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新变化原因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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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使得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此，理论工作者必须开拓视野,以发展的观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两个必然”的思想。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正是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本文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视角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及其实质，深化了对“两个必然”客观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社会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社会一样，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暂时性的历史阶段。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产生至今的几百年间，它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今天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然而，由于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准确预料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新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进入一个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黄金时期”；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危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减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导致了人们对“两个必然”的怀疑，使一些人产生了信仰危机。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1］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视角去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国家“分化”、“西化”社会主义国家的险恶用心；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客观规律的认识，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

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5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电子和原子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生产的社会化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私人垄断资本不得不接受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否则就难以生存和发展,这就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信息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大大加速了航天技术、信息网络技术、核电技术、海洋生物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的发展速度，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掀起了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新热潮，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一种打破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信息网络技术为资本、信息资源在全球以光速流动创造了条件,大大便利了各种投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最大化，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出现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生产的一体化。

现代交通、通信与网络技术使跨国公司能够在全世界配置生产资源，向全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务，越来越淡化其生产力发展的国别性质，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最初意味着一件产品由许多生产者合作完成；后来表现为一种产品的零部件分别由许多个生产厂家生产，或者大企业通过供应制方式把某些零部件甚至生产工序分包给其他众多企业去完成。现在，跨国公司大制造商不但把零部件的生产分包出去，而且包括这些零部件的科研、设计、试制与最后的生产制造全都包给国外其他企业。例如波音飞机的零部件生产就涉及亚洲、欧洲、澳洲和北美许多国家的公司。这不但是出于比较利益的需要，而且也与当代经济的科技含量特征密切相关。高新技术群的发展及其在所有领域的广泛运用，已经使得一个国家很难在各个制造领域都占据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日益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正向全球层面拓展。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增强的趋势，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股份制、法人股份垄断所有制、合作社、基金会所有制等多种资本社会化形式,都已超越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向着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转变。但是，资本的社会化发展是有限度的，它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和突破传统的私人占有关系的狭隘界限，而只是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社会化性质的某种承认和顺从。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占有和支配着世界各国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它们同众多发展国家和社会集团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更加尖锐化。可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手中,由科学技术的推动而形成的生产高度社会化与日益狭隘的生产资料垄断资本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没有消除，而是变得愈加尖锐起来。

（二）当代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自我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而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社会化所做的种种自我调节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也社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愈是社会化，就愈是和狭隘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把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来对待，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容许的范围之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使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适应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暂时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占有重要地位，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然而，基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种种自我调节，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增强的趋势。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了以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包括私人资本所有制、私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合作社所有制在内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并存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经历了三种主要存在形式：私人资本所有制、私人垄断股份资本所有制和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向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它为资本主义的资本和生产的社会化创造了广阔的途径。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至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股份资本所有制形式的出现、私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的产生、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的产生。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人组织开始以出资者身份投资于资本市场，特别是持有其他法人组织的股票。现在工商企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年金基金、保险公司、社会共同基金等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社会法人，已取代个人股东成为上市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投资或持股的主体，是企业股东的主体。法人组织股东化，法人资本所有制取代了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法人资本所有制是当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从私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到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的转化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新的重大变化，它既扩大了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范围，有量的内容；也扩大了对私人占有制扬弃的范围，有质的内涵。法人资本所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意味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财产占有由个人占有向非个人占有转变。资本主义财产占有非个人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经济关系进一步被扬弃，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性进一步得到提高。

二战后，在生产社会化的推动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国有化”浪潮，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的又一次新的发展。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来看，国有制企业主要分布在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公用事业部门、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的基础产业和高技术部门。这类高度社会化的产业部门的经营不可能像私有制企业部门那样完全依靠市场，它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国家有意识地将国有企业纳入其宏观调控中，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一种手段。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属于国家，最终要由作为统一整体的国家来掌握和支配，资本主义国有制企业中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形式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的私有权利。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的最高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扬弃。资本主义国有企业虽然作为生产社会化的最高形式，但从根本上说，它们代表的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现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相适应，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工具，是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有力支柱。

此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还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调整，采用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先进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跨国公司等。在公司治理上，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以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相关者的转移。

