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神省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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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在历时性层面,人,自他诞生之日起,就着手架构和修饰使人类合作地生活的社会政治大厦。并且在社会的进程中,不断地修葺和完善,使这座大厦更合理与健全。换言之,人类生活自始就是政治生活。在共时性层面,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总是区分为富有针对性的政治结构:相应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总在大脑中构想着“政治应当如何”的理想政治;对比于人们的组织化社会生活,人类则总在致力建立一套更健全、更可行的社会政治制度规范,以吻合于人类的行为的重复性的日常性规矩。换言之,人类生活其实就是政治生活。

但是,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并不是一瞥即是的透明体。天生政治动物――人,在行动中是自主的政治主体,然而,人要以自己的政治行为作为认知对象,却难做到举重若轻。合理的认知方法成为合理的解析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而合理方法的构成,至少有以下三个环节:一是准确地描述政治现象,二是勾画政治的基本结构,三是历史地审视民族国家的政治特质。

一、复杂的政治事象

描述政治现象,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困难的事情。简单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历史地环绕在我们身边。政治史借助于可以传布的政治思想,借助于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成功叙述,借助于民间传布的政治趣闻轶事,可以为我们仿佛置身其中地感受到。同时,现实政治总在叩击我们的心扉,影响我们的行为取向。我们从对他人的同情、对集体的认同、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义务的认取等等方面,觉察和省悟政治之手对我们的抚慰或拒斥。当今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因政治遭际而喜怒哀乐爱恶。有趣的是,越为我们感知和熟悉的事情,常常越为我们所不了解。西谚云“熟知非真知”,中土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社会政治生活内在地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每个行为主体都活生生地在历史的特定时空中活动。粗线条地看,似乎一目了然;仔细地想,确实难明究竟。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史写了又写,著作浩若烟海,使人还要重探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分析当下政治生活的文献,汗牛充栋,但人们却仍然去深思根源。

政治事象太复杂,常使人如坠云里雾中。比如,政治事象中为人们最感兴趣的活动主体――政治人物,以其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和影响,对当时的广泛作用,上升为政治领袖的那部分人,就为我们所难以定评。拿重建中国大一统政治最力的秦始皇来说,以统一中国之功奉之者有之,而以专制之弊斥之者更不在少数。同时,作为政治人物的始皇帝与作为个体人格的始皇帝,是一致的,还是分离的,也令人难以断定。人所见到的杰出政治人物,总是一个侧面而已。至于普通而平常的一般政治生活个体――平民,其活动早已被历史大浪洗淘,并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多少印痕。政治人物,又总是以政治事件为自己活动的载体。把我们观察政治的视野转换到政治事件上来,复杂性就更易为我们感知。因为,构成一件政治史实,牵扯的政治人物更多,涉及的权力利益因素更多,行为过程中具有的变数也更多、行为的动机与效果关系更微妙。就算是聪明睿智的天才,也不敢自信自己能够清断政治是非。所以,就连系统记录中国汉以前历史的史学大师司马迁,自陈为学理想时,以“究天人之际”切入,以“通古今之变”裁史,落笔却谨慎地讲,目的只在“成一家之言”。这种困难可以描述为:身在政治事件发生之中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脱出真实历史、真实情景的人,又克服不了“真的历史”与“写的历史”的巨大差距。因此,政治史常常成为记录不完整的史实编纂竞争史。比如在中国,政治争端蜂起的春秋时代,常有贤臣杀暴君的政治事件发生。姑且不说当事人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而弑君。就拿后人的观察,争辨中有人指出以臣弑君,违逆了君臣天理,应当毫不留情地谴责来讲,就增加了认知政治事实的道德难度。而辩护者以为为君不仁,臣下起而诛杀,确实可以大书特书,可以为其确当性欢呼跳跃,却又增加了我们在政治行为抉择时的服从与抗拒的犹疑。何况,一部历史日日发生着某一政治事件,对生而有涯的个人来讲,岂不象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如果要追问政治大事件是否具有关联性,是否具有精神一贯性、传统相沿性,恐怕对生活中的个人来讲,会变成一件不堪负担的思想苦差。即使在认定历史事件有固有规律可寻的历史决定论者看来,要连贯历史中的人与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如果要历史偶因论者做同样的事情,恐怕他可能会以某个政治领袖某个清晨眼里进了沙子不舒服,所以就废了宰相(如有人就这样看朱元璋的废相之举),于是有了政治转折。或者以某个政治领袖具有天生的聚众能力,去解释他何以会发动一次影响全人类的政治革命(如此看列宁、者有之)。漫长的政治进程,有多少风云突变的政治变迁;悠久的政治活动,有多少不经人意的政治“沉沙”!政治动物要反观自己做了什么,回省自己做成了什么,原本不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延,政治中的人与事,构成更为复杂。以泛义的现代政治而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众说纷纭,难以清晰明了地把握;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漏洞甚多,难以保证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而普遍介入的普选方式,仍不完善,打击着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变形的现代政治,更是人类的灾难:以正义为名的战争蜂起;以廉洁标榜的政党堕入腐败;以平等为口号的国际政治,四处是来自实力的恫吓;台上的政治政策的制订,常常是台下利益交易的结果。政治以更粗率的方式制约着人类生活,分析并建构更健全的政治模式,变得日益迫切。看看中国,政治事务的复杂程度并不稍逊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现实政治先期要着力处理政――经关系。业已进行了近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走到了产权制度更新的地步。产权改变所涉及的,其实就是财产权利的政治安排。产权改革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人民主人翁权利的清晰准确规定,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的权利分界,政治体制的理性设计,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都一股脑地摆到了桌面上来。这些“发展”的政治课题,不惟已引起国内政治力量的再组合,而且,改变着国际政治的版图构成,以至于中外政治关系日益吸引国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在背负沉重的政治传统的情况下,开展现实政治活动的。传统明显划分为二,一是三千年古典社会积淀而成的伦理政治文化,还似阴似阳,似隐似显地对政治发生着“拉锯战”;二是近四十年的现代政治实践,所形成的难以说是健全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政治行为取向,也还顽固地制约着可能具有的新选择。老传统与新传统,都与当下选择发生紧张关系。一时,人们还难以断言哪一个具体政治观念、政治举措是“更值得的”(在价值层面上言),又是“更有效的”(在功利层面上言)。对于政治分析者来说,紧要的是,不被复杂的政治事象迷惑。上佳的选择,是寻求合理方法,解读政治事象。

