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论文
时间:2022-10-21 0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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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一个新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现实要求,是文明观的升华。生态文明作为新的文明理念,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方方面面,需要从理论、实践层面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用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此,本刊特开辟专栏,约请专家从不同层面对生态文明进行阐述,以期能为生态文明大厦的建构添砖加瓦。
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中国人站在时代的高度,纵观国际国内形势,根据国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应对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努力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举措。
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生态建设所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的生态,是经济、社会、自然三者的统一体,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有机整体。生态文明,它体现着一个社会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的文明状态,内含着三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在新世纪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形象概括,它的实质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统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转变经济方式,在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中国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使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睡上安稳的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为经济建设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生态文明建设在新世纪成为中国一项全民事业和重大决策,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也与中国发展的进程紧密相关。
从国际背景看,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在享受自身智慧创造的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同时,面临和经历着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和危及人类家园问题的双重挑战,不可持续的发展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国际社会和各国领导人面前,伴随发展而生的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踵而至。
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重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治理,以全球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为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又迫在眉睫,严重困扰着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全球绿色浪潮蓬勃兴起,以《人类环境会议》和《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为标志,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关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程度。国际社会重大活动几乎言必谈环境,各国政要和各界人士无不为环境奔走呼号,同期国际上制定的环境公约数量远远超出其他领域。
通过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变革,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创造一个经济、社会、环境三赢,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求得发展的生态文明新社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自己的绿色计划。如新加坡1992年制订了本国的绿色计划,2002年又提出了到2012年的新绿色计划。1996年美国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美国计划,1998年欧盟确定了建立绿色欧洲的发展战略,1999年日本提出了“环境立国”的新国策。纵观世界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领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无一不呈现山川秀美的动人景象。世界上绝没有穷山恶水的现代化,以森林覆盖率为例,发达国家普遍在20%~60%之间,如日本为66.8%,美国为23%~29%,德国为30.7%,法国为27.3%,芬兰为65.8%,远远高于我国的水平。这些现代化国家都把走向生态文明看作是提高21世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从国内情况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的经济发展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高昂的经济成本。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析结果是环境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世界银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们在西部调查测算损失大约为11%左右。这几个数字强调的角度不同,差别比较大,总的来说,大概就是10%。由于过于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基本上是走的是一条靠高投入实现数量和规模扩张之路,造成了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了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跨入新世纪,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重产值、轻发展、重速度、轻质量,以当代人生存和发展来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老路,目前已难以继,必须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和谐、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已极度不平衡,就业压力日增,经济较快增长仍然是第一位的,没有经济快速增长为支持,经济发展也将是空心的,也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最终也不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就成为我国下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冲击和对环境保护的需求都是巨大的,可以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生态环境建设也作为硬道理的时机已基本成熟。1999年,海南省率先制订《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并得到国家正式批准,紧接着黑龙江也被国家环保局确定为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后福建、山东、安徽、浙江、陕西、四川也都制订了本省的生态省建设计划。建设生态省呈方兴未艾之势,这标志着在省域范围内以建设生态省为抓手,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
打造绿色中国,建设生态家园,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战略选择,是中国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战略地位,实现的认识和行动上的大飞跃。它表明资源环境保护的任务已内化为党的具体政治行动,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本质认识已达到与社会问题结合的高度,资源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行动纲领。这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好机遇。
未来10年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按照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方式,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是工业污染最为突出的时期。同时,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农业污染面广量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生态环境也将遇到日益扩大的来自人口、经济、技术三个方面因子的压力。在人口方面,2007年中国总人口已达到13.2亿人,人口基数大,比上年约增加680万人口,对水、土壤、能源的需求增大。
在经济方面,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有可能达到3500美元左右,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长两者叠加,使中国面临的相应的环境压力可能达到现在的2~3倍。
在技术方面,当前我国的生产工业仍然具有明显的高消耗、高排放特征。技术的常规性、积累性改进无法适应人口和消费对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大幅增长。如果生产技术不及时地向环境无害化的方向转化,那么高消耗的技术效率也将给环境带来叠加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对环境问题的改善要有更为积极的思路。
