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国家的治理冲突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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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在自家文化语境下，东方国家的治理实践，孕育了丰富的治理原理、治理模式与治理价值取向。东西方治理冲突主要体现为治理理念之冲突、治理模式之冲突、治理路径之冲突、善治评判之冲突。

[关键词]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路径善治评判

一、治理理念之冲突

治理理念异源于个人与社会的认知图式。在西方自由民主治理理念中，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两大基本智识支持。在个人与社会图式上，西方新自由主义假定社会都是由独特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验地拥有一种作为其认同的自我（theself），这种自我先于其目的和价值。[1]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大致奠基于这种个人权利理论之上。依据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个人自治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公共政治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公共治理不仅是基于个人的治理，也是围绕并为了个人的治理。因而，秉持自由民主的治理理念，就潜在地坚持个人与国家、私域与公域、自治与他治、自由与强制等严格的二元对立图式。在这种分裂的个人与社会图式下，自治成为唯一的理性救赎，政治也就成为权利政治。其善治评判不是依据任何外在准则，而是退缩于孤独的个人王国。在东方治理理念中，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成为一种基本价值预设。在个人与社会的认知图式上，个人并没有取得原初地位。个人被看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乃是社会的个人与集体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在于成就社会。在这种个人图式下，自然没有自治精神的生成可能。如此，东方治理更多强调“选贤与能”，追求“天下为公”的治理之境。东方治理潜含着一种社会整体优先性的价值考量。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远远大于个人自治诉求。而要实现这种整体秩序，就必须依赖圣人贤士或君子的“仁政”与“德政”。

二、治理模式之冲突

西方治理模式秉持一种韦伯式的理性主义精神，严格区分私域与公域。私域注重保护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与契约自由，公域则强调权力分立与制约平衡。在私域自治中，基于对政治国家的恐惧与担心，保障个人之消极自由权利，防范公权力的非法干预成为自治的主要命题。与私域自治相对应，公域区分了政治与行政，政治活动以议会民主政制为载体，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奠定了宪政架构。控制国家权力成为西方立宪主义的中心主题。基于三权分立原则，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分工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政府的行政体制在科层制基础上进行精细划分，治理机构与职权、事权都做了明晰界定，技术官僚成为新的治理阶层，从而型塑了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面貌。随着社会情势变迁，西方现代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当下治理理论的兴起即是对此做出的一种理论回应。由于政治体制与治理传统不同，东方国家治理模式极为复杂。比如，伊斯兰国家多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迥异于世俗国家。因而，伊斯兰社会的治理带有浓厚的宗教因素，伊斯兰教提供的社团认同和政治忠诚，是穆斯林社会及其政府的精神支柱。[2]与伊斯兰治理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有着鲜明的领导性特征，其他东方国家也各有治理模式特色。一般而言，东方国家治理模式大多侧重中央集权，强调治理的社会整体目标，追求治理效率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在摆脱殖民主义之后，东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尽管受到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但大多以解决民族国家的主要问题为圭皋。强调整体规划安排、秩序稳定与社会集体发展，以解决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成为东方国家治理的主要考量。因而，在东方治理模式下，公私域并无严格的区分，个人自治空间模糊，法治层次偏低等等，成为东方治理的主要特征。以社区基层治理为例，美国乡镇治理可以具有托克维尔所赞叹的自由乡镇精神，而中国的乡土社会却只能盛行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模糊了人己权界、群己权界等诸多界分。三、治理路径之冲突

东西方治理路径的冲突主要集中于政府治理地位的定位。在西方传统看来，国家权力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般而言，在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政府的治理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政府在公共领域具有治理职责。对内，政府必须为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服务；对外，政府又须保障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基于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其立论旨趣又致力于建构一种如下治理体制：即，以私域抵御公域、以自由防止干预、以人权抗衡权力、以权力分立预防专制。在这种政府治理地位的定位下，西方治理路径倾向于以个人自由权利作为治理的出发点，政府主导的治理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公共领域，而且，公域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也立足于个人权利。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多层网络及国家空心化的治理理论，使得治理更加复归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原本属于公域治理的事务遭到私人的进一步侵蚀。基于社会情势的变化，伴随着新一轮私有化浪潮的兴盛，西方治理理论试图掀起一场新的治理革命。至于效果如何，目前尚无定论。

对东方国家而言，政府主导的治理路径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性治理，国家与政府主导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东亚四小龙的威权主义治理也十分强调政府主导的作用。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东方国家的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仍然不可或缺。在东方国家看来，国家不是消极的守夜人，而是谋求整体利益的积极推动者与服务者，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与西方治理路径相较，东方治理路径已然模糊了公私域区分，并潜在的依赖并信任政府权力，其追求的并非个人自由，而是全社会的公共福利。东西方治理路径的冲突导致人权实现路径的差异。

四、善治评判之冲突

对于何谓善治，东西方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西方善治界说尽管歧义纷呈，但其立论基石不外乎两大理论，即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哲学视野下，理想的社会秩序乃是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而不是唯理建构的秩序。因而，自由社会应该是一种不存在共同的特定目的序列的多元社会，即“大社会”。自由的大社会张扬的是个人自主的治理，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无数人的自治基础之上。其主要善治标准乃是依据个人同意的合法性概念。也就是说，最好的治理就是能够唤起个人合法性信仰的治理，合法性成为善治评判的基石。合法性善治的最终标准乃是奠基于个人认同之上，并以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作为治理鹄的。因而，西方治理绩效的参照标准，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善治评判最终诉诸个人自身，而不假外求。对西方治理而言，寻求外在的客观标准已经是明日黄花，属于前现代的事情；而追求社会集体目标，又挑动个人自由权利的神经，因而，最好的治理仍然是偏好个人自由权利的治理。西方善治的个人偏好导致社会整体考量及历史建构理性的缺失。这种缺失恰恰为东方善治理念所弥补。在东方来看，善治乃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治理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承继这种治理传统，当代东方诸国大多采取集体主义本位，社会治理注重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强调集体和谐。其善治评判多侧重外在客观标准与整体考量，比如，秩序稳定、社会正义以及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等等。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话语，即潜含了此种善治评判。概言之，东方国家的善治标准既体现出明显整体目的性，又有着哈耶克所批判的“唯理建构论”特色。东方善治特色主要奠基于自家的智识理解之上。这种智识理解既有着传统治理文化的影子，又植根于当下东方的历史境域。东方社会的治理只能以解决本土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西方善治的形式理性标准为中心，治理的中心任务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不仅仅是围绕着个人自由权利。因而，东西方善治评判不可避免存有冲突。

参考文献

[1]参见俞可平：《从权利政治学到公益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72页

[2]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