二、政治三层面:实践、观念与精神

政治事象,确实复杂。虽其如此,仍能认知。关键所在,方法确当。现代政治科学的发展,已使我们具备了走出政治迷雾,走进一个理性天地的可能性。在古代社会,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了解,还停留在笼统和初步的程度上。中国古代学者以“政者,正也”,作为窥探政治秘密的总纲,但细致入微的分析不多。所以,一部二十五史,尽管可以看作一部政治活动的历史,却帮助不太大。还要求人们以适当方法将这些丰富的材料加以提挈整理,才能使问题得以凸显。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生活,毕竟还需要现代政治科学的支持。而在古代西方社会,人们对政治的了解虽然较古代中国要深入,但知识立场仍在调整之中,政治分析也在发韧时期。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影响深远的柏拉图,早期期望“哲学王”的理想政治,而后来发现这种构想太过虚渺,便写作了《政治家》和《法律篇》,转而认为只有政治逻辑、法律规范才是政治治理的根本保障,对道义逻辑的政治功能表示疑虑。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撰写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学》著作,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不同于以往人们把整体的政治作为认知对象,现代政治学对政治进行结构分解,将之划分为三个层面。从而,使我们得以在泛观博览政治活动的感性基石上,去理性地分析与把握政治活动的具体内容。

第一层面,就是人们已往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政治实践活动。在这个层面上,政治活动显示出它的丰富多彩与历史特性。丰富在,一个时代的政治活动总是在全方位地开展着。以人物言,从最高政治领袖、到官僚机构成员、再到下层一般平民,都被纳入这一时代的政治机器中“加工”。以活动言,从衣食住行活动的组织、到官吏的任用裁夺和公共活动的筹划、再到决策效能的估量与政策修正,都成为政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影响而言,从平民至官吏的喜怒哀乐、最高掌权者的握有权柄与玩弄权术的得失错漏、再到政治交替而造成的社会震荡,都构成政治起伏跌宕运行的体现。历史上的每一个“今天”,都在提供这样的政治事件;当下的每一个事情,都蕴涵着政治史的线索。

当然,政治实践总是历史地进行的。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人们为自己确立政治目标,展开政治组织、实施政治举措、完成政治任务。政治活动的时代烙印,更增添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政治活动的新奇感、魅力感。这正是在现代人的视野中,传统政治为什么总是有不解或难解之“谜”的原因。也正是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总在“重评”、“反思”、“再评价”过程之中的原因。恰恰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政治给人以丰富而混乱、多彩而迷失、易逝难重组的映象。现代政治学则指出,以适当的微观理论为指导,研究历史地进行的政治活动是可能的。而且,这种研究以人物与事件、过程与影响的“还原”为基本目的。政治史学、政治史编纂学、政治社会学为此提供了可靠方法。譬如脍炙人口的《万历十五年》,恰好是在描述的政治史学指导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中叶的政治生活画卷:人物栩栩如生、事件脉络清晰,而明中叶在中国政治漫长历史中的定位也准确显示出来。全书绝不会给人一种政治史茫无头绪的混乱感。