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做的种种调整，使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性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权的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代世界经济中，各国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巨大的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并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和支配着世界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源。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垄断寡头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例如，1990年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本的大公司，其资本在整个工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1960年的23%增加到1990年的71.2%；30%的公司占据了制造业全部增加值的80%。日本占0.9%的大公司控制了本国80%的资本，德国109家大公司控制了本国64.7%的资本，英国3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本国42.2%的资本。其次，国际上的集中和垄断也在不断增强，国际垄断资本几乎控制了全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源。例如，美国微软公司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计算机软件市场，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家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移动电话市场的50%。美国《商业周刊》所公布的全球排名前1000家巨型国际垄断公司数据显示：1999年，在这1000家中美国有494家，占49.4%，美、日、德、法、英、意、加7国加起来有866家，占86.6%。从市场价值来看，在1000家市场总价值19.6993万亿美元中，美国有11.2730万亿美元，占57.2%；上述7国合起来有17.3838万亿美元，占78.7%［3］。

（三）经济全球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面上向全球拓展，更加具有“全球化”属性，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具全球性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深化。

二战以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则主要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进行全球范围大规模资源配置和生产的直接组织与销售。现代交通、通信技术使跨国公司能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配置资源和直接组织生产与销售。跨国公司的生产通常是在几十个不同国家和成百上千个不同工厂中进行,形成了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也由少数发达国家迅速向全世界扩展。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除国有经济外，在资本占有形式方面突出体现为股权社会化以及职工持股比例的显著增长。虽然股权社会化还很有限，特别是占人口90%左右的普通股民往往只拥有较少份额，但这种趋势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并呈加速度发展。因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或大的集团公司需要借此吸收更多社会资本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层面上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其中，应特别注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在当前，直接投资已成为大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推行全球经营战略的最重要方式。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生产全球化的最典型特征。直接投资意味着资本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已经突破国界，进行全球范围的利润角逐。因此，如果说在过去由原料、商品、金融流通所组成的世界经济中，民族国家是主体，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式主要是国别性的，那么现在，生产的全球化正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具全球性特征。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仍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方面的矛盾，但是其表现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生产力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高度社会化，趋向全面社会化；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当代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进行了种种调整。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化程度增强的趋势；另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愈加集中，垄断程度更高，国际垄断资本统治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面上向全球拓展，更加具有“全球化”属性，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具全球性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动机和目的扩展到了全球。在地域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已经由一国范围扩展到了国际范围、全球范围。传统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向全球深化为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计划性、组织性与世界经济无计划、无秩序的矛盾；原来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和消费领域生产过剩与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也扩大到全世界，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增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与不断演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一些现实性的或潜在性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发展国有经济，雇员持股、股份社会化、福利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等措施，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调整，以期达到缓解矛盾，甚至阻止资本主义灭亡的目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原因，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管理革命等所要求的。但是，究其实质，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整、缓解由这些方面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调整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调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也就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国有经济，实行股份社会化、雇员持股票计划，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实际上，资产阶级个人所有，许多单个资本联合投资的股份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和法人社团资本，国家垄断资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推出的相应的具体形式的调整，是资本社会化的发展与升级。但是，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并不等于资本关系的社会主义化，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

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其国有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集中公共事业、基础产业和高技术部门，这些关系国家命脉的部门，多是需要巨额投资，而且投资时间长，利润又往往比较低的部门，私人通常不愿或无力向这些部门投资，但这些部门又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部门。于是，资本主义国家跑出来，充当起协调者角色。它在这些部门投资，其实是代表了资本家的总体利益。另一类是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出现巨额亏损。部分资本家承担不起这份亏损，而这份亏损引发的社会问题又要严重危及所有资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国家承担。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作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有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可见，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特殊的变相的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恩格斯早就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4］237“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5］

