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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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全球历史意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作者】李三虎

【作者简介】李三虎(1964-)，男，山西长治人，哲学博士，教授，广州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探求》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和技术政治学，对一般政治经济学术讨论也感兴趣。广州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070

【内容提要】本文从全球历史意识的视角讨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变迁过程，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行了生存比较，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全球历史过程，必然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因此只有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置于全球化进程中进行建设，才能真正发挥和表现出它的潜在优势。

【摘要题】专题探讨

【关键词】全球历史意识/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744(2002)05-0018-05

从1844年马克思设想通过建构“政治文明”来废除集权制，到2002年同志提出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蓬勃生命力，已经经历了一个半多世纪。在这一历史长段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球历史进化过程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竞争比较下生存和发展，在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意识、政治取向、政治行为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及其实践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世界社会主义兴盛而跌宕起伏，为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既提供了有价值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深刻教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发展和进步，因此只有立足全球历史视角才能完整、合理地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变迁和发展，也只有适应全球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才能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球历史变迁

政治文明是人类活动的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成果总和，是人类政治进步的标志。为了追求政治文明，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随着制造和使用工具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逐步以智性、理性、人性战胜了物性、本能和兽性，逐步摆脱了蒙昧和野蛮，步入文明的时代。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虽然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人类为了追求这种真正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政治文明却进行了不息的探索，其历时同人类文明变迁一样久远。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萌芽阶段

社会主义总是同对理性进步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信仰推动着人们试图废除不平等和等级剥削制度，实现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从原始宗教信仰到古代神话都反映出了人类从来就向往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瑕疵的天堂乐园，采取的途径是对自我和自然知识的不惜探索。按照基督教教义，亚当和夏娃冒险吃了“智慧树的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为将生火的技术馈赠给人类而受到诸神的惩罚。西方宗教话语往往将这称为“人类的堕落”，其实这恰恰表达了人类为战胜野蛮而进行的斗争，因为这种追求知识和探索自然的价值在于使人类经过资本主义的“进步”摆脱原始状态，最终进入消除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了十八世纪，对于圣西门这样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的蒙昧和专制制度，开辟了欧洲广泛的科学创造和政治文明的先河。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圣西门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出发，设想了一个强调科学探索由技术专家群体——牛顿参议会(CouncilofNewton)管理的理想社会。圣西门虽然死于贫困，但其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发展了共产主义原理，包括消除私有财产制度、社会集体化、建立公社等思想。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工作似乎相当实用和理性，他试图建立和管理一种理想的工厂或者公社，如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美洲的新汉莫尼（英文意指新的和谐）等。当这些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后，他出版了《新道德世界书》，成了空想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革命的蓝本。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性阶段

诺曼•柯恩曾经认为，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千年理想”(millenarianideas)——在基督教思想中意指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天堂乐园，通过变革来取得对一切污浊的清除，使人类在末世来临前各得其乐。（注：NormanCohn,ThePursuitoftheMillenium,SeckerandWar-burg,London,1957,passim.）不过对马克思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圣西门空想的技术专家共和国思想，但与圣西门的不同在于，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和理念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理性的科学。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案》中就把政治文明（如“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布和实施、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等）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恩格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了分析，在《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和国家》中指出同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群婚制和对偶制不同，文明时代的家庭以专偶制形式出现，专偶制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在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国家则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即人类进入到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状态。但在奴隶、封建的专制社会甚至资本社会，这种政治文明表现出了赤裸裸的等级压迫，它同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相关，因此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政治文明。为此，恩格斯设想了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形态，应该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阶段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化之前，人类政治文明一直是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注：高健生：《政治文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思考》，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人类政治文明那种始终表现着等级压迫的政治统治关系、不平等不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和少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只是当全球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始从理性进入实践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制度化，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71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世界范围内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使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政治文明制度变革上，社会主义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受压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推进到了更高层次。

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无论在那方面都是一个落后的典型，甚至是一个如德里克说的“背逆时间”（注：德里克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中，引用过马克思一句话说中国是一个“背逆时间像植物一般懒洋洋地成长的社会”（按照我国的翻译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的社会。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也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中国在当时确实同资本主义活力形成了明显对比，在政治文明进化上也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后面。然而，二十世纪的最大讽刺是，中国这个“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社会不但没有死去，相反却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堡垒，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1949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经应验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普遍化结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预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成了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活见证。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生存比较

