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的发展研究论文

导语：外交思想的发展研究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同志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外交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准备、形成、进一步发展完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1955年初——1956年底），《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第三阶段：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1957年初——庐山会议前），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外交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过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本文拟就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的外交思想。

笔者认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外交思想形成的准备阶段（1950年初—1954年底）。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深入研究了驻外使馆工作，并对驻外使馆工作提出了纲领性意见。这一阶段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月，党中央决定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并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首席代表。

党中央为什么决定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呢？这应当与的兴趣、经历和知识有关。青年时代先后去日本、美国、苏联学习和工作过。他精通俄文和英文，对国外情况十分熟悉，有着渊博的国际知识和高深的理论素养。

早年即对国际问题感兴趣，1923年，发表了《赔款与战债》一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并涉及战后的全球战略问题。1931年，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密切关注并研究当时的一些国际问题。40年代初在延安，创办了我党根据地有史以来第一份外交刊物《中国通讯》。整风运动后，专门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主编《参考资料》研究国内外形势问题，并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抗战结束后，仍然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从未间断摘写国际问题大事记。基于自身的兴趣和经历，建国后，党中央决定转到外交战线工作。

接到任命后，说：“我们过去搞地方工作的那一套用不上了，今后要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不然就没法完成新的任务。”到达北京以后，开始上图书馆、书店，搜集有关书籍和资料，开始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尤其细心体会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

由于美国等国家的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时无法恢复，1951年4月，驻联合国代表团解散了。中央改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上任伊始，即对使馆进行了全面整顿，加强了使馆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反复强调：“研究驻在国情况和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他首创了由大使亲自领导的调研工作，在使馆内成立了研究室，开始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进行认真而有系统的研究。驻苏大使馆研究室成立不到一个月，即向国内报送研究成果，第一篇调研报告《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得到了外交部和的表扬。以后又连续写出许多很有价值的书面报告，受到国内的重视。

驻苏使馆的工作初步整顿之后，受中央和外交部的委托，以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的身份，到东欧六国使馆巡视工作。根据他的实地考察，发现这些使馆存在两个共同性的问题，即贯彻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友好的方针问题和明确使馆的工作任务问题。他在每个使馆都向全体同志做了报告，给了各使馆以帮助和指导。在巡视驻东欧六国使馆以后，向外交部写了题为《关于我驻东欧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其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四千字报告。外交部将它发给驻苏联东欧使馆，作为对他们今后工作的“补充指示”，并就此发出专门指示。

还主持起草了《驻苏联大使馆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对使馆如何正确代表国家立场、使馆内部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工作、党的工作、学习和外交干部的培养等问题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

对于驻外使馆工作的纲领性意见，以及他在驻苏使馆的实践和对东欧的巡视，不仅使苏联东欧使馆的工作登上了新台阶，而且对整个驻外使馆的建设也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第二阶段：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1955年初——1956年底）。开始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整个国家的外交方针，密切关注国际局势，深入研究外交政策，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阐释和推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

1955年1月，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协助主持外交部部务工作。在的主持下，外交部的工作迅速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除了改进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和进行基础建设之外，还把推动我国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1955年11月3日，在外交部科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克服落后，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的长篇讲话。他提出要加强调查研究，提高业务水平。他认为应该研究当前的国际问题为实际的外交工作服务。他指出：“提高业务水平，关键在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调研工作，是为解决当前的外交工作服务的。”还进一步认识到应该研究一些长远的、具有全局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加强对国际关系和外国情况的系统研究。“要加强研究时局动向……动向研究不仅限于研究某些个别具体事件，还要研究地区性全球性形势及其发展趋向。”在1956年2月21日的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指世界大战）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同年8月，更加明确地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又清醒地指出：“我们也不能低估战争的危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巩固国防，为维护我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在此阶段，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阐释和推广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6年3月，为外交部提供了供使节会议讨论的文件《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8月，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准备了书面稿《论和平共处》。这两份重要文件从理论和政策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在《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中，指出：“和平的外交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使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对于如何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必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不必强求一致……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革命决不能输出……要同不同思想体系的国家内不同思想观点的人物，寻找思想上的接触点和共同点，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实际问题时，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要有实事求是、谦虚老实的态度……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就是要同各国统治集团中各派人物和平共处……要坚持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但是在策略上必须根据当时和当地情况，力求灵活，争取主动……坚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必须以我们的国内工作为基础，为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国力服务……对于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应该具有充分的信心和勇气”。

在《论和平共处》中，指出：“国际形势已经肯定地趋向缓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越来越普遍的承认。这是当前时局的一个显著特点。”通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当时国际间各种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国际和平力量和美国战争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和平的变化，使国际局势逐渐趋向于缓和”，“国际间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必然的”，“各国之间一定要实行和平共处，这就是当前国际上的主要趋势，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潮流。”进一步明确指出：“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根本方针。这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并恪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坚定不移的长期不变的国策。”“我国人民今后的基本任务是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除去国内的一切条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还明确指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体系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同一个体系的国家之间”。这样，率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对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和《论和平共处》两份文件的完成标志着外交思想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阶段（1957年初——庐山会议前）。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更为深入透彻的分析，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1957年，由于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开始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战备则开始代替争取和平。6月16日，向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全体干部作报告时明确指出：“世界的基本趋势是和平和进步，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尽管局部的紧张、局部的战争可能发生，总的局势仍是趋向缓和”，“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外交政策，维持十年和平局面是可能的。‘争取世界和平，防止突然事变’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其中主要的还是争取世界和平”。同时，还再次强调指出：“在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要遵守五项原则。他们害伯我们搞共产主义，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不要过分宣传共产主义，对他们不要要求太高太急，要有界限。印尼不愿签订文化协定，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人。最主要的是要同他们长期保持友好。至于他们国内革命力量发展与否，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我们不要干涉”。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同执行和平中立政策的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就决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输出革命。

视察驻印度等四国使馆之后，又明确指出我驻外使馆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使领馆今后工作中必须强调更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驻在国情况，认真地研究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使馆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各馆应发扬民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改进领导。这样，就为使馆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1958年1月15、16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中共国家机关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做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从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对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方针、贯彻执行我国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我国对外政策的优越性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具体而详尽的阐述。外交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从事外交工作的过程中，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应认真研究他关于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的思想，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对于中国的外交实践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何方.同志和研究工作［A］.怀念同志［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中原.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理论贡献—外交工作纪事［J］.党史纵横，2002，（12）.

［4］文集：第四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