雇员持股票计划、股份社会化是资产阶级为进行社会集资，加速资本集中所采取的一种举措，也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不能看多少人参了股，而要看参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企业中劳动者与股东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分配的。雇员拥有股票只不过是一种储蓄性投资，他们所掌握的股金有限，所得的股息也只相当于存款利息，他们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在西方国家，由于持股的个人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发言权都取决于其拥有股份的数量，持有少量股票的职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更不用说决策权，因而，股票职工化远不意味着使广大持股职工和大老板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人。股权分散于职工，已成为资本主义约束、麻痹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因为职工一旦成为公司股东之一，便模糊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甚至使无产者自觉地走上同资本家“同舟共济”的道路；雇员持股丝毫无损于资产阶级对企业股票的有效控制，更无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活。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4］499可见，雇员持股票、股份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并不是资本权力的真正转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一种更隐蔽更巧妙的剥削和统治方法，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总之，资本“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4］237，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本质。

（二）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没有改变

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福利制度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措施，既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垄断资本为防止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出现工人革命而做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又是为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举措。它们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对立，绝不会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

西方福利制度,是战后西方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其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税，它从劳动人民的工资中直接扣除，而且其税率是随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而提高的；二是资本家为受雇工人所交纳的社会保险税，表面上看似乎是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作为可变资本的支出而计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同样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三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其他财政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广大的工资收入者交的税。所以，社会福利基金并不是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西方福利制度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者、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种由国家资助的保障制度“可以使广大无产者群众产生保守主义思想”,而“一位有身份的领取官方养老金的工人再也不适合去做假革命家”［6］。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西方福利制度的本质。

实际上,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最为盛行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家利润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落入了资本家的手中，贫困与两极分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研究中心2000年1月18日发表的一份题为《两极分化：对各州收入趋势的分析》的报告说，在1988至1998年间，美国最贫穷的1/5家庭的收入，增长不到1%；但是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却跃升了15%。在1992~2000年间，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和一般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00倍上升到475倍；现在，全美最富的1%的人占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相反，最低层的40%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0.2%，从1983年到1995年，这些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却增加了17%。美国的贫困率在70年代以后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在1997年达到了19%。

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大机器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业时代,企业主推行泰罗制,对工人严加监管,工人被牢牢地束缚在机器和生产线上。现在,企业生产的技术基础已经由大机器和体力劳动为主,变成以信息技术和脑力劳动为主。劳动者在信息接收和处理的各个环节上,选择和决策的自主性增强了,企业要发展,要创造利润,就必须让工人自主地完成工作。这反映在企业管理上,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对工人卡得过死的情况,推行一些民主管理的形式,增加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机会。应该说,这比过去来说确实部分改善了工人与雇主的关系,确有其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但由于这种制度是在坚持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它只是在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中，更加稳固有效地坚持资产阶级私有制、坚持阶级剥削的一种举措。因此，它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相反，企业内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被新的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巧妙地掩盖起来了。

（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

二战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了日益强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逐步转向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或为主要调节机制，国家进入对经济生活实行干预的轨道，政府由“守夜人”转变为“调节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各种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改良，试图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由于这些理论存在着自身难于克服的缺陷。资本永远是追求利润的，它不会超越这个目的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永远是与劳动对立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决定了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它们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理论运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而，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和政策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良所采用的经济措施，改变的只是经济危机的频率与表现形态。二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复杂，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更为难于预料。不仅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示的传统性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仍然广泛存在，而且还出现了波及面更广、更难预测和防范、更加危险的股市泡沫、金融投机和诈骗、虚拟经济等新的经济危机表现形式。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最多只能减缓它的程度，而不可能被消除，“商业周期之于资本主义犹如地震之于地球地质，是内在的。资本主义向来就有商业周期现象，将来也还会有”，“衰退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它们不可能被消除。”［7］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所有调整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取发展国有经济、雇员持股、股份社会化、福利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等措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这些调节、改良，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做的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实践已经证明，无论资产阶级采取何种调整手段，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正如同志所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8］法国前总理昂尔•若斯潘，1998年9月在《新观察家》上发表文章，援引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话说，“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裂缝，这些裂缝孕育着地震。人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方式爆发，然而却知道总有一天会要爆发。”［9］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还不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还由于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成长。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必将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日益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在为社会进步创造更为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的日益发展与完善，将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决裂准备日益完备的条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劳动条件、社会地位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将使工人阶级成为更加理性和逐步觉悟的社会力量。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0］382~383“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0］380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在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5.

［3］靳辉明,罗文东.当代资本主义新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512-513.

［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

［6］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2)：29.

［7］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7-209.

［8］.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8-59.

［9］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472.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