在苏东剧变后，一批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完全无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存在的现实，宣扬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其中，美国自由主义学者福兰西斯•福山于90年代初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文版名为《历史的终结》，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中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点或者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未来将是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而社会主义和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已没有地位。这里无意对福山等人进行全面回应，只是通过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比较，展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

（一）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并不完美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曙光。西方资产阶级以文艺复兴为先导，举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大旗同封建专制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按照洛克和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和密尔的“代议制理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资产阶级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就不再把民主给与人民。直到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继而最终引发两次腥风血雨的世界大战，民主、平等、自由这些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珍宝的东西就更是变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希特勒这个二战时期的战争狂人不正是这种民主选择的结果吗？即使是今天号称已经在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世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也照样可以一口气数落它十大弊端（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19页。）：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是一种预谋（为了最大利润而追求新市场、新技术和新全球竞争）的新失调；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权力的大量剥夺预示了“一种国界和身份的新经验”；经济大国之间的经贸大战控制了国际法的不平等应用；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自由市场的控制方面的无能而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军火工业和贸易（常规武器和高技术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常规的调整范围；核扩散甚至连国家机器都无法控制；借助电子技术使因古老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界、本土、血缘的原始概念而起的战争加剧；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蔓延；国际机构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操纵。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确实并非如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它自身引起的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着这个号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否定了等级压迫的政治制度，以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压制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政治文明在制度上的这种变化确定了一种基本的政治文明模式，使人类政治实践不再依循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怪圈周而复始，而是可以尝试跳出并且打破这一怪圈。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的强大感召力，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在政治意识上，社会主义表现出了开放和自我发展的科学态度，不断克服教条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思想，无不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政治取向上，社会主义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倾向，表现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要求。在政治行为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少数人的专政形式，第一次实现了由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形式，使人类政治文明真正确保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地位。社会主义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主体地位，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进化高度。

（三）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远远没有达到其标榜的自由民主高度，它存在的诸多弊端正是其自身的等级压迫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通过政治实践维护那些处于不平等地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民族和公民的权益，使等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抵制。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学者才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就有其生存、发展的土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有发展的必要。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的困扰之中，最终选择了对自身加以改良的方案。诸如适度地扩大民主、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对足以引起对抗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做出必要的约束等手段，使战后资本主义能够延缓生命并得到发展，也使当今的资本主义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浑身毛孔都透着血腥的资本主义。然而，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改良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际强权行径的有效遏制和制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改良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可能达到当前的这种程度。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是在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下进行的，有许多做法甚至直接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凯恩斯主义的摇旗呐喊之下，社会主义倡导的混合经济成了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改革的榜样，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各个层面。

（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揭示了一种人类基本的政治文明发展趋势：最终趋向消除等级压迫制度，尽管这种消除还要经历许多艰辛和困苦。苏东剧变后，大多数曾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终结，或者人类政治文明终结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它只能说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制度封闭、个人专制和“中心论”意识后，必然会丧失社会主义的制度活力从而为全球历史发展所抛弃，更说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倡导一套以反对等级压迫和实现平等民主为核心的价值和制度理念。这种价值和制度理念对自由资本和市场流动的消极后果的警惕和批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显得更有说服力，实际上有助于全球化摆脱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包括南北国际政治关系紧张、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人权和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艾滋病泛滥等全球性问题），成了确保全球化和平发展与众多等三世界国家平等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协调核心已经转到了不受公共行动控制的资本和市场限度这些依靠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正在面临着全球化的合理性危机，而为了维护自身的合理性只能是对其等级压迫制度做一些修修补补。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人民群众作为政治文明实践主体，才能正视和承认自身的种种不足、大胆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对自身加以不断的改革与完善，从而才能真正展示出人类政治文明深远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

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双重影响

全球化主要是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的过程和趋势。尽管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由于经济与政治两者密不可分，因此全球化也必然通过国际政治表现出来。上文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能够起到某种矫正作用，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毕竟还处于强势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这意味着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不能小视。

