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与人性的研究论文

时间:2022-10-21 1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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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与人性的研究论文

[摘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通过主人公历经20年的艰苦努力,实现灵魂与肉体自我救赎的过程。影片所表现的深刻、玄奥的宗教、社会、人生哲理是该片受到赞扬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触及到了人类灵魂最深处的东西,它反思的是一个关于体制化与反体制化、希望与绝望、灵魂救赎的深刻的主题。

[关键词]制度化人性依赖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一个男人为了自由,花掉足足二十年时间从监狱里逃脱的故事出自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之手,关于对电影的解读,存在着若干版本有人从影片中读出了美国司法系统的黑暗:主人公安迪因为一桩冤案进入肖申克监狱,始终无法洗刷罪名,只好依靠一己之力脱困樊笼;有人从影片中读到了充满宗教色彩的隐喻:安迪说服狱警为犯人提供啤酒象征耶稣化水为酒的神迹;藏在圣经中的岩锤暗示《出埃及记》的重演;典狱长办公室里的箴言“上帝的审判总比你想得来的要早“表达神的裁决必是公正的;也有人从影片中读到了对体制的反抗:面对难以逾越的高墙,是适应它进而依赖它,还是反抗它进而摧毁它,这是监狱中甚至现实中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问题。老布克斯选择了前者,于是在被释放后无所适从,以自杀了结残生;安迪选择了后者,最终重获自由;而瑞德在安迪的救赎下,完成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也成功获得了新生。

我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在我看来,司法的漏洞是永恒存在的,作为一种预后的手段,法律先天便不具备公正和公平的条件。它能做到的无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遵照大多数人的意愿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仅此而已。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对于案件的交代都是一带而过,并没有做更多的赘述,显然无意于把重点放在讨论司法的问题上。关于这桩谋杀案,整个世界上有四个人知道真相,两个人当场死亡,一个人是真凶,另一个人被关在肖申克。斯蒂芬·金在书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道:“不过我是经过了很多年才相信他的无辜,如果一九四七到四八年间,波特兰高等法院审判他的案子时我也是陪审团的一员,我想我也会投票赞成将他定罪。”

离奇的案件只是一个引子,确认把主人公稳妥地放置进铜墙铁壁的体制之内,它便不再重要;而有意无意地与宗教故事相互重叠的部分更象是叙述技巧,借以触发观众内心深处的共振。影片的核心立足于几句重要的台词安迪:“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Firstyouhatethem,thenyougetusedto,enoughtimepasses...yougetsoyoudependonthem。Thatisinstititutionalized.)。”

安迪:“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Forgetthatthereare...places...intheworldthataren’tmadeoutofstone,thereissomething...inside...thattheycan’tgetto...thatishope)。”

什么是体制?肖申克的高墙。典狱长及他的训词“把信仰交给上帝,把身体交给我”。安迪狱室墙后的泥土。什么是希望?从狱警手里获得的啤酒。连续七年每周写给州议会寻求图书馆资助的信件。令院子中所有囚犯倾耳聆听的从广播里传来的《费加罗的婚礼》中“多么温和的西风”。通往下水管道的隧道。

在肖申克,希望不再是某种若隐若现的精神,无论是对体面生活的坚持,对美好事物的追寻,还是对自由的向往,都具体到了每一个音符每一粒石子和每一把泥土。正因为时间之漫长,足以让人关注哪怕最琐屑的事;但也正因为时间之漫长,才显得这希望如此真实持久,如同黑暗处的一点火种,微不足道却永不熄灭。在这里,对希望的理解和我们每个人所知道的那句名言如出一辙:“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换作安迪的论述则是:“如果每年滴一滴水在坚硬的水泥块上,持续滴上一百万年,会怎么样?”

对于每个人来说,至少曾经,那一点火种是存在于我们心中过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绝大多数人习惯了视而不见四周矗立的高墙,适应了被现实生活中重重帐幕的拘禁,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与摆布。我们日复一日地顺应体制,以“存在即合理”的借口拒绝思考,以与体制融为一体而沾沾自喜并嘲笑鄙视被体制所淘汰的失败者,浑然忘记了在体制之外,还有我们曾经追寻过的东西和拥有过的希望。

什么是体制化?很明显,它就是一种人的心理依赖,或者说,体制化是指人在一定的体制下会形成一种心理依赖。也有人说是习惯。但很显然,体制化造成的不是习惯,或者精确地说不是习惯,而是心理依赖。这种心理依赖是指在心理上有一种离不开的感觉,或者说情感不是习惯,而是情感。一个人的习惯可以不包括情感或不包含感情而体制化造成的并非简单的习惯行为上的,茫然或者麻木,而是建立起了一种心理依赖。实际上,当我们把体制化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这一点即心理依赖,尤为明显,更加清晰。当然,这种情感建立在一定的“习惯了”的基础上。

