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侨商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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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组建唐人街

纵观加拿大华侨历史，华商是唐人街的主要建造者。

据史家研究，淘金时代，温哥华岛上称得上唐人街的是维多利亚、纳耐莫等地。维多利亚唐人街形成于1858年，是加拿大第一个唐人街。1862年，华侨约300人，多经营理发、缝纫、小商贩等。这时，创办广利行的卢超凡兄弟在此建起一批棚屋，供华工居住，使唐人街略具华侨社会雏形。以后，唐人街人口不断增多，街貌更为热闹。纳耐莫的唐人街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人口已近300名，商铺有所增加。1884年，维多利亚唐人街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最大的唐人街，全加拿大75%以上的华侨商行和85%以上的华侨佣仆集中在维多利亚。随后形成的温哥华市唐人街位于杜邦街一带，介于卡拉尔街、缅街之间的一段比较繁荣。1900年后，以彭德街和卡拉尔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作为中心，向东西延伸，店铺社团布满上海街和广东街。

1900年的华侨社会，是由一小群精干而富裕的商人、一大批小商人和一批人数更多的工人所组成。富裕的商人通常经营的是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其中有些人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但在当时，由于加拿大排斥华人，不论是小商人还是工人，都无法全家团聚。

曾获加拿大传统部最高荣誉“莱杰总督夫人奖”的黎全恩教授认为，二战前的唐人街是旧唐人街，是华人居住、办公和经商的内城区，其外表可以由其土地的使用、商业招牌、人口结构及社会经济活动依稀可辨。他认为，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萌芽阶段，旧唐人街通常华人居民很少，主要是男性。因此，一个城市的“唐人街”就是它的“华人社区”。社区可能由几个富商控制，社会通常两极分化，一边是商人小阶级，另一边是劳工大群体。在繁荣阶段，华人人口由于移民而迅速增加。尽管已婚男女数增加，但人口主要还是未婚男性劳工。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唐人街，但有很多华人家仆、花工、洗衣工等向外扩展。由于唐人街的经济慢慢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逐渐开始出现繁荣现象，并出现了小业主，也有赌场和满足“单身”需求的妓院，唐人街中日益增加的财产由华人组织或个人拥有。随着人口下降，经济衰退，华人财产所有权缩小，旧唐人街进入“枯萎”阶段。由于非华人产业，诸如下等酒吧、二手货商店及色情书店的迁入，华人商行纷纷关闭。中等阶层的居民逐渐搬出唐人街，而仍然留在唐人街生活的是上了年纪的穷苦单身汉。由于不符合唐人街的传统使用新的土地，重新发展的工程侵入旧唐人街，枯萎的旧唐人街面积在减小。唐人街逐渐演变成摆设茶几的屋架、停车场，还有混在一起的华人和非华人商行。

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加拿大华侨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向全加扩散。根据学者译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将近完成时，又遭受到其他各种困难，很多华人失业或多被免职，多个月里营养不足，因此一批华人前往西北行政特别区谋生；同时，一部分华人来亚伯达省谋生，经营商业；而多数华人居于加东平原省份，担任小商业生意东主或店员。根据1921年人口统计调查，点问顿埠华人500人，卡技利华人近700人，列必珠约200人，尾利慎血埠100人。

华商兴建唐人街，不仅为自己奠定了商业基础，有利于华人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为广大华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华商建立各种社团

华人建立各种社团，以团结广大华人并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组织社团的过程中华商作用尤其巨大。

维多利亚的街坊，是各种华侨商行联合采取全社区行动的组织形式，以市里规模最大的华侨商行“广利行”为中心，各种华侨商行在保持移民与其在华亲属的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经济卷)》记载，广利行即加拿大华资企业，是加拿大华人最早创立的商行。1858年，由来自于旧金山的华商李祥创办于维多利亚，乃旧金山广利行分号，行名取“广发利市”之意。该行曾在《殖民者》报刊登广告，自称是“进口和经营各种中国货物、大米、食糖、茶叶、食品的商行”。由于广利行成为当地的主要商行，因而李祥本人也常被称为“广利”。19世纪60年代初，广利行已拥有资产约6500英镑，仅次于赫德森海湾公司，为维多利亚第二大商行。