（一）全球化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

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根本动力，通过信息技术、网络经济等形式，推动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这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带来了新的有利条件和文化资源。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促进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带来巨大动力和有利条件。全球化倡导一种开放、多元化发展的世界文化，特别是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扩展，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国际文化环境。全球化也给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成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而可以形成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世界各国在交往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局面，使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中产生的开放的政治心态、民主的政治观念、改革进取的思想精神、与强权政治斗争的政治立场、振兴民族的统一政治认同、参政议政的政治欲望以及对各自政治文化的反省，都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发展。

（二）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苏东剧变表明，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以此来开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在于它们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利用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无国界行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试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安全、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以及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按其制度框架约束和要求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体制。这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内制度安排与国际制度安排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多元化，在经济政治制度方面表现为实行财产权制度的私有化、政府管制经济权利的放松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等。资本主义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和政治文化观念被冠以人类基本价值的美名，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会产生强大冲击。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资本主义全球化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和管理体制相对薄弱，这对我们在参与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竞争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驾驭国际风云变幻的宏观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大国坚持冷战思维模式，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人为地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利用各种手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这也将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

全球化影响既然无可避免，为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应对相应的挑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就必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将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先进部分，只有融入全球历史发展进程，始终代表全球历史的文明发展方向，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否则就可能演变成为“区域性共产主义运动”，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较之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政治文明，只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强调资本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实为推行强权政治，根本不可能自动带来世界政治民主化，推进的只能是一个少数人的经济全球化和不人道的反民主化过程。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全球历史难题，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完成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我们参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参加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不仅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积累国际政治斗争经验，增强国际政治参与能力，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保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参与全球化进程才可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制度创新，实现全球性契约民主治理，推进全球经济繁荣、民主进步和文明发展。

四、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从全球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方向，但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历史也不长，如何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面对这一课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探索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曾经出现过难以避免的曲折和失误，在新的一个世纪中，面对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通过改革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承担起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

（一）从参与全球历史进程反思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

按照杨雪冬的看法，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恰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9年到1978年和从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阶段。（注：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8页。）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基本上横跨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这三个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在被披上文明外衣的坚船利炮之下从一个古代文明中心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历史，中国随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府成为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民间力量则以各种方式试图摆脱西方人的控制。这时中国共产党集中代表了民间力量的这一诉求，并从俄国十月革命找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路。在第二阶段，我国开始以苏联为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摸索，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为营造公正平等的全球参与环境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付出了政治文明实践单一、封闭和僵化的巨大代价。到第三阶段，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由于我国经济主动深入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对外开放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也开始逐步走上了面向世界的变革之路。总结以往我国社会主义主义政治文明实践，可以得到如下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避免封闭和僵化，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始终同全球历史进程与时俱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一经建立就可以达到相安完美的高度，它需要在国体、政体、政党各个层次进行完善，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能以政治运动、群众斗争、行政命令等方式取代其应有的制度建设。

（二）在全球性与本土性互动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民主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大法宝”。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一直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这就使得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支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我们决不会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中国人早已根据自己的特定条件作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那就是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或者发展方向，但这并非只是政治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话语，而是主要的是基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追求，必须在制度和法律意义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以往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中“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只有促进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有效地遏止和消除政治文明建设中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政企职能不分、缺少权力制约等现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一项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政治任务。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性交融互动的道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开拓本土政治文明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发展相结合，建立起一个适应本国实际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体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创新就在于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时代特征，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模式。同时，根据全球化的客观要求，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改革政府结构、调整政府与企业相互关系，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政府管理机制日益民主化，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领导能力，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全球历史中的优越感。

（三）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公民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主体作用

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乃是是一个基本的政治认同：它作为执政党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始终走在时展的最前列，把握全球历史发展方向，把握世界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肩负着继续保持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改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双重任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具有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领导权威核心，就无法动员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无法调动广大公民的热情，去改变落后的局面和完成历史命。当然，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获得人民的认同。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立足点与归结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活力和核心就在于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提高公民的参政能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一方面要在制度、法律、机制上对于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政治权益予以强力保护和逐步扩大，同时也要使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这种权益在政治活动中真正能够体现出来。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只有在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利益过程中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中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其先进性。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的复杂历史过程，不仅要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化，也要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变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分裂及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推进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进程。这就需要我们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使其在新的世纪显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