第一,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我国正逐步走向一个以民为本的“公民社会”,这必然将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动公众权利的普及和保障。在公民社会中,环境权益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在公众已经取得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对环境权益必然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些权益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性环境权益,包括环境清洁权、环境安静权等;二是参与性环境权益,包括环境监督权、环境索赔权等。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权益保障已经有所发展,但又很不充分,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权益保障而言,环境权益保障是较为滞后的,这正是我国环境保护立法需要突出解决的问题。在今后的环境保护中,应该把扩展公众环境权益作为重要内容。
在发展公众环境权益的过程中,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原则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持。在我国,一些地方的人们受到噪声、废气、污水等的干扰而难以正常生活,还有的人因为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失去生存基础,他们都陷入了特殊的“环境困境”之中,成为环境问题上的弱势群体。他们所期待的,不过是得到生存所需的最低的环境条件。如果没有社会最广大群众的环境生存条件的保障和改善,小康就不是“全面”的,政治上也不是合格的。从根本上说,环境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弱者、弱势群体的保护,而弱者、弱势群体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所以说环境保护应该多从基层的、与人民群众关系比较密切的事情上采取行动。要注意克服“面上宣传很多,访贫济困不足”的现象,不仅关心环境保护的根本模式、总体思路等“宏大叙事”,更要研究群众的现实疾苦。在这方面,往往是新闻媒介经常深入生活,揭示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真相。因此,把政府管理、政策研究和新闻报道的力量结合起来,切实解除社会公众直接受到的环境问题的困扰。
推动公众参与,关键是实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在这方面,可以有以下几点途径:一是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公众与企业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使企业与公众之间达成环境保护协议。二是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直接向社会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帮助公众了解真实情况。三是有引导或有控制地建立地方环境保护社会组织。四是向社会公众扩大环境权益,特别是给予公民环境监督权和索赔权。浙江省富阳市等省市环保部门实行了对公众举报污染源的奖励制度,这是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民主管理的有益尝试。建议成立“江苏环境保护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是一个兼具志愿行动和维护权益性质的综合性的环境保护社会组织,目的是联合和协调各种环保社团组织,疏通社会压力,化解利益冲突,维护政治稳定,协助和促进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环境保护协会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公民社团,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协会的特点是深入到社会边缘和基层,补充政府管理力量之有限。
第二,加速确立生态经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地位。
发展生态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节能技术的革命,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预料,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能培育环境文化,而且将在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时代,通过环保技术革命,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
在短短几年时间,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生态经济在我国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一种虚的理念,迅速走向一个能实实在在地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
发展生态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生态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谁来代表全社会公众,当然是政府。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发展生态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一些环保NGO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的先锋,它们通过劝导、宣传和示范等行为,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绿色采购。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调查资料,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消费品的环保标准。绿色消费市场能阻挡非环保产品,成为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第三,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
环保投入是保证环境治理和保护项目顺利实施、改善环境质量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环保投入,任何一个好的环境规划都不能实现。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加强投资导向和进行规范管理是关系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性问题。国际上通常将环保投入占GDP的百分比作为衡量环保力度的指标,并认为只有这个比例高于2.5%时,环境质量才有望得到改善。根据国外的一些经验和我们的一些实践体会,如果环保投入、污染治理投入占GDP的1.5%,大体上就能控制;如果超过1.5%,就能够改善;只有这个比例高于2.5%时,环境质量才有望得到明显改善。如果低于1.5%,说明这个地区的污染只能减少,再低,就说明只能污染了。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发展绿色经济、培育绿色文化、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等多方面的工程和项目,所有这些工程或项目都必须要有资金的投入作为保证,否则,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从国内的情况看,2007-2008年全国环保投入占GDP的1.24%。北京市环境投入持续增加,“八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九五”期间提高到3.3%,而1998年至2003年6年间各项环境保护投资共计670亿元左右,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2004年,上海环保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以上,广东省2000年的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为206.74亿元,环保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96%。2001年,广东省环保投资总额为242.2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5.74亿元,环保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3%。我国的环保投资低于GDP的2%,与需求明显不成比例,投资严重不足,部分投资不能产生其相应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江苏省的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发展。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投资力度,扩大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建立环保投融资多元化体系,力争环保投资占江苏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5%。否则,建设“绿色江苏”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第四,建立起开放型的能源、资源供给与保障体系。
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很少,资源供需矛盾今后仍将十分突出。为此,应建立起开放型的能源、资源供给与保障体系,保护好自身的资源,加大加快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力度。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树立“大资源、大环境、大市场”观念,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市场为导向,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推动力,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建立矿物原料长期稳定供应的保障体系,壮大矿业经济,逐步建立与生态省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矿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省际、国际合作,积极主动参与矿产品国际贸易,在矿业全球化进程中争得主动权。鼓励利用国内外资源,力争资源、产品两头在外。鼓励、支持并依法保护本国投资者到国外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在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国际市场的同时,更加重视利用国际资源,积极鼓励和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尤其是要合作开发利用资源,在海外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给基地。
第五,建立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态安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缺乏认识。如果生态安全出了问题,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换回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是等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境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创造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条件的重要保障,而生态环境安全则是国防等等,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的载体。
