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救灾途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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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运动和其他政策失误以及自然灾害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党和国家对经济困难的政策：进行代食品的宣传推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粮食调运和粮食返销；调整农业的政策、提倡节约。（2）人民政府带头安排社员生产自救。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救灾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教训。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救灾途径

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建国后一次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①在这三年困难时期，有大量人口因饥饿、营养不良或浮肿病而死亡。非正常死亡数量现在人数约3000万多[1]，人口出现了新中国唯一的一次负增长，使中国人口减少了6000万～8000万[2]。50年代末任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人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3]在如此严重的灾害面前，中共是如何带领全国人民，渡过这一难关的？

一、三年困难时期的概况

1959—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带来的直接损失是粮食的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干旱，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260亿公斤[4]。正如1960年10月29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5]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人口方面：1959—1961年，这是建国后的一个低谷期。由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出现曲折导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加之自然灾害严重，死亡率上升。

2.工业方面：1958年6月，各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等“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垒起排排高炉，乡乡炼铁。为了炼钢，浪费了不少资源，还影响了农业生产。

3.农业方面：农业生产急剧下降，达到10%以上。1960年的粮食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1962年的棉花产量降到了1950年的水平，农业生产大约倒退了十年[6]。

二、渡灾的途径

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范围内出现了的现象，在这场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245.8万人[1]。

1.党和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对策

（1）进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

由于粮食严重缺乏而在1960年初灾区普遍发生浮肿病。这年冬天，河南信阳地区出现了全国最严重的大批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粮食空前紧张，就连较为富庶的江苏扬州地区，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泰兴县在1960年5月10日至8月15日的96天里，每人口粮仅82斤[7]。1960年底，东北三省农村人均口粮减至232斤，比1957年减少35.5%[8]。至于豫、皖、川、鲁、甘、青、桂、黔等农村部分地区，则早已是村室无烟。而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1960年7—8月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

日趋严重，党和国家想办法解决粮食的问题。亲自和有关人员一起计算男女老少最低营养需要，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5]。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运动。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收力争多打粮，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9]。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这样，宣传机构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标。1960年11月14日的《紧急指示信》决定成立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在各省成立“除害灭病”的领导小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报网”，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在饥馑遍地的1960年，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开始吃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如繁殖小球藻，制人造肉，人造蛋白，人造肉丸子，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冷树皮，各种野菜、野芹菜、野池米、毛菇及野生菌类，各种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这么多的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其用于猪饲料的食用。小球藻的开发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分，可以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到1960年7月，全国27个省、市、区（除西藏外）都已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生产。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对小球藻的推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0年10月，胡乔木呈书，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乔木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病，又能保证不饿死人。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要求全面推广[9]。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

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代食品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救灾渡荒的措施，从精神上缓解了人们对饥饿的作用比填充肚子的作用更大。

（2）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粮食调运和粮食返销

1959年农业大减产，从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便有相当普遍地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有些地区发生饿死人的惨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受到严重挫伤，导致粮食的进一步减产。

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粮食危机，只能使用国家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和国家领导人在1960年第三季度，根据粮食部门计算，要从有关省区调运60.3亿斤粮食，去保证京、津、沪、辽出口的需要。为什么必须调出这么多粮食呢？据粮食部门分析：第一，京津沪辽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预计销售42.53亿斤，9月末比6月末需要补充周转粮库存2.37亿斤，共计4.49亿斤多，其余37亿斤必须依靠外省调入。第二，供应出口的粮食至少需要12.5亿斤。第三，青海、西藏需要调入1亿斤，省与省之间的季节调剂和品种调剂需要9.8亿斤，共计10.8亿斤。这样大的调拨数字是历年所没有的，再加上当时全国可供粮食周转的库存十分紧张，只有300亿斤，是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一年[5]。以上只是1960年第三季度的粮食调拨情况，其他三个季度的调拨情况就不用说，调拨工作出现的困难之多。

（3）调整农业政策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滑坡局面，1961年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由于农业上的问题最先暴露出来，调整农业便成为1961年上半年党的中心工作。首先，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正如陈云所说：“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10]右倾的影响下，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刮起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共产风”，农村化出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时出现“一平二调”的错误在分配问题上出现集体积累过多。社员增收过少等问题，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使中共中央必须制定措施解决问题。1960年秋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这是调整农业政策以战胜经济困难的开端[5]。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在调整农村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上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共产风”。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所有制方面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紧急指示信》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对扭转当时的农村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粮食问题。3月29日，在会议上介绍了粮食的现状。1960年7月至1961年6月的粮食年度，全国的收购计划为840亿斤，到1961年3月，只收购了744亿斤，相差的100亿斤靠麦收。在今后的两个季度，即二、三季度存在80亿斤的粮食缺额[5]。

