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指标体系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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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这使中国乃至世界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经济失衡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领域、各环节及国内外市场有机联系被割裂，引起资源配置失当、产业结构扭曲、经济运行效率下降、社会发展及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现象。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失衡除了其一般性表现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呈现出内外失衡并存、总量失衡（“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与结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兼备的特征，且失衡程度更深，失衡持续时间更长，对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对此，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提出针对性措施着力加以解决。治理经济内外失衡问题，首先要对失衡程度进行科学的测度，以期对经济失衡的状况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因而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活动非常复杂，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波动性，在时空上涉及到各产业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间以及国内与国外市场间等诸多领域。要对经济失衡程度进行精确的测度是非常困难的，使得相对于经济失衡其他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理论界对经济失衡测度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尚未形成统一的思路和方法，远不能满足宏观经济分析、决策与管理的需要。本文立足于基本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套经济失衡度衡量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内外失衡程度进行测度，以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经济状况，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依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从中汲取构建经济失衡度衡量指标体系的思路与方法；第三部分讨论经济内外失衡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及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第四部分运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状况进行测度；第五部分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

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也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难题。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内外失衡的形成原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内外失衡的可持续性等角度进行的，如Greenspan和Kennedy（2005）、BenBernanke(2005）、吴宏和刘威（2008）等对经济失衡形成机制的分析，以及姚枝仲（2006）和DavidDodge（2006）等对内外失衡可持续性的分析。[1-5]相对而言，基于定量方法研究内外失衡严重程度的文献较少。其中，Zarnowitz（1996）和Moore（1980）对经济失衡指标体系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包括描述功能、评价功能和预警功能等。[6-7]在经济结构失衡领域，RichardClarida等（1999）从产业变化角度，利用显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评价产业结构。[8]从国内的研究来看，项俊波（2008）对中国1992-2007年的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他将经济结构区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五大方面，并对每种类型的结构失衡都通过构建指标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由中度失衡转向重度失衡，表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9]程实（2007）也对衡量经济内外均衡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将内部均衡分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内部和谐四个方面，将外部均衡分为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与外部和谐三个方面，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包含25个具体指标的指标体系，将该指标体系运用于中国经济的测度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看长期处于次级不均衡区间。在经历了前20多年“均衡改善—均衡恶化—均衡改善”的几次起伏之后，自2000年起，内外均衡整体呈现出缓慢恶化的新趋势，这主要是由外部失衡因素引起的，而内部均衡从整体上看表现出一种渐进改善的态势。[10]55-56余霞、余玲（2011）研究了国际收支失衡的测度，选择贸易差额与综合差额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的贸易失衡在2004-2007年逐步加剧，从2008年起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1]李石凯（2006）运用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比例以及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两个指标对1994-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相对规模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相对贸易顺差指标在较低水平运行并且呈显著下降趋势，从而对国外关于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会加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12]李宝瑜（2009）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指数，他将中国宏观经济划分为5大领域、13个类别、32个组和93个指标，提出了确定均衡值的9种方法，基于这些方法测算了每个指标的失衡度，并用组合权重和层次分析方法逐层综合，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失衡指数。运用该指数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的5大领域中，实体经济、资源环境失衡程度有所下降，而货币金融、收入与价格、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均有上升，宏观经济总体失衡状态亦呈逐渐加剧的趋势，从而认为现阶段应在全面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别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提高经济的均衡性。[13]以上分析为经济失衡的测度提供了一些思路与方法，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如部分研究只涉及外部经济失衡，且将贸易差额占比作为测度外部均衡的唯一指标，显得说服力不够。一些研究虽涉及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因其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使之在有限的篇幅里对每个领域测度方法的介绍都不尽明确，政策建议亦显得针对性不足。同时，部分研究对经济失衡的内涵与针对性把握欠佳，将内部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简单对应，显得较为牵强，忽视了经济失衡的结构性特征。因此，如何从整体和结构两个层面把握经济内外失衡问题？测度指标体系如何确定？具体测度中如何尽可能避免主观性因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经济内外失衡状况及发展趋势究竟怎样？等等，尚需通过深入的研究来进一步厘清。

三、经济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内外失衡的基础，以下从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指标权数与临界值的确定、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等方面依次展开分析，最终建立起衡量经济内外失衡度的指标体系。

