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工业经济的增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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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义龙工作单位：华侨大学商学院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既要保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要保护和维持地球上的资源。从工业革命开始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了生态(或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当我们开始反思这种过度增长的经济活动时,逐渐认识到权衡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了解经济活动和自然之间的重要关系,并据此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有一种解决方法值得研究,虽然它只是一种妥协的方式,即首先确定可以接受的环境质量水平,然后对市场行为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政策约束,在社会继续发展的同时使环境质量得到保证,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从基于能量、资本和劳动力的巨大输入的能量工业增长范式,过渡到以信息、知识和科学技术作为关键资源的工业生态经济增长范式的发达社会,毫不奇怪,这种转变过程并非易事,且需要时日。我们仍处于学习之中,了解自然和市场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经济学理论对该学习过程而言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可以帮助解释市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寻求经济上和政策上有效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利用一种简单但有效的模型来证明这些观点,该模型说明了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之间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促发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并形成了经济增长范式转变的理论依据。

一、问题提出: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

为了阐述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关系,我们首先建立经济活动的基本模型,然后,将该模型扩展,解释这种关系是如何产生的。1、经济活动的基础模型:经济和物质平衡模型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模型就是循环流动模型,它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它描述的是经济活动中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实物流和货币流¹(如图1所示)。通过分析经济中要素和产品的流动以及经济规模的变化,就可以理解经济系统的基本功能,以及家庭与厂商之间的市场关系。此外,扩展这一模型,将其描述为经济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直接关系(注意,循环流动模型中的实物流动在扩展到物质平衡模型中表示经济决策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物质平衡的科学原理可以通过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说明:根据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物质和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将这个基本定理应用到物质平衡模型中可以理解为:长期来看,从自然界流入消费和生产领域的物质和能量的总量与从这些活动流回到环境当中残留物的总量相等。或者说,当自然资源在经济活动中被使用时,它们只是转变为另一种物质或能量的形式,其间没有任何损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所有这些物质都会变成残留物返回到自然界中去,其中一些可在短期内转化,例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另一些则首先转化为产品,直到其使用价值耗尽才变成残留物返回到大自然中去。因此,残留物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废水、废气、废渣和垃圾等)。即使可以回收残留物进行再循环或再利用,也只是暂时的。长期来看,它们最终也会变为废弃物,返回到自然界中。进一步来看,因为物质和能量不能被毁灭,所以物质流动似乎可以一直永恒持续下去。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自然界转化物质和能量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在能量转化过程中,一些能量变得无法再利用。这些能量虽然仍旧存在,但是,不能在其他过程中被利用。因此,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自然基础是有限的。从上述两定律可以得知,这些支持物质平衡模型的科学定理向我们传递了既重要又实用的信息:一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进入经济活动的资源最终将成为残留物,并流入自然界可能危害环境,虽然这个过程能够通过再循环而被延缓,但不能被终止;二是自然界把资源转化为其他物质和能量形式的能力也是有限的。2、我国的环境问题观察:循环经济工业生态经济模式与可持续发展伴随着我国向工业化大国迈进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空气、水和土地资源的质量都正在恶化。回顾过去,我国的环境保护投资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从七五0期间的476142亿元,八五0期间的1307亿元,增加到九五0期间的3600亿元,十五0期间则达到8388亿元。