《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一部反应人类此种独特心理的电影,其所蕴含的深意在于,一种东西,环境、事物,或者某个人,乃至某种体制,一开始你讨厌它,但足够的时间后你会逐渐习惯,或者说适应它,甚至能在心理上产生对它的依赖。有人称人们对体制的适应并依赖它为体制化,其实,它同样是日久生情不一定就是体制化。而从体制化的并非绝对,也可以说是日久生情,我们可以发现,所谓体制化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依赖。

《肖申克的救赎》最让人深感压抑的,是通过高墙大院、暴虐的狱警,监狱的极端黑暗,营造出重刑犯那种彻底的绝望。但最意味深长的一段台词,却揭露了这些心灵的另一面,堪称典型的自我心理免疫机制的作用的范例。从《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绝望的人,在绝望之余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杀比如那些诗人;另一种就是所谓的体制化。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那些自杀的诗人,实际上正是那些先天自我心理免疫机制有缺陷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拥有一整套生理免疫机制,同时还拥有一整套心理免疫机制。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人物老布克斯,通常被认为是“体制化”的典型。他是一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重刑犯,他在狱中已经呆了50年。当他知道政府决定假释自己这个年愈古稀的老年犯人,竟为了能留在监狱,试图伤害另一名狱友。黑人重刑犯瑞德,向我们道出了布克斯的内心真相:“他已经爱上了这监狱”“他在此已50年了,50年!这是他唯一认识的地方。在这儿,他是个重要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外面,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假释出来的囚犯,申请张借书证都有困难。这些围墙很有趣的,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日子久了,你开始依赖它们,喜爱了这监狱。判你终身监禁,这就是它们的目的。”这段台词,常常被人引申为:深深道出了一种令人无限唏嘘的专制体制下的人格。他们已然适应了专制体制,在高墙内有限的空间里游弋。他们成为即得利益者,或在有限的空间里挣得了些许利益。在专制体制里,他们在周围人的眼里成为重要的人物,一个体面的人。他们为了维持这种体面,与专制集团密切配合,相互利用。因为他们知道,离开了专制集权的庇护,他们将无可谋食,无可自夸。他们依赖着这个体制,也被迫使自己喜欢上这种体制。而这正是这种体制所需要。因为在专制的高墙内,“判你终身监禁,这就是它们的目的。”但问题是,实际上它不仅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或者可能情形,而是一种人性人的依赖性的,某种表现。体制化,其实正如日久生情。心理学家金巴铎做过一个“模拟监狱”实验,由六名男大学生扮演“看守”,让他们穿制服、带警棍,根据一套“监狱管理规则”来维持秩序,另六名男大学生则扮演“囚犯”,穿囚衣、戴镣铐,使用身份号码,并被关入模拟的“牢房”中。仅花一天时间,双方就完全进入情况。但很快地,看守们越来越扩张自己的权力,超越正常界线,想出多种“酷刑”去惩罚“不听话”的囚犯;而囚犯们则在不人道的对待下,一个个出现忧郁、愤怒、冷漠等心理症状。原本预计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因为出现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而不得不提前终止。主持实验的金巴铎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让人胆战心惊。”平常看起来既斯文又善良的大学生,一旦拥有了“权力”,很可能就会露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残酷而霸道的一面。

在这里,我无暇批评这种心理学的“科学性”究竟在哪里?但问题是,尽管并非如此绝对,然而至少说明了,所谓体制化,有时,仅花一天时间就够了就能完成。而且,所谓体制化可以分为两种:即一种是迫害的体制化;一种是受迫害的体制化。而《肖申克的救赎》则几乎是很客观地描述了,博斯假释后,终因无法适应外面的社会,悬梁自尽于政府为其免费提供的住所内。

而瑞德,受到安迪越狱的鼓舞,终于说服了法官,在服刑40年后获得假释。然而他面临的,是与博斯同样的障碍。只不过,当他即将崩溃的时候,是安迪越狱前对他的郑重嘱托拯救了他。他在安迪曾经暗示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安迪留给他的东西,那是一个地址和一些钱。他在一个海湾边找到了安迪,他们共同经营着一艘破船,沐浴着自由的阳光,终于呼吸到了真正自由的空气。

有人指出,《肖申克的救赎》向我们揭露了专制集权下的变异人格,更是给了我们突破专制高墙的一份必备的信心。

对于政治,我不敢妄言,但我知道,《肖申克的救赎》向我们披露了一种人性人的依赖性。很显然,所谓体制化并非是专制制度下才会有的,它是同一情景下随便什么体制下都会出现的一种人类心理能够无限复制。我们常把体制化称为专制体制化,其实体制化就是体制化这样才公正,客观,正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不是汉奸才有的,而是每个人都可能如此我们有一种道德高度以及道德自居和道德部落情感即我总是道德的,而你无论如何都是不道德的;即使我不道德,那也是有原因的,而你不道德则是骨子里的。

有人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斯蒂芬-金借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之名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因为“他已经爱上了这监狱”在这里,我最注意到的当然就是“离不开”这三个字,而这:离不开,正是依赖。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所谓“体制化”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属于人的依赖性范畴内的问题。也就是我一直致力于的问题。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怎样来克服这种依赖,如何让自己的心中始终充满希望。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