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健康、安乐、生活基本权利、生态基础设施、必要的资源、社会秩序、适应变化的能力等方面受威胁程度的大小。中国的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国人的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生态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决策者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国家要加强生态安全理论、生态预报方法和生态安全预警监控系统的研究,鉴于生态安全突发性的隐蔽状态,要加强生态安全理论、生态预报方法和生态安全预警监控系统的研究。必须建立系统的监控机制,不仅能够定期查看,而且可以及时反馈,预知经济安全临界度,并迅速提出预案和自我调整,防患于未然。使法律监控与经济发展变化相结合,定性标识量化,增加可操作性。完善生态环境安全的预测预警系统。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等技术,建设包括生物资源、农业资源、环境质量、水土保持、河道水质、地质环境、海洋环境、气象、赤潮等内容的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网络,建设环境资源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监测资料综合集成,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动态监测和跟踪评价水平。建设完善灾害预报预警系统。主要包括台风、暴雨、暴潮、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以及赤潮、酸雨、地质灾害、环境污染事故和突发性动植物病虫害等的预报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系统,增加预警和防范准备时间,避免和减少各类灾害造成的损失。
第六,建立党政领导环保实绩考核机制。
官员的考核指标是各级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挥棒”,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我们完善新的政绩观,把就业率、最低生活保障率、反映收入分配差别的基尼系数等指标,作为现时期政府官员“工作实绩”的主要考核标准。环境问题也是如此。资源问题也是如此。因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三个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新发展观所确立的新政绩观,要求我们对那些仅以单纯GDP增长为业绩而不惜破坏资源环境的政府官员,对那些只知道耗费财政和社会财富搞“形象政绩”、“窗口政绩”、“路边政绩”的政府官员,不得提拔重用。
从生态环境保护来看,环境权益是人民生存权的重要部分。国家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保护环境已成为各级政府管理者的职责所在,破坏环境等同于违法。如今,“考核官员的环保责任”已形成国际趋势,2002年的南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便强调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问责制”。以人为本的科学展观,已要求我们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人与人关系和谐的基础,作为执政党与全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从长远看,要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得以统一,我们就要加大力量研究并采用绿色GDP的衡量指标,将环境成本从经济增长的数值中扣除,形成我们衡量选择政府官员更全面的标准;我们还要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考核标准;我们还要将各地政府对国家各项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实情况也作为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标准。总之,环境政绩一定要与政府官员任免密切挂钩,尤其是各地各部门的主要管理者要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和环保责任的承担人。
考核标准的落实,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我们要抓紧时间设计一系列政策与制度去支撑科学发展观,例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例如新的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例如公众参与的监督评价机制,例如循环经济与绿色控制的法律框架,例如生态补偿与社会公平的相关政策等等。否则,再好的理念与战略,也会沦为形式与口号。
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认真解决好“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执法刚性不足,处罚弹性有余,执法主体形象不佳,行政处罚、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在环保执法监督工作中,要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既要抓环境污染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又要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者的行政责任;要加强同监察、纪检、法院和行政部门的联系,建立起依靠法律、行政和经济等部门的行之有效的执法和处罚运行机制。
第七,全民动员,建设节约型社会。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省,也是一个资源消耗大省,节约资源任务相当艰巨。江苏资源利用状况,有几个突出的矛盾:一是资源拥有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矛盾。我省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全国的2/3,重要矿产资源主要从省外调入,资源紧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资源的依赖度不断增加;二是经济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2007年中国GDP达到30100亿美元,这么大一个总量的背后,存在产业链不长,深度开发水平不高,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等结构性问题;三是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源利用水平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我省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增加明显,出现了一批单位增加值能耗比较高的行业。而与此同时,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水平提高不快,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率不高;四是群众生活水平与消费方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居民消费能力持续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公众的节约资源意识、忧患意识还不够强烈,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些信号向我们发出了强烈警示:发展节约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是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缓解资源危机的基本对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路径,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经济模式,是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尖锐矛盾的根本出路。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读节约型社会:一是从生产的角度讲,要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减少单位产出对自然资源的耗费或浪费;二是从消费角度上讲,是指在满足一定消费需求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对资源的依赖,获得更多的收益;三是从供给和需求角度讲,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生产要以需求为导向,建立以消费为导向的机制。
我国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同时又是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资源上必须有更加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紧迫感,构建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要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为核心,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构建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保证资源永续利用。引导和推动“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市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以集中布局实现集约发展。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防止和纠正盲目圈地现象,提高单位面积的投资强度。要以发展的眼光,科学地制定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要科学地确定开发顺序,科学地预留开发空间。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自觉的行动,不仅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贯彻资源节约、环保的意识,而且要把这一意识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同时要大力转变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省情,增强忧患意识、节约意识,增强节约资源的自觉性、主动性,大力营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深入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文明消费,鼓励节约使用、多次使用和反复使用,改变透支资源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共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打造绿色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积极寻求新的保护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对策,进而创造出一种后发展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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