贸易）增加值的年增长率达9.2%，居这些国家之首。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近年来，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时，受其它国家的限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但是入世后，这些壁垒会逐渐消除，这些产品的出口会增加，而外资会进入中国发展较慢和滞后的服务业，会带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当然，外资和外商的进入，会迫使中国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提高效率、改善经营上下功夫。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奥运会显然会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吸引游客，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由于上述的有利因素，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在1994年和1998年间每一年，流入中国的外资，比东亚四小龙总和高出150亿到195亿美元，比东南亚五国（马、泰、印、菲、越）的总和更高出199亿到302亿美元。在1994年到1997年间，外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年增长率的15.2%，与马来西亚的15.8%相当，比泰国的4%、韩国的1.1%和台湾地区的2.8%，高出一筹。

东南亚（本文把新加坡列入东亚四小龙）直接面临中国的竞争。东南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去不远，况且所出口的大多又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和家用电器）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农矿产品（如羽毛、蔬菜、鸡鸭、海鲜、香料、燃油、钨矿石和荧石）。东南亚和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此外，东南亚和中国贸易出口的主要国家也相同，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主。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可能会在不少领域相互竞争。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又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中国对东南亚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当然，东南亚可采取以下对策：向中国大力出口热带或优质农产品（如棕榈油、大米），出口原料（如天然橡胶、原油），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制造行业大力发展。即使在电子产品方面，东南亚近年对中国大量出口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有线通讯器材，在制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中国出口塑料、纸、胶合板、石油产品、铜、铜产品、锡等。此外，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服务业、法治、公司治理方面领先于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来往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东南亚的服务业也可打入中国市场。

中国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会有一定的竞争。当中国逐步地提高工业产品中的技术和资本含量后，中国会吸引这些国家地区的企业、资金，间接影响它们本地的工作机会，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中低层次制造业，形成挑战。中国庞大、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巨大规模经济的潜在优势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优良商机，对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有明显吸引力。近年来，这些经济体的许多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甚至是高新科技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来逃避原产地的昂贵的地租和劳动力成本。1999年，中国外资的64%来自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例如，1999年惨烈的大地震后，台湾的多家半导体厂家把生产线转移到广东、苏州、昆山。现在，这些地方成为了世界磁头、机箱、敷铜板、驱动器、高级交流电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在亚洲，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后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156-159页）。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须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以应付中国的挑战。不过，除科研相对落后的香港外，日本和东亚三小龙，有其明显的优势——它们有很强的研究开发能力，技术和资本含量高的产品远比中国多。例如，中国平均每百万人中只有454名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而日本有4909人，韩国有2193人，分别是中国的11倍和5倍左右。1999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占工业产品出口中的15%，而日本占26%，韩国占27%。如日本和东亚三小龙能迅速提升产业结构，则可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它们在服务业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可打进中国市场。此外，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了解比中国更深，经济方面的法治远远领先中国大陆。因此，它们对外资的吸引力，不逊色于中国。东亚四小龙吸引外资的总和，在过去5年远远落后于中国，却在1999年达到了433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大陆的404亿美元。

经济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过去1500年，世界经济曾出现巨大而有趣的变化。在世界贸易的广泛兴起前，先进技术和稳定、有效的政府，带动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出现。公元500-1850年间，世界历史上出现几个经济大国。其中两个是中国与英国（另一个是阿拉伯帝国）。中国的实用科技先进，中央政权强大，科举制度择优录用，官僚制度便于施政。中国经济得以在数百年内，居世界上游。麦迪森认为，在公元500-140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世界独占鳌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实现工业革命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自由的经济政策，也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英国大力推动世界贸易，提高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英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按麦迪森的估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为中国的3.4倍。英国的成功，也带动邻近西欧和北欧逐步工业化。

1850年后，世界贸易兴起，席卷全球。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经济规模很大、与旧的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并有大量贸易来往。通过世界贸易，资源与英国互补的美洲，对英贸易和经济迅速增长。美洲中经济规模最大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二战后，与美国资源互补的东亚和东南亚，对美出口和经济飞跃发展。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近2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劳动力密集的英国转移到土地丰富的美国；看来会再从美国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中国。在中国与早期的美国相似，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将继续增长，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可能首先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然后再慢慢地在其他方面超过美国，逐步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世界经济中心国需要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后盾。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力长盛不衰，技术不断创新，雄踞世界之首。当初英国有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民主，又有最早的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更奉行自由贸易。经济霸主美国，有世界上最完善和稳定的宪法民主政体，有合理的联邦制来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制度，技术一直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奉行自由贸易。

较之于当初称雄世界的英美，中国在政府治理和市场发育和机制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做到以下事情：一、打破地区封锁、变相的地区贸易保护主义，让有竞争力的企业的产品在全国市场畅通无阻，兼并低效企业，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效益。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重要行业（重工业）如汽车行业，地方市场分割相当严重，汽车生产的规模相当小，生产成本很高。二、政府要加强和鼓励科研创新及应用，促进产业升级，保护知识产权，占领世界科技领先领域。三、私营、民营与国有企业都要改善管理，建立起好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负责和守法地经营，及时向董事会、股民或有关机构提供准确信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市场的力量更有效地决定生产、销售、分配。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建立起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理性和透明地决策，逐步减少银行坏账，控制金融风险。建立强有力、独立、透明、经常性的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人员的贪污和失职行为。四、政府必须建立良治（或善治）(goodgovernance)。政府要透明和负责地施政，维持政治稳定。政府与社会须养成遵守法规的习惯，实现经济法治。五、政府反腐败要继续进行并深化。要防止官商合一，保障一般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须改变干预市场运作的习惯，认真履行中立、友好的市场裁判员的职责。这样，才能向外资、内资和创新发明提供良好环境和制度保障。六、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化。中央与地方应建立良性互动和法制性稳定体制。在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财政再分配主导权和紧急状况下干预能力的前提下，国家可逐步扩大地方的自治范围。让地方民众参与地方官员的推选，借用民意对官员的真实政绩进行有效审核。让地方政府针对本地人民的需求，有效施政。可逐步扩大选举以及舆论自由度，让专家、民众和社会参与决策，让他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强烈认同，自觉捍卫政治经济体制。

总之，中国有两大优势：与美国互补的有利资源禀赋、潜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改革的深化，有利中国仿效当年美国和日本，实现经济的起飞，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甚至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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