提出“三包三定”，即包产、包购、包销，定产、定购、定销。具体办法是：（1）包产以后，超产部分可以全部归大队，但要允许国家买。说：“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不仅中央有困难，而且地方有困难。在一般地区我们提出四句话：多产多吃多购；少产少吃照购；灾荒少吃少购；重灾可以由社、县、地、市、省调剂，实行救济免购。有了这四条战线，才能争取超产。”[5]（2）在目前灾荒基础上进行的包产，一般不能“三年不变”，只能一年一变。当然，个别生产稳定，历年丰产的地区，可以考虑几年不变，但是只是个别的，由地方上控制。（3）地方在“三定”之后，出现灾害，由县、地管小灾，地、省管中灾，省和大区管大灾。中共管两种特大灾荒，一是管三个省到四个省的特大灾荒，二是如果超过三四个省，就要开会，实行“大平调”。“平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过去刮“共产风”是不对的，但是遇到自然灾害以东补西，以丰补歉，东调西调，南调北调，也是不得已，并不是愿意这样做。强调说：“三定三包”政策“一定要贯彻，否则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稳定农民情绪，增收农业生产。”

（4）提倡节约

为了同严重的灾荒做斗争，带头节衣缩食，低标准、瓜菜代，每月20斤粮食。曾有一句话：“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11]这句话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带头，中共中央整个领导层都降低了供给标准。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在家里很少吃肉。有一次他听到河北省反映口粮中的红薯干的比例大，就带头吃薯干和其他杂粮[5]。

为了渡过难关，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时，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特色的“粮食食用增量法”，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这样就以上海市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至此，全国各地纷纷开展节粮运动。

2.组织社员生产自救

全国粮食产量逐渐下降，村民口粮严重不足，社员生产自救也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程度，食堂里的师傅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采摘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大一些。于是，农民们也效仿，解决了一些吃饭的问题。同时，人们还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出来后，和在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就可以吃。这都是在困难时期人们为了吃饱饭想出来的办法。

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传统人们用野菜、草皮、树叶、蚯蚓，各种作物枝茎及各种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等代食品救灾。

三、渡灾的效果及经验教训

1.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农业政策宏观效果显著。为了缓解当时存在严重的缺粮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农业的政策。《紧急指示信》是针对农村纠正“共产风”而制定的，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对扭转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共中央针对粮食问题提出了“三包三定”的政策，解决了经济困难形势下缺粮的情况，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摆脱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关键作用。到1962年底，粮食总产量达到3000亿，比上一年增产250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持续下降的状况。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正确，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

2.代食品解决粮食问题效果不佳。在中，面对缺粮的问题，开展了代食品运动。农村主要是采集农作物的秆、叶、皮及野生植物；城市主要是小球藻和合成类代食品。但是由于饥饿，各地出现了误食代食品，导致了许多人营养不良或中毒而死亡。

3.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1959—1961年各省的粮食返销量高于常年，说明省级政府积极救荒，大部分死亡率高的省份其返销粮在加大。同时，由于“大购大销”造成时间差和政府库存的有限，并且当时的购销体制本身不能对粮食的供求情况作出反应，使得某些地区调入调出频繁，这样政府救济执行成本过高。

4.反瞒产私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为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广东省出现了瞒产私分的现象。但被干部发现后，领导认为广东省粮食大丰收，开始反瞒产私分。反瞒产私分与上百万农民被饿死同步发生。如四川省原有人口7000万，三年中，竟有近1000万人被饿死。其原因是当时四川省领导人奉行“左”倾路线，开展了一场“反瞒产私分”运动，从全省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在反瞒产私分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使粮食征购数高达近50%。四川省主要领导人竟号召“调出粮食，支援全国”，导致全省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12]因此，探讨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运动脱离国民经济的客观规律，主观上制定工农业生产的指标，不断地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抓所谓的阶级斗争，大搞群众运动，以实现不可能达到的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强调主观能动性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急地改变生产关系，必然对生产力的破坏。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坚持决策民主化和方针，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但速度快且效益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的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损失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困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规律对我们的惩罚。

参考文献：

[1]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M].香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95.

[2]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J].上海《社会》，1993，（4-5）：13-22.

[3]李锐.早年和晚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60.

[4]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67.

[5]金冲及.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558-1587.

[6]王桧林.中国现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67.

[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68.

[8]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258.

[9]杜虹.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327-458.

[10]陈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61.

[11]张宏志.还清白于[M].北京：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6：401.

[12][12]PennyCairned1959-1961ThebigfamineofchinaBeijingSocialSciencesinChinapublishingpress,1993：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