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动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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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社会团体或个人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利用网络技术平台进行的网络政治动员,具有迅速快捷、影响范围全球化、政府控制困难等特征。网络政治动员既能促进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效度,也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并为一国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最便捷的政治传播技术平台。国家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民主政治的充分参与性,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引领积极的网络政治动员;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制动”措施,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果断瓦解破坏性和颠覆性的网络政治动员。

关键词:网络社会;政治动员;网络政治参与

中国网民总数的快速增长已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的2.11亿;而手机上网用户达到4?430万,较2006年同期增长了2.6倍,估计最迟200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将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由网民组成的网络社会具有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特殊性,其政治发生过程和政治影响也较为独特,其中网络政治动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网络政治问题。

一、网络政治动员概念的界定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的政治力量”逐渐引起了国际组织、国家的关注。一些国家政要纷纷建立自己的“博客”,以此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而发端于网络社会的政治动员事件和行为,更是对现实社会政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997年印尼暴乱中发生了残害当地华人的事件,中国网民自发地通过网络号召全世界的华人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网上声讨浪潮,把残害华人的真相告之天下。2004年3月12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弹劾总统卢武铉的动议案,卢武铉被迫停止履行总统职责,互联网上出现了号召网民参加烛光示威的帖子,随即15?000人集会谴责国会通过的弹劾卢武铉总统的议案。13日互联网公告栏继续出现动员集会的帖子并有10万人涌上街头。民意调查显示70%的韩国民众反对弹劾总统,要求恢复总统权力。4月15日韩国第17届国会议员选举,卢武铉领导的开放国民党获得半数以上议席,网络政治动员帮助卢武铉渡过了弹劾危机,并由弱势总统变成强势总统。

在2006年台湾地区发起的“倒扁”运动中,网络政治动员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网友在网络空间发起了百万人网络签名“倒扁”活动,10月5日发动的“快闪倒扁”活动更是充分运用了网络进行沟通。

通过分析这些典型的网络政治动员事件,我们可以发现现实社会政治事件是网络政治的背景和基础,网络政治是现实社会政治的虚拟技术场域映射形式。然而与一般的社会动员不同的是,网络政治动员的发起者一定具有特定政治目的,其政治原点也来源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但动员的技术传播工具主要以网络技术载体为主,网络赛博空间为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广阔的虚拟动员广场,政治动员的结果一般最终仍作用于现实社会政治的原点。

据此,我们可以将网络政治动员界定为:网络政治动员是指个人或集团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利用网络传播技术平台,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在网络社会发起的宣传、鼓动行为,进而影响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行动过程。

二、网络政治动员的特征

1.使用最先进快捷的网络技术平台,实现最快速和自由的政治传播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政治传播出现了彻底性的变革,个人可以即时发表新闻式的评论和深度介入政治事件,“博客”的兴起更使政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强化了交互主体性的特征,实现了跨越时空和国界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兼容。

除了用电子计算机上网之外,手机也是人们上网的一个重要方式,手机媒体具有高度的便携性、互动性、网络化以及用户的海量性特征,成为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手机媒体成为互联网媒体的延伸。2007年5月,厦门市民通过手机媒体发起了要求政府停止建设高污染工业项目的动员,有数百万市民收到信息,终于促使厦门市政府暂缓了该项目的实施。据国家信息产业部统计,到2007年初,中国手机普及率达每百人35部,已有27.3%的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为网络政治动员行为提供了最为先进快捷的技术实现平台,可以在瞬间影响国内外成千上万网民的政治行为取向。

2.动员发起者可以是组织或个人,并且可以自由隐匿身份

在网络社会蓬勃发展以前,能够发起政治动员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或政党,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掌握最充分的政治资源;主流信息传播权力也是由国家垄断的,只有少数的组织和个人才拥有在大范围、远距离发起大规模政治行动的能力,我们目前看到的论述“政治动员”的文献多属此类,例如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要把战争中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1］。

网络传播技术的最大范围覆盖性特征,使政治动员的发动者既可以是特定组织也可以是个人。互联网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从技术手段上打破了国家对大众传媒的高度垄断,普通人有了向全世界传播思想的技术手段和发起政治动员的能力。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知道其他人的真正面貌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或者生活在哪里。”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也认为,在网络空间里,我们不再是“人”,而是出现在另一个人的电脑屏幕上的信息［2］。现实社会中个人的身份是严格与生命存在一一对应的,这种认证方式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区别性和唯一性。网络技术所能提供的身份信息最多只限于区别性上,即虚拟社区中的成员可以通过身份认证相互区分,但没有DNA等强大的与生命相关的异质性。网络为政治动员发起者提供了自由隐蔽身份的选择和可能,从现实来看,很多网络政治动员发起者的身份都是隐蔽的。