洪门致公堂是加拿大第一个洪门组织，1863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巴克维尔成立，开始叫洪顺堂；1868年改建成规模较大的堂所，并订立章程，改称致公堂，先后建立堂所10处。其宗旨是：“我等建立致公堂，皆欲和睦梓里，遵大道以生财；妥诸同人，效居奇而乐利”。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同乡的友好关系，并且通过适当的商业交流、积聚财富来使所有人获得利益，但它也控制了唐人街里所有的春楼、烟馆和赌场。十多年里，致公堂控制了大多数华人矿工的社会经济活动，不仅仅是在巴克威尔，还有加里布区域的其它地方。

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是加拿大第一个正式的全社区性华人社团，1884年4月，由华商广安隆的李佑芹、联昌公司的李天沛、泰源号的李奕德和黄彦豪、马心铭、徐全礼等10余人筹组创办，李佑芹任第一任总理。其宗旨是“联络众情，施行善举，扶助贫病，禁除内患，杜御外侮”。1885年有5000多名华侨各捐助2元入会，1909年新会馆落成。

温哥华中华会馆是在1906年正式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注册成立的，1909年馆址落成，1949年改称为“全加中华总会馆”。在加拿大华人史上，温哥华中华会馆的作用尤其显著。

温哥华中华总会馆的前身是1898年在温哥华相继成立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1901年将原来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合并为温哥华中华总会馆。维多利亚、多伦多、蒙特利尔均设有华商总会，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商会存在不久就解体了，维多利亚商会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但很少活动。

在早期华侨社会，权力多集中在华商精英的手中。例如邝利公司的陆氏兄弟，他们大部分从事进口中国货的生意。华商通过广泛的商业交往，在华侨社会获得了认可。华商在协调主体社会和华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赢得了华侨社会的尊重，华商在社会内部的影响力表现在他们能左右华侨的态度。1866年5月，耶鲁的商人包括邝利、益泰、太和等人，组织了一次36人的签名（其中有些人不是华侨），要求提前释放一名因偷窃猪肉而服刑的男子。此外，为维护华侨社区的社会秩序、协助解决华人社区内部产生的冲突，以及维持各阶层人民的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他们还领导华人对付主流社会的歧视。1878年夏天，华商精英组织领导了维多利亚全体华侨进行大规模的抗税活动和总罢工，反对英属哥伦比亚省立法机构对所有年满12岁的华侨征收10元的人头税。

加拿大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很大，主要表现为捐款和回国参战方面。在捐款方面，华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1年洪门筹饷局成立后，温哥华致公堂首先响应，捐款折合港币10000元，随后各埠纷纷慷慨解囊，多伦多致公堂捐款10000元，蒙特利尔捐出4000元。

华商组建华人社团，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应对主流社会的歧视、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商之间的对立

在加拿大，早期华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现象，即一定的职业被来自于一定地区的人垄断：如大多数华人厨师的服务生都是台山人，而园丁和农场劳工都是中山人，任人唯亲是导致相应家族的职业单一性的原因。在中国，村民经常偏好直系后代而排斥他姓的邻居和外人。当他们来到加拿大后，对职业和贸易也保留了这种态度。比如，19世纪80年代末，400多名鹤山县华人居住在温尼伯市，多数姓李。很多年，他们在进入温尼伯的公路和铁路上建了望台，只为阻止其他华人进市区来与他们竞争洗衣业，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温哥华李氏宗族说服他们改变这种态度才停止。因此，家族是华人求职和居住的重要因素。

华商团体之间也存在着斗争。加拿大华侨之间的斗争在早期就受到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10年代，中国当时出现了两大政治对峙的阵营，他们分别是由夏威夷侨民和加拿大侨民(特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侨民)所建立起来的阵营，分别以孙中山和康有为作领袖，这些来自广东的移民以资金、效忠和奉献精神来支持他们各自的领袖。1899年4月，康有为到达加拿大维多利亚，寄居在唐人街最大的华商“泰源号”。康有为的宣传活动，使得加拿大华商逐步同情维新派。随后华商在维多利亚成立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又称“维新会”。参加者大都是富商和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商人兼海关翻译李梦九。领导人和会员以富商为骨干，即地区侨团和宗亲侨团的首要人物。他们运用其在华侨中的影响迅速发展会员，以致保皇会成为加拿大华侨社会最有势力的政治团体，后来有许多华商转向革命队伍。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加拿大华商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利于华人在主流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这为后来的华人所认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团结就是力量”成为华商彼此合作、帮助的口号，华商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推动了华人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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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67

内容摘要：早期华侨商人兴建了唐人街、组建了华人社团，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对加拿大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认为，早期加拿大华商之间存在着对立，不利于华人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华侨商人加拿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