但是,微观的政治史学功能毕竟是有局限的,它没有在宏观理论的指引下,进行政治研究所具有的那种高度的理论穿透力。因此,政治实践导其先,政治思想殿其后,后者构成解释前者意涵的历史支撑。所以,要想具备洞穿政治的认知能力,必须具有深厚的政治思想史修养。政治思想构成政治活动分解的第二个层面。

在这一层面上,充满智慧的政治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的批判、设计与祈求,构成了人类社会对现实政治的基本评价倾向,对现实政治的基本理解方式,并预定了人类(划分为民族与国家)对未来政治进行选择的基本路向。它是人们行为层面之上的观念层面。它是政治行为得以发生的精神根据。可以说,政治思想的核心一旦形成,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就会扩散和深化。所见最明显的是,西方政治思想源流如此漫长,但差不多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中国政治思想如此悠然而下,也只不过是孔儒老道观念的反复“拼贴”。政治思想以它的理论穿透力为特征,这与其构成有关系。一方面,政治思想家殚精竭力,聚焦关注政治问题。从而,对政治有超过常人的理解与分析。另一方面,政治思想有一个自身相沿积累的知识递增过程,使得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解释,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多种方式,使人们可以转换视觉透视政治问题。正是通过人类经久不绝的政治“智力体操”,人类才觉悟到政治问题的理论求解,可以在三方面同时进行:一是理想政治的构想。它以超越实际运作中的政治为目的,取向是批判的,目标是理想化的。它构成人类不断克服现实政治不足的观念动力。二是政治制度安排的设计。它以更完善的要求对待各种政治制度,基本主题是公正,主要环节是利益分配,设计中轴是政府架构。思考这类问题的思维取向是建构的。这一方面构成人类直接努力改善当下社会政治状况的推动力量。三是现实政治的认知方式假设。它以承认政治的必要性为前提,指出政治活动的日常性、现实性、广泛性、严酷性。揭示人们,每个人都是活动着的政治主体,无所逃无所避,只有面对它并尝试改善它。这一方面构成人类直面政治问题的观念条件。

政治思想是对政治实践的说明、校正与超越,是人类反思自己活动的思维记录,是现实政治不致于完全断送人们心中的良善期望之依托,是我们得以观察政治问题的理论前哨站。但是,分别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思想家,所表达的政治意愿、提供的分析意见、建构的理论体系,总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总体现出明显的个人特色。无论站在那一个天才的政治思想家的特定视角,去看政治问题,都只能收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比如站在孔子的仁义政治观立场看中国古代政治,会觉察中国政治的良善一面。史家钱穆以为中国从无专制的结论由此得出。但是,如果以道家的批判理论来看古代社会,便会使人意识到古代政治的极度不公。现代革命家的斥儒重道可为佐证。在西方,则以对政府的态度来讲,也便有“政府万能论”与“政府万恶论”的迥然区别。前者对政府歌颂备致,后者则大力提倡无政府主义。

可见,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还只是政治活动“一物”之观念与行为的“两面”。要对政治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还需要立足其上,才可望鞭辟入里。好在现代政治学的两大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各具成效的思维路向:英美的经验主义思路,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政治实践、经验性地分析政治活动,提供了蓝本。而德法的理性主义传统,则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政治本质、理论化地把握政治精髓,提供了参照。沿前者的见解,我们所见如上。依后者的玄思,我们则发现以政治精神的辨识,去拢合政治史实,会给出一个富普遍适用性的解释的价值体系。“政治精神”,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提法。它不同于英美政治思维经验性地对待政治的大思路,而试图对一切政治现象背后的一致性加以抽象。因此,前者(英美)是经验的,后者(德法)是理性的;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前者是归纳的,后者是演绎的;前者是统计的,后者是思辩的;前者是客观优位的,后者是主观奠基的;前者是冷静智性的,后者是激情奔放的;前者是建构与范导并重的,后者是以范导统建构的。平心而论,两种思路对政治解释各有功效。但是,以对政治史实的抽象说明、理论把握而言,后者更有力。

政治精神这一概念的蕴涵是,贯穿于一切政治活动过程,外显于政治理念、制度安排、现实运作、政治行为与心理结构之上的本质一致性。从政治精神的高度看政治,它借助于一切政治事象,但一经形成一定的精神核心、精神气质,就反过来更有效地解释这些事象得以出现的根据。因此,它又不以事象的描述、历史的复杂为职责。相反,更注重政治中基本一致之处的寻找与理解,以求达到对政治生活更理论化的解释,并给人以强烈的解释力度感。