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体现了政府为环境保护所做的努力。十五0期间中央财政安排环境保护资金1119亿元,其中,国债资金安排1083亿元,主要用于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地区水污染治理、三河三湖0污染治理、污水、垃圾产业化及中水回用工程等¹。尽管投入巨大经费用于环境保护项目,但是,大部分的生态恶化实际上并未得到遏制。根据我国环境保护协会的数据,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占我国GDP的3%左右,大约每年115亿美元以上。现在国家每年投入GDP的017%进行环境保护,这对解决我国大范围与严重的污染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我国的环境污染是因为能量经济范式带来的。例如,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主要是因为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20世纪80年代,煤炭消费量从612亿吨增长到了10亿吨。1996年,我国就已经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专家推测,煤炭的消费量到2020年至少会翻一番。我国的酸雨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例如重庆。我国的水资源也同样受到了危害,例如2007年连续发生的江湖水污染问题。同时,工业废物也污染了许多河流。因此,作为我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衡关系。

二、工业生态学和污染预防相关理论

经济增长常被定义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虽然增长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但是,如同物质平衡模型表示的,它会造成长期的环境影响。在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保护之间达成一个适当的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它要求对我们有限的资源进行管理,以长期保证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这也提醒我们,认识不到经济活动的循环是怎样适应于更广泛的自然环境系统,就不能恰当地理解这一循环。这也是最近几年经济学家和社会才开始普遍接受这个更广泛、更实际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来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生态影响。1、工业生态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工业生态学是研究工业生产和环境之间物质、能量流的多学科系统的方法。这一观点认为,在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时应该充分考虑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所有物质和能量的影响。尽管关于工业生态学还没有标准的定义,但是,工业生态学可以被认为是研究工业过程和环境之间物质、能量流的多学科系统方法。工业生态学之所以被认为是系统方法,是因为它倡导将生态系统和工业系统进行融合。工业生态学有助于促进新观念的形成,即将生产过程看作是一个工业生态系统。工业生态学为新政策提供了一个多学科框架。该框架运用并发展了系统方法进行环境管理,并承认生态系统和工业系统的互动关系,其目标是将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工业生态学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融合为一体,而这恰好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在。工业生态学倡导的环境战略和传统的行政管制方法有很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工业生态学可以促进工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在这个系统中,一个生产过程的残留物或废弃物可以成为另一个产品生产的原料。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更常见途径是污染预防。污染预防是减少或消除废弃物,而不是在产品周期末端处理废弃物。污染预防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高昂的污染控制成本,同时,污染预防也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污染预防和工业生态学的目标不同,但是,在实现长期环境目标方面,它们都认为末端治理政策是无效的。2、传统的基于能量的线性或开放的物质流程:从摇篮到坟墓0的生产模式把物质平衡循环模型纳入到更宽泛的框架之中,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工业生态学模型。物质平衡模型显示的是经济活动和自然界之间的动态关系。资源从自然界流入经济系统,残留物从经济活动领域流回环境。传统环境政策是使用末端治理手段对残留物进行控制,这种政策难以解决长期的代际关系问题。社会必须寻求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图2所示,线性物质流假定物质按照一个方向,以输入的形式进入经济系统,以废物或残留物的形式离开经济系统返回到大自然中。这种形式可能形象地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0的运输流向强调物质的使用、废物产生和处置,相应的政策主要在末端削减废物残留物。(1)自然界转换物质和能量的能力是有限的。尽管残留物能够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返回到生产中利用,但是,这种过程并非没有限度。因此,影响资源利用和环境危害的决策会对未来世代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到当代。虽然图2中的内部流显示政府计划促进残留物回收、再利用,这有助于残留物的延迟排放,但并不能削除残留物。(2)末端治理政策是在危害发生以后,采取措施进行控制或补救。末端治理政策使资源不能用于其他的生产活动,而是最终进入残留物返回到大自然中去。清除危险废物堆放点或疏通受污染的水路需大量的原材料和能量,而这些使用的资源,又会进入残留物中去。(3)行政管制政策使得私人市场目标和经济增长的社会目标产生分歧,这主要体现为代际公平性问题。