3.可以通过隐蔽方式实现大规模政治传播,政府控制政治动员过程困难

在博客、论坛等网络“点对面”传播中,如果出现不良信息,网络监管者可以通过关停服务器等手段及时制止。但是网民通过MSN、QQ、E-mail等通讯软件进行的“点对点”传播方式,基本是在私密的环境内进行,传者与受者都处于相对隐蔽的位置,处于监管的盲区,这就对网络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信息空间不仅是“超级媒体”,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系统、权力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特网对打破政治生活领域内的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美国因特网委员会在分析网络管理的难点时就曾指出:“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州或一个地方的司法界是否将某一行为界定为犯罪行为,如果这一行为发生在网上,要认定其行为人和发生地常常是极其困难的。”［3］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网络社会所代表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虚拟超国家信息权力结构和实体。由于网络政治动员的最初发起者可以隐蔽真实身份,加之网络传播时间地点的不确定性和网络传播的跨国性,以及网络传播速度与更新快等原因,政府对网络政治动员过程的刚性控制非常困难。

三、网络政治动员的政治作用

1.实现最广泛的世界范围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公民表达各自政治态度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持条件,网络社会政治动员则是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并且可以很容易实现跨越国界、超时空的政治参与。

在拥有必要的虚拟技术和技能的前提下,利用网络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成为同一虚拟社区的成员,这是无论哪个现实社区都不可能具有的功能。1999年11月底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由于有近三万人游行示威而被迫延迟了五个多小时。政治动员的发起者是美国的一些劳工、人权和环保组织,示威者相隔千里、互不相识,能够在短时间聚集在西雅图,完全是网络政治动员的结果。政治动员发起者建立了众多的网站进行宣传鼓动和信息交流,甚至连示威者在西雅图住的饭店都在互联网上作了精心调查和安排［4］。因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互联网有助于跨国界的协调行动,低成本的互动有助于新的虚拟社区的发展,人们想象自己是一个单一小组的成员,而无视他们互相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多么遥远”［5］。

2.有效凝聚网民政治意愿,影响国家政治体系运作

网络社区以网民共同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感来维系其存在与发展,这种政治认同感以网络社区成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已内化的政治和道德自律原则为基础,在网络社区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凝聚力。这种政治凝聚力是发动网络政治动员的重要社会基础,经过凝聚的网络政治力量通过动员后经由网络进行扩散的速度是惊人的,其社会影响也是巨大的。

网络政治动员充分展现了混沌学所言的“蝴蝶效应”,当某种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出现以后,在网络上各个电子公告栏、新闻组以及邮递列表等地方会迅速作出反应,并以“多对多”的交流形式在电子空间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这种政治动员即使是在对媒体和舆论予以高度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也会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而迅速地得到传播,从而干预到政治决策或者政治发展进程。2002年12月韩国总统大选投票前与卢武铉站在同一阵线的郑梦准议员突然发表了收回支持宣言,使得卢武铉的竞选对手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卢武铉的支持者随即联合在互联网上了号召支持卢武铉的年轻一代站出来投卢武铉一票的帖子,结果使得卢武铉以57万票的微弱优势当选。目前韩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年龄在40岁以下,这一年龄层的选民绝大多数是网民,因此今后韩国选民的绝大多数将是网民。韩国《东亚日报》2004年7月报道,开放国民党和大国家党都拥有为数众多的网络党员,他们通过互联网举行党员会议或集会、示威等活动,对国家政治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

3.对国家政治稳定状态具有双重作用

政治稳定是指国家安定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状态,也就是指一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政治动员可以持续支持国家的政治稳定状态,比如国家为消除威胁政治统治安定的国内外社会意识形态,利用网络技术的先进快捷和世界范围的广泛覆盖性特征,主动进行网络政治动员,在主流门户网站政治评论、引导网络论坛,并与传统传媒手段相互结合,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掌握优势网络政治话语权。

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网络政治动员经常会形成国家政治稳定的解构力量。实现国家网络政治安全主要是防范网络政治颠覆行为,政治安全的核心当然是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它建立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基础上,这种信任和支持既来源于政府的实际政策绩效,也来源于政府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能力。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信息传递途径,可以被政府反对者力量用来作颠覆性的动员,通过制造流言、散布不满情绪、组织抗议等网络政治动员行为威胁国家政治稳定。

4.使网络文化和网络技术强势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能力增强

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国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人甚至认为国家将由于虚拟技术场域的不断拓展而消失,即所谓的“超国家主义”。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就认为:“随着第三次浪潮对民族经济的改变,民族经济被迫放弃部分主权,接受国与国之间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因此,当经济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在创作国歌的时候,第三次浪潮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已讴歌‘无国界’和‘星球意识’的理念了”,“控制与掌握电脑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6］。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既加强了国际间的各方面协作和相互依赖,也诱发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和敌对。因此,就网络技术在战争、霸权、殖民、主权、和平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执行着国际政治的某些功能。借助全球网络系统,在本国就可以发动对他国进行颠覆、威慑、施压的网络政治动员,从而对他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前国务卿托尔波特在谈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就毫不掩饰地指出:“技术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最坚固的边境亦不断受到收音机、电视、传真机和电子邮件的冲击和渗透。”［7］因此,如何加强“网络国防”建设成为维护网络技术时代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