三、国家、历史与政治精神

政治精神省察以对政治的抽象化、理性化、建构化的解释,体现其面目。但是,具体地把握政治精神,则无法排除它的历史性、民族性、国家性。这是由人类政治活动方式决定了的。就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活动而言,政治精神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总是具体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所依赖的具体历史条件构成的。从来还没有过完全超越民族国家的持久政治事件。即便是当代的国际政治活动,按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家汉斯.j.摩根索的理论,也只能视为“国家间政治”,它的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遵循的原则也是国家权力的均衡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世间并无统一行动的“人类政治”存在过。因此,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区域,了解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地理环境、政治格局、人文意识,就成为可行的具体解释政治活动的唯一取径。另一方面,人类的政治活动在由各民族国家构成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又日益显示出历史性沟通、一致性融汇的征兆。民族国家随经济交往的频繁化,政治关系也日益紧密。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如何达到“在地球上共谋生存”的一体化格局,已成为自16世纪以来,人类政治生活日渐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政治课题。这种局面,势必要求我们既要寻求全球一体化的合理格局,对联合国一类的世界政治组织倾注更多的精力;同时还要对一体化的具体成分―各国政治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要对现代国家各具特色的政治行为模式、政治基本价值加以同情的了解,才可能使全球一体化具备坚实的基础: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早期的人类社会,民族与国家并不具有统一性。即是说,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统治者的统治辖区并不与统治集团所属的那个民族居住的地域相吻合,甚至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化与臣民的语言和文化也迥然不同。这一时期的国家,可以称为“文化国家”,而难以称为当代人所谓的政治国家。民族国家是在十六世纪生产力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范围扩展以后才正式形成的。从此,各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取向、价值观念的个别性才日显凸出,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性才日渐明显。各个国家在共同或相异的历史源头上,分别汲取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养料,并相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指的是时序上有先后之分的民族国家具体形态。民族国家的具体历史类型,最突出地表现出它的历史性。如作为英美式的民族国家,经验主义的政治传统、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制度安排、改良主义的政治行为方式,都是自身历史相沿而下所形成的。再如欧陆式的民族国家,仅看德国,重思辨、尚建构的政治思维,重政府作用的政治架构,强调权威与服从的政治心理,也是与它后起发展,政治上具有集权传统互动而形成的。又如中国式的民族国家,之所以民族意识更强、文化统绪观念更坚定、集权取向更明显、人治困境难走出,更是与后发外生的现代化进程、人治的历史背景、集权的政治传统等等历史因素、较封闭的地理环境等外在原因,相互作用而成的。民族国家的共时类型,指的是历史中形成的各类型国家在基本结构上的一致性。一方面,对民族国家共时类型的把握,可以从它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入手。比如,整个欧洲都是在古希腊――罗马传统、希伯莱――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建构其政治模式的。因而政治上的一致性较为明显,政治精神(如法治―民主政治)较为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生产方式结构上把握民族国家的共时类型。如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政治类型、社会主义政治类型等等。在政治精神的把握当中,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具体辨识政治精神的载体的情况下,对民族国家具有以体现其独特性的历时类型进行分析,就可以深入到具体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了解其政治背景,诸如政治活动所寄的地理环境、政治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等等,理解政治杰出人物的政治品位与政治行为,详实地把握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事件产生的综合原因。从而,能够穿透政治事件的诸种表象,明了蕴涵其中的精神实质。譬如,表面上看,秦始皇、唐太宗、清太祖、孙中山、袁世凯是几位不相干的政治历史人物,但从中国政治的“国家观念”、由此生成的权力意识、行为去向等方面去审视他们,则可以发现他们在处理权力关系上,围绕的伦理――政治主轴,并由此显出他们的个性:专制独裁或作风“民主”,以及显示他们的共性:面对伦理政治(或人治、德治、礼治)的共同挑战难题。可以说,抛开国家、历史的独特性维度,是无法解读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精神,因而也无法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真象。

但是,民族国家的共时类型,对比较地理解政治精神,准确地为民族国家政治精神定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意义。原因在于,在结构上比较一致的政治国家类型,与另一些结构上比较一致的政治国家类型,相互比较,可以更鲜明地显示出两类政治范围的独特性。从而,更有利于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精神,提供一个具体释读的可靠背景。这对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精神更具有特别意义。因为,中国政治在时限上分为两段,类型上因此发生根本转型。前期(自公元前的早期国家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伦理政治精神,总是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理政治精神,才会显示出更明快的特色;后期建构中(自1840年至今)的法理政治精神,也必须在西方法理政治类型的映衬下,才显示出建构物的基本轮廓。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历史为基本线索,以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为双重参照,凸显政治精神的共性与个性,成为合理分析政治生活的科学方法。换言之,可靠地凸现民族国家的政治精神,才能可靠地解释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才能更理性地筹划民族国家的政治精神改造,以及政治生活的改良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