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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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非永久迁移者(农民工)涌入城市,其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其中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问题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对我国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的表征及社会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彻底解决农民工边缘化问题关键是必须促进其向永久性迁移转变。

关键词: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表现社会影响

非永久迁移者进入城市,成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工人,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其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他们在城市里的就业和生存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表征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非永久迁移者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是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从事非熟练性的劳动,缺乏较稳定的职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4年,外出劳动力中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占54.9%,有就业岗位但不稳定的比例为40.6%,没有找到工作的占总数的4.5%。他们不仅只能接受这些边缘化就业领域的工作,还必须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1713.86元,而非永久迁移者的平均月收入为965.38元。非永久迁移者的平均月收入仅为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收入的56.3%。如果考虑到非永久迁移者几乎每天都要延长工作时间,那么按小时工资来算的话,他们的工资水平就更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五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显示:非永久迁移者的小时平均工资为4.05元,而城市劳动力为5.7元。从每一类就业岗位看,外来劳动力的小时平均工资,均低于城市劳动力。其中,非公有单位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中,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最大,达到了2.8元。而且非永久迁移者在被迫接受低工资的同时,还随时面临着被拖欠、克扣和拒发的可能。此外,调查发现,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24%被老板、雇主克扣工资,其中,曾被拖欠1000元以上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2.5%。这些都使他们的劳动权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非永久迁移者在接受边缘化就业状态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绝大多数非永久迁移者,在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他们如果能够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就已经算是拥有较好的住房条件。有的单位所谓的宿舍,条件也相当艰苦。单位不能提供临时宿舍的非永久迁移者,有的借住在亲戚或朋友的住处,有的干脆住在工作场所或工棚,有的被迫自己租赁房屋居住等。由于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或收入通常较低,在租房时,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素往往是价格,居住条件很少考虑。很多外来劳动力选择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中条件较差的房子居住。可以说,很多非永久迁移者居住的地点,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长期以来,在城市中的一些地方,形成了非永久迁移者的聚居区。这些地区的住房,多数狭小简陋,居住环境极其恶劣,治安状况也较差。显然,非永久迁移者的居住条件与都市文明很难相容。

非永久迁移者本身不能真正融入到城市的同时,他们的子女通常也很难获得同当地学生同样的教育。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并不持有当地的城市户口,而本地区的城市户口是进入这些公办学校的必要条件之一,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女进入这些公办学校就读。因此,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是私人开办的,既无政府财政投入,又没有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教学督导,处于一种鲜明的边缘化状态,而且带有很大的营利倾向。这些学校大多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也不符合办学标准和要求,许多调查表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舍和交通安全、照明、取暖、教学设施、体育设施、师资、课程、卫生等条件都令人担忧。可见,农民工子女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益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非永久迁移者边缘化的社会影响

非永久迁移者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劳动权利保障等方面被边缘化,使得他们无法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这些因素必然会对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消费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更加谨慎。由于保持着与农村老家的密切经济联系,迁移劳动力不可能参照城市本地人的消费水平来决定自己的消费倾向,而必须节制现期消费。虽然迁移劳动力向家乡转移了大量的现金,但由于他们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因此,对这些转移收入常常不能按照终生收入或永久收入的模式来使用,从而减弱了其对国内需求的刺激作用。迁移者这种不稳定的消费预期,使得农业劳动力虽然迁移到城市,并且挣取了高于农村的收入,但仍然遵循着农村的消费模式,保持着农村的消费水平。据调查,非永久迁移者生活质量的全国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显然,由于非永久迁移者在城市里被边缘化,因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非永久迁移者中90%在40岁以下,作为城市劳动力中最年轻的群体,农民工不仅是生产主体而且是消费、储蓄主体。如果农民工消费能从农村消费转型为城市消费,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将提高1.8倍。此外,其对住房、医疗以及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都将构成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

如果农业外出的劳动力在城市缺乏社会认同感,就会降低行为约束的标准。在农村,居民往往通过社区内潜在的规范和道德标准约束自身行为。但进入城市以后,这些原有的约束已不复存在,制度性分割又使得他们无法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中,因此也无法让他们接受新的约束标准。当前,我国城市边缘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更多地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边缘地位,是由于社会造成的,具有强烈的归他化倾向,因此他们对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背井离乡的进城民工,如果在城里遇到困难,没有工作,又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其心理处于一种失范状态,成为城市中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隐患。况且,表面上看来,单个的边缘人是无能为力的,对社会似乎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所有边缘人的聚合,会产生巨大的结构性效应,这种效应得不到有效的消解,就会使我们的社会结构紧张、失衡和断裂。

综上,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必然要以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稳定的社会局面为基础,所以非永久迁移者的边缘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政府从全局的角度出发,主要采取的是关注农民工,为他们在城市里安心工作创造方方面面的有利条件,进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引导非永久迁移者定居城市的政策措施。从长期来看,要彻底解决农民工边缘化的问题,还是应该促进农业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迁移。这就需要慎重选择促进其永久性迁移的路径,可以说,在促进中国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永久性迁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而变革二元体制的难点就在于突破集体行动的“数量悖论”,调整制度供给者对二元体制变革的成本与收益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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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强.不得已的非法生存[J].改革内参,2003(2)

3.胡英.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J].人口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