四、国家对网络政治动员的“制动”

1.国家仍然是网络社会最强大的政治动员主体

美国著名学者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和技术“愈发达,愈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与方法就愈不可想象”［8］。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因特网似乎造就了有史以来最接近无政府状态的网络社会形态,但是网络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公共性,使其只能依赖国家公共信息技术系统而存在和发展,国家对网络技术具有最终控制权。

2003年5月美国国会以进行反恐战争为名在《美国爱国者法案》中赋予司法部更大的调查权力,只要FBI认为互联网上的某些信息有益于犯罪调查,无需申请调查令或搜索证,就可以随意刺探他人的电子邮箱和浏览记录,即使被调查人并不是怀疑对象［9］。“依靠传播技术获得的自由和以同等的技术予以控制,是一种身影关系。”［10］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在虚拟技术场域所有行为的可能性,这使国家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化,言论控制和集权主义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彻底消失,私人和社会团体的力量却难以在国家网络系统之外独立建立庞大的网络技术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然是网络社会最强大的政治动员主体,它可以综合运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资源发动相对于普通网民而言更大规模和更有效的网络政治动员,实现其维护政治统治的目的。

2.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引领积极的网络政治动员

网络政治动员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可以使政府及时了解民众的政治诉求,政府应给予积极回应和解决。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引领网络政治动员,掌握网络政治动员的主动权也是重要的“制动”方式。实际上,网络政治动员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取决于该国家社会结构是否稳固,能否有足够的成熟度去面对挑战,以及国民的网络民主素养。

2003年湖北打工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东被“收容”致死,引起网上激烈讨论,最终促使政府将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废除。2006年11月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在网上发表《关于宿迁人的行为举止细节问题》的帖子,呼吁市民“勿以善小而不为”,打造城市软环境,他认为网络比报纸和电视等媒体更有鼓励政治参与的优势,网友跟帖说明引起了他的思考,如果宿迁有5万人跟帖痛陈陋习,一定会带动其他人改变不文明习惯。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互联网拓宽了表达渠道,搭建起一个平等的交流技术平台,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协调机制。2006年两会期间,网民提问达数十万人次,总理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的沟通方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

3.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果断瓦解破坏性网络政治动员

国家政治体系能否保持持续的稳定与发展,与其能否正确控制政治冲突的各种动态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破坏性网络政治动员,政府不可优柔寡断、态度暧昧,以致酿成大祸,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果断处理,迅速应对。可以通过封锁反动网站、过滤不法网络政治信息等方式,消除不利于政治统治的政治舆论。同时,通过网络警察等有效技术手段核实网络政治动员者的现实社会身份,依法给予制裁。

网络法律法规的完善与有效执行非常重要。1978年以来,美国政府各部门先后提出了130项有关互联网的法案。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1987年美国国会又批准成立国家电脑安全技术中心。新加坡广播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络内容指导原则规定:网上不能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防卫的内容;惊动或误导部分或全体公众的内容;引起人们痛恨和蔑视政府、激发对政府不满的内容;影响种族和宗教和谐的内容;对种族或宗教团体进行抹黑和讥讽的内容;在种族和宗教之间制造仇恨的内容等。2005年10月,新加坡对两名在博客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男子判刑,以此警告网民网上言论自由也有限度。

五、结语

从政治现象产生以来,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传播媒介的出现,都成为政治、经济权力的争夺中心,不仅原有的社会强权会插手其间,而且新社会势力也可能破土而出。作为伴随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和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提升而产生的网络政治动员现象频繁发生,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在2006年“两会”记者会上,总理指出:“每一个公民都有利用互联网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时要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秩序,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网站要传播正确的信息,不要误导群众,更不能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些规范作为职业道德,应该得到遵守。”［11］

一切政治冲突其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尽管由于网络技术的特殊性使国家对网络政治动员的“制动”相对困难,但网络社会的网民仍然是生活于现实社会的国家公民,因而对网络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现实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新的网络政治问题迫切要求国家给予足够关注,在保护网民政治参与热情的同时,努力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公共秩序,促进网络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论持久战［M］∥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1.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东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97.

［3］张咏华.网络传播的社会管理小议［J］.新闻大学,2001(6):12.

［4］丁斗.互联网中的国际政治权力［J］.国际经济评论,2000(5):17.

［5］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97.

［6］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M］.陈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19.

［7］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前沿［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613.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8.

［9］借口反恐,FBI可随意刺探你的邮件和浏览记录［EB/OL］.(2004－09－20)［2005－06－12］.http:∥/lantai/xxin.asp?id=453.

［10］陈力丹.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EB/OL］.(2005－03－04)［2006－07－05］.http:∥/209/2022709.shtml.

［11］.大力推进社会信息化［EB/OL］.(2007－01－23)［2007－07－20］.http:∥/20070123/n2478190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