（一）指标选择的依据

指标选择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的质量。测度指标选择的依据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指标本身的属性及指标间的逻辑关联性。据此，所选指标应符合独立性、可比性、关联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独立性要求指标体系中每一个指标所反映的内容与其他指标具有本质区别，不能通过某种数学推导形成相互转换关系，以避免某一经济参数在经济失衡测度中的重复使用以及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可比性包括时间可比性与空间可比性，时间可比性为不同时点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空间可比性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指标数值可直接比较，可比性原则意味着要选择同类同属性的指标，或者对不同类型与性质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关联性要求指标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系统能涵盖内外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以保障测度的全面性；可操作性要求具体指标内涵和外延清晰明确，易于量化，并且指标数据具有采集的可靠性与获得的连续性。二是指标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对内部经济而言，首先表现为投资、消费和储蓄的总体结构状态，可以用投资率、消费率、投资储蓄比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等指标予以反映；其次是产业结构状态，可以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再次是收入分配结构状态，可以用居民政府消费比率、城乡人均收入比等指标予以反映；最后是能源资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联性，可以用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弹性系数、R&D占GDP比重等指标予以反映。对外部经济而言，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差额、资本项目差额与外汇储备规模等，可用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汇储备余额占M2比重、外贸依存度等指标予以反映。据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内外均衡2个层次、16个指标的指标体系。表1给出了这些指标及其基本属性，在后续分析中将对这些指标的经济含义、特性、权重、临界值等进行具体阐释。

（二）部分指标的解释性说明

上述指标按其属性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①在这些指标中，由于投资率、消费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贸依存度等属于常规性经济指标，定义明确，计算公式清楚，因此不再赘述，只对部分非常规指标及自定义指标作简要阐释。1.投资储蓄比率：正向指标，反映社会储蓄资金用于投资的比例。根据“储蓄缺口=外贸缺口”的经济学原理，过剩储蓄如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将对应为贸易顺差。投资储蓄比率数值上取社会投资率与社会储蓄率之比。2.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正向指标，反映政府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消费关系。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与政府间分配不合理，会抑制国内消费，导致经济内外失衡。居民政府消费比率数值上取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之比。3.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逆向指标，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数值上取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4.单位GDP能耗：逆向指标，指国民经济中所耗费的各种能源总量与同期GDP的比值，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5.外债债务率：逆向指标，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是衡量一国国际收支可维持性的重要指标。6.出口加工贸易比重：适中指标，出口加工贸易比重是衡量对外贸易结构的指标，数值上取出口加工贸易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表1所列16个二级指标的数据均可在各年度主要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可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获得，R&D数值可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获得，外债余额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中获得，外汇储备、M2数值可从《中国金融年鉴》中获得，经常项目进出口总额、资本项目输出入总额、加工贸易额等指标数值可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获得，其他指标所涉数据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②

（三）指标权重及临界值的确定

1.指标权重的确定在内外失衡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环节，不同的赋权方法对测度结果有着显著性影响。指标权重赋权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德尔菲法（DelphiMethod）和层次分析法（AHP）等，客观赋权法可进一步细分为主成分分析法、功效评分法等。本文在在赋权法上采用主观赋权方法中的德尔菲法。③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相关处理，除了基于简便考量外，还包括：（1）不同经济指标重要性大小很难区分，对不易辨析重要性的指标赋予相等权重属次优选择；（2）对经济社会领域的任何测度都很难做到完全精确，只要指标选择合理，权重设置基本反映经济现实，分布对称，无人为扭曲，用主观赋权法是完全可行的。具体权重值见表1。2.指标临界值的确定临界值包括反映经济极度失衡（均衡）的上下限值和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指标临界值确定标准的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基本经济理论来确定。例如，当外债债务率达到100%时，意味着当年外汇收入不足以偿付外债余额，应视为出现债务偿付危机；而小于30%时，则认为偿付外债不存在潜在风险，故可将100%和30%的外债债务率分别作为经济极度失衡与完全均衡的临界值。二是根据国际经验来确定。例如，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多在70%上下，而中国仅为40%左右，可将70%与30%分别作为完全均衡与极度失衡的上下限值；又如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超过10%意味着该国外贸处于极度失衡状况，因此将0作为均衡适中值，将±10%作为极度失衡临界值。三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来判断。如R&D占GDP比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多为4%~6%，而中国仅为1%~2%，若以4%~6%作为上限值，则指标失衡指数在不同年度间区分不大，不能很好体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故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分别确定2%和0.5%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与失衡的上下限值。对于适中指标，需要确定适中值作为反映经济完全均衡的标准值。适中值的确定同样应符合以上标准。特别指出的是，一旦适中值确定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应当对称，即上下限值与适中值的差值应该相等。具体临界值如表1所示。

（四）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在性质、量纲及经济含义等方面各不相同，导致数值之间不可比，因此采集到指标原始数据后，在对经济失衡度指数进行综合前，还需对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影响。无量纲化处理方法种类较多，由于上下限值与适中值选择的对称性，此处参考程实（2007）的极值变换无量纲处理方法。[10]84处理后用[0，1]区间数值表示，其中0代表完全均衡，1代表极度失衡，数值越大，失衡程度越严重。对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中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分别如公式(1)、(2)和(3)所示。其中，y表示指标无量纲测度值，x表示指标原值，xmax表示指标处于完全均衡（失衡）时的上限值，xmin表示指标处于极度失衡（均衡）时的下限值，xm表示经济完全均衡的适中值。