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资源、人力和环境严重透支。根据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可能致使我们的后代无法持续发展经济。根据物质平衡模型,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将导致进入市场活动的资源流和返回自然界的残留物流增加。如果目前的决策不能从长远出发,那么,这些变化会对未来后代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为了保护环境而限制追求经济目标,又会剥夺当代人享受高质量生活的权利,而这同剥夺后代人享受高质量生活的权利是一样的。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呢,答案是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范式。图2传统基于能量的线性物质流观点资料来源:U1S1Congress,OTA(October1992),ascitedinGinbbons(SeptemberOctober1992),p1313、基于工业生态的循环或封闭的物质流程:从摇篮到摇篮0的生产模式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物质流不是线性的,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产品设计、制造加工和能量利用可以修正为基于工业生态式的循环或封闭的物质流(如图3所示)。注意图中模型是从摇篮到摇篮0,显示出其更全面进行环境保护的特点,而不仅仅是在残留物产生后对其进行控制。该图显示的废物预防、高效的能量和资源利用以及再利用或再循环的设计,都是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选择。总之,循环物质流系统表明,经济活动可以在整个生产和消费周期内做出改变,以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图3这个物质流模型显示了一个更全面的环境生态保护途径,而不仅仅是在残留物产生后对其进行控制。循环物质流模型说明经济活动如何在整个生产和消费周期内进行改变,以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在这一模型中,可以对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和能量利用进行修正,以达到最佳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封闭系统进行的结果是形成工业生态系统。在工业生态系统中,一个或多个生产过程的残留物可以重新应用于另一个生产过程¹。工业生态系统的最基本形式是收集废物,如排放物或污水,将收集到的废物投入另一个生产过程,加工其他产品或服务,从而增加价值。这种转移一般通过不同企业的合作完成。尽管工业生态系统似乎很深奥,但是,现在已经很普通了,例如生态工业园区和农业生态园区在亚洲、欧洲和美国都在发展,这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最著名的实例就是丹麦的卡郎德博格工业生态系统º。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也正在建设循环经济模式,同时更应该研究和设计这种基于工业生态的生产模式,化害为利。从现在起,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加强污染预防。俗话说:一分预防,胜于十分治疗0。因此,我国要建设工业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途径及其政策建议

通过了解环境污染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为此,我们必须制定解决环境问题的科学而又合理的政策手段。过去,我国政府在治理环境问题时,过分重视传统的行政管理的方法,而忽视市场方法,致使我们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而削减污染物成果微乎其微。因此,了解市场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懂得单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单靠市场机制也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1、环境政策中的标准及其运用标准的经济含义标准是很多环境政策的基石。在西方国家,建立标准意味着包括科学研究和一系列正式审核在内的冗长程序。例如,美国国家环保局负责这些事务,并且要对如何确立标准提出正式建议,最终由国会将这些标准以法律形式,然后由美国国家环保局继续负责监督这些标准的贯彻执行。但是,本文探讨的不是标准指标的具体建立,而是讨论标准类型以及其运用相关标准类型的经济政策含义。环境标准类型可以区分为环境标准、技术标准和执行标准。环境标准指环境的构成要素,如户外空气或某一水体的理想质量水平,一般表示为周围环境中允许积聚的污染物的最大值。但是,环境标准并非可执行标准,而是作为一个通过污染限制而达到的目标,该目标必须通过其他类型的环境标准来实现;技术标准规定了受到管制的污染源必须使用的排污削减技术类型。例如在美国,这些由国家环保局负责调研可获得的技术,并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标准评价其有效性,然后选择最佳0技术,所有受到管制的污染者随即必须采用该技术。技术标准的目的不言而喻,即通过控制技术手段来保证污染排放量达到特定标准;执行标准规定每个被管制污染者的排放限额,但并不指定达到这一限额的技术。根据定义,执行标准比技术标准更为灵活,只要求污染排放量符合法定界限,允许排污者自己选择排污削减的手段。尽管运用标准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仍然有必要了解其背后的两个经济含义:一是经济含义涉及在何种水平上设定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定义环境质量的标准。例如,关于CO排放量的标准直接定义了社会的可接受水平0,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相关的问题是该水平可否获得配置效率,如果所设定的标准不能获得配置效率,社会福利就会受损;二是经济含义是如何实施这些标准。标准的实施直接涉及管制手段的选择,这些管制手段主要指排污限额或排污税等。而管制手段的选择既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又关系到能否以成本-效益方式实现目标。如果目标的实现不能遵循成本-效益原则,那么这种管制就是在浪费资源。2、解决途径及政策建议:政府干预与市场方法相结合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般方法是使外部性内在化,即促使市场参与者承担外部成本和收益。一个使外部性内在化的解决方法就是分配产权;另一个使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的是制定政策,通过考虑外部成本和收益来改变产品的效率价格。例如征收环境污染税,政府可以相关建立市场和为污染定价。具体建议如下:(1)行政管制方法。首先建立污染排放标准。然后通过规则或标准直接管制污染者,并要求企业严格执行。行政管制方法更为传统,而且在我国目前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在最初没有经验并且又往往在处于紧急的社会困境时,这类方法能够迅速奏效。但是,由于它主要是使用缺乏灵活的规制和排污限额,并且通常对所有排污者施加统一的限制,并非总是有效,而且由于此方法往往带来巨大的执行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法难以长期有效,而且对环境的改善效果也不明显,还往往带来负面效用。目前应该考虑寻求行政与市场相结合的政策选择更为合理和有效。(2)市场方法。该方法与行政管制方法的区别是环境目标的执行途径,而不是环境目标的设定水平。从发达国家实践的角度看,以标准为基础的目标常常设定在社会愿意水平而不是效率水平上。市场方法与行政管制的区别在于实现目标的途径,即政策手段的设计。利用市场激励的控制手段种类大体上有以下方法:一是对污染收费。根据污染的排放量,向污染者收取费用。通常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施:对排污收费,即根据实际污染排放量收取费用;对产品收费,即根据污染物数量或污染特征,调高产生污染的产品价格。产品收费可以通过差别税收执行,也就是根据产品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征收不同的税额;对使用者收费,即根据污染处理成本或污染物对资源的负面影响,对环境资源使用者收费;对污染者收取管理费,因为管理当局执行、监控规定或登记污染物而收取的服务费;二是提供补贴。通过直接支付或税收减免的形式向减少污染或未来的污染削减计划提供财政资助;三是设立保证金还款制度。预先为潜在污染损害支付一定费用,然后返还给有利于环保的行动,例如返还给合理处置或再循环利用的产品;四是建立排污许可交易制度。通过信用或许可,建立排污权市场。所谓排污信用,是指在排污信用制度下,污染者若将污染排放量控制在排放标准以下就可以赢得市场信誉。所谓排污许可,是指在排污许可制度下,污染者有权利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污染排放量通过交易可以增加或减少。以上方法都可以通过建立成本-收益模型来分析政策执行后果。从世界各国都借助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控制污染这一事实上来看,一项对24个国家的国际调查发现,每个国家平均采取了11种市场手段¹。该调查还显示,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所采用的每一种经济手段都涵盖了所有的环境介质。尽管市场方法在国家政策中的应用还是显示出了其重要性。(3)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及预防污染机制。科学家们必须识别并评价环境危害的风险,并将其发现告知政策制定者,随后,政府根据这些信息评估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对社会造成的风险,这一步被称为风险评价;政府官员必须确定适当的行动计划或政策以减少风险,这一过程称为风险管理。风险评价主要是对环境危害产生的健康和生态风险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估。在实践中,科学家通过收集、分析并解释特定污染物的数据,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例如,美国环保局采用的是美国科学院在1983年提出的风险评价模型º。该模型分成四个步骤或四个分析领域,即危害识别、剂量-反应分析、暴露分析以及风险描述。此外,为了把环境危害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使其对环境产生污染后再治理,就必须进行事先的污染预防。目前,世界各国的环境政策开始强调预防措施,以消除污染废物的排放,避免在危害发生后进行废物处置。因此,对于我国各级政府来说,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研究,并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预防污染机制是势在必行的。(4)完善相关立法。通过法律手段来促进污染的预防。我国已经有几部环境立法中明确提及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其中包括针对空气和水污染的立法。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最近提出的循环经济概念,就是要求企业进行产品再生、工艺修正、设备重新设计和转售回收废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通过回收地沟油来制造生物柴油,但由于没有相关标准,导致生产出的生物柴油不能出售。因此,建立相关标准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补充机制,以保证循环经济的顺利进行。(5)改变传统基于能量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发展转捩点上,应通过政策和税收优惠以及科技手段来引导传统工业向工业生态系统模式转型。通过工业生态系统的转型化害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四、结论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我国经济虽然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特别是近年来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形势日趋严峻,经济发展成果受到威胁。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未来将更加强调污染预防、产品安全、产品生命周期和环境文化。换言之,环境保护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改变传统的基于能量的增长方式,走向工业生态经济增长方式是必然趋势。虽然真正实现工业生态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漫长的路要走,但是,为了当代和后代分配资源的公平性,政府也要加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