四、中国经济失衡程度的测算：2001-2010

（一）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对表1所列经济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2001-2010年中国相关经济指标的无量纲化数据

（二）内外失衡指标体系的合成在完成指标选择、权重确定与数值无量纲化处理后，通过加权平均合成方法得到内外失衡综合指数。假定该经济失衡综合指数为E，有：E=ni=1Σwiyi其中，wi为第i个变量的权重，yi为第i个变量的无量纲化数值，n为指标个数。E∈[0，1]，数值与经济失衡程度正相关，取极值0时代表经济处于完全均衡，取极值1时代表经济处于极度失衡。

（三）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测度结果经过对相关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合成，我们得到中国2001-2010年经济内外失衡指数变动趋势图（见图1）。

五、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分析结论

由图1所示，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整体状况在21世纪前10年经历了一个渐进恶化的态势，内外失衡总指数从2001年的0.3856上升到2007年0.6188的峰值，之后有所下降，2010年小幅降低到0.5509。如果以0.5作为区分相对均衡与相对失衡的分界点，可知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由相对均衡区域进入到了相对失衡区域，且该失衡状况可能会在未来持续较长时期。从经济结构看，内部失衡指数在2001-2003年快速上升，之后几年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0.6左右；而外部失衡波动较强，在2001-2007年失衡指数快速上升，之后亦有较大幅度下降，从而带动了内外失衡总指数的同向变化。

1．内部经济失衡状况

从影响经济内部失衡的组成因素来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上升时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加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居民增收乏力，导致进入21世纪后的前几年，一方面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过高，另一方面城乡人均收入比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这些指标均对内部经济失衡的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2）略有下降时期。2006至2008年，由于技术进步、节能降耗产品与工艺的广泛运用，以及国家对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力扶持，使得单位GDP能耗有所下降，R&D占GDP比重有所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亦不断提高，这些指标对内部经济均衡起到了推动作用。（3）先升后降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出口的扩大，社会总投资控制在一定规模，过剩储蓄资金找不到投资渠道，投资储蓄比率逐步下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缓解外部市场萎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国家实行了四万亿投资等经济刺激计划，导致投资储蓄比率快速上升，这些因素使得内部失衡指数出现先升后降现象。

2．外部经济失衡状况

相对于内部失衡指数，中国外部失衡指数在整体上震荡幅度要剧烈得多，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快速上升—快速下降—缓慢上升”的反复震荡。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为2001到2003年，外部失衡程度缓慢扩大；第二阶段为2004-2007年，外部失衡程度迅速扩大，在2007年达到0.6269的历史最大值；第三阶段为2008到2009年，外部失衡程度显著减缓，2009年外部失衡指数降为0.4552，仅相当于2004年的失衡水平；第四阶段为2009年后，外部失衡程度又有小幅扩大。表2显示了更为具体的结构信息。从影响外部经济失衡的组成因素看，失衡指数的变化有以下几种情况：（1）趋于上升。由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导致进出口总额快速增加，同时，累积“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余额快速增长，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上升。（2）趋于下降。由于国家外汇收入急剧增加，债务余额的增长则相对较慢，使得外债债务率趋于下降，同时，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得出口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这些都引起失衡指数的下降。（3）先升后降。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在最近10年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第一阶段经常项目顺差额度不断扩大，失衡指数由2001年反映轻微失衡的0.13急剧增加到2007年反映极度失衡的1；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外出口进入相对萎缩阶段，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使该失衡指数在2010年降为0.52；相对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占GDP比重的波动性更强，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反复震荡，并在震荡中渐进升高。

（二）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处于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状况，且无明显转变迹象，需要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等外部因素，又有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等内部因素，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

1．关于内部经济失衡

投资率、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主要因素，这与国家长期实行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必然联系，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努力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弹性，通过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提高消费水平，减少对出口与投资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降低了有效需求（彭志远，2007）。[14]对此，应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加强对收入及财富分配的调节，不断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2．关于外部经济失衡

首先，从内外经济失衡的关联性看，内部失衡是内因，起主导作用；外部失衡是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国内生产能力所导致的，是内部失衡在外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经济外部失衡问题时，要立足于内部经济，通过促进内部经济均衡为实现外部的均衡创造条件。其次，适时调整外贸体制与引进外资政策。中国外部失衡与出口导向及各种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有直接关系，在当前国家外贸顺差日益扩大、外汇储备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汇率及出口退税政策，特别是抑制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能源和原材料产品出口，并鼓励有利于提升国内需求的产品进口，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同时，对外资企业更多地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从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转变为促进资本的双向流动。最后，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相对于内部失衡，外部失衡受国际经济形势、全球产业转移、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等外部性因素影响较大，并非完全取决于本国的经济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在不同层面上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特别是财政、金融、汇率等方面的合作，为解决外部失衡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