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将来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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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作用于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明显提升。没有金融的持续推动与支持，经济就不可能得到持续、快速而稳定的发展(王定祥，2011)。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重工轻农”、“以农养工”赶超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不竭动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农业在GDP中的比重由建国初期(1952年)的51%降低到2010年的10．1%，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迅速发展。但与此不相协调的是，2010年全国仍有52．4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城乡发展极度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①，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演化成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和城乡分割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形成了金融市场的“城乡二元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中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研究和政府决策中“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在协调城乡发展、缓解农村贫困、促进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要实现农村经济和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是要培育一个健康成长和有序运行的农村金融市场。这是因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的成长状况和发达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货币资金的融通主要是通过农村金融市场来进行的。农村金融市场越发达，成长得越好，农村金融交易就越频繁，这不仅可以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利润的可持续增长，而且农村金融可以通过农村金融资金最终作用于农村实体经济，促使农村生产要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农村社会产品的再生产，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推上良性互动发展的“快车道”。相反，没有健康成长的农村金融市场，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农村金融，也就谈不上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当前的中国在冲破二元结构的桎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进程中，如果有效利用政策倾斜这个支点支撑起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架起农村金融这个杠杆，将有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关于二元经济结构及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本文将从理论基础和主要研究结论的角度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

与发达国家的一元经济相对，现展经济学的结构学派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Boeke于1953年提出，他基于Sombart的系统理论提出了二元经济系统理论。Boeke主张从“组织”不对称性角度来分析二元经济。Higgins(1956)基于对印尼的经验分析，提出了仅仅适用于欠发达地区的二元理论。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热潮的掀起者，Lewis在1954年首次提出了二元结构问题，并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分析方法。经过Ranis＆Fei(1964)、Jogenson(1961，1967)、Todaro(1969)、Toda-ro＆Harris(1970)的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二元经济理论形成了完善的古典模式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个部门:一是使用生产资本生产利润的有组织的现代工业部门，二是自给自足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部门。社会出现了先进的现代经济与落后的传统经济同时并存的局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具体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反差现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二元经济阶段都是其必经的发展阶段。凯恩斯理论的兴起，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Kaldor(1975)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相互依赖性，他认为农业剩余对二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既受到供给方面的约束，也受到有效需求不足方面的制约。Rakshit(1982)假设经济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构成，重点研究了欠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入了深入研究和扩展阶段。Krugman(1991)结合地理二元性与部门二元性，以中心—外围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地理的两区域模型。Murataetal．(2002)从工农互补的视角来理解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中间产品成本这两个途径来推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Somanathan(2002)、Mudeetal．(2007)分别将二元经济理论运用于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和教育问题。杨小凯等(2003)基于分工视角，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及消失。蔡雪雄、邵晓(2008)认为中国形成了“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总体上是城乡二元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城市中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而在农村则是传统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并存。韩其正、李俊青(2011)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过程。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善的分析范式，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范式和基本框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和理论模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二元经济结构使然，因此必须将其置于二元经济理论背景和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现实背景之下进行研究。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是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学说。该理论认为农民缺乏储蓄能力，农业生产具有长期性、季节性、低收益及高风险等特殊性，农村面临慢性资金不足问题，商业银行出于逐利动机不可能为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提供所需资金，因此政府需要从外部注入低息的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以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然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农民没有储蓄需求，但这一前提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储蓄机会和激励机制，大多数贫困农户也会进行储蓄(Adams，2002)。农业信贷补贴难以真正实现促进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向穷人倾斜的收入再分配目标，因为低息贷款补贴很可能被集中补贴在较富有并使用大量贷款的农民身上，而不是贫穷的农民身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农村金融市场论(Adams，1984)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呼吁市场自由，认为农民，即使是贫困阶层，也是有储蓄能力的，低息政策使人们的储蓄欲望降低，反而会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因此该理论认为: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应该积极动员农村储蓄，利率应该由市场决定，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非正规信贷机构具有信息优势(Besley，1995)并扮演着微型金融角色(Morduch，1999)，应该将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

20世纪90年代后，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稳定健康且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的培育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去支持它后，不完全竞争市场论(Stiglitz＆Weiss，1981)成为最被大家认可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借贷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借款者往往不能掌握贷款方(农户)的足够信息，从而借款者不能做出准确的决定。为了补救市场的失效部分，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但是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场，而是补充市场(李人庆等，2000)。同时，借款人的组织化(如联保小组、互助储金会)等非市场要素对于解决农村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小组贷款有助于提高信贷市场效率(Ghatak，2000)，并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1990)和逆向选择问题(Tsaael，1999)。何梦笔等(2002)学者运用哈耶克(Hayek，1937，1945)的局部知识论来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他们指出信息不对称不应该是政府干预的理由，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发现和利用分散的知识，进而促进知识分工，最终使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得到缓解。竞争是一种发现信息、减少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过程，信息不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竞争性市场来解决。因此，就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可以通过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多样性来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应是建立多元化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张晓山等，2006)。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与发展(Coase，1937，1959，1960，1998)为农村金融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可行、敏锐的视角以及一种更为尖锐的分析范式，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分析开始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金融抑制，其根源在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如农村产权抵押制度以及农业保险制度的缺失(马晓河、蓝海涛，2003)。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包括签约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和成本(刘锡良、董青马，2008)。Gonzalez－Vega(2003)指出，就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借贷双方之间所处地理环境、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阻碍了彼此的信息沟通，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机构通常可以利用其便利的社区网络、频繁的关联交易和熟稔的人脉关系分摊和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郭兴平，2010)。North(1990)将前人(David，1985;Arthur，1987)有关技术演进中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建立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沿着既定路径，经济、政治制度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陷入恶性“泥潭”。任海烽、丁忠民(2008)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指出了农村金融市场制度创新刻不容缓，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林毅夫(2000)认为中国农民的实践使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体制变革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新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理论的观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农业信贷补贴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适用于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2)农村金融市场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农村金融市场论既是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产物，也是农村金融具体实践的结果，所以它必然取代农业信贷补贴论，占据农村金融的主流地位。(3)因为农村金融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因此，可以将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成为多元化的竞争性金融市场，而在竞争性金融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之处，农业政策性融资工具仍然有效。(4)制度创新是经济社会未来的根本路径选择，建立高效合理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根本方向。

三、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得到了较为快速的成长，尤其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市场需求主体由过去的单一化公有经济组织向现在包括农户、企业、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多元化主体发展，金融需求总量日益提高，金融需求结构日趋复杂;市场供给主体由过去仅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演变为现在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微型金融为辅助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和以自由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民间贴现和民间担保机构等为内容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并存，较好地适应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复杂变化。理论和现实都充分表明: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是在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并存、城乡经济金融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双重约束所规定的秩序下运作的，这种秩序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是在典型的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并存与分割的二元运行框架下运行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何大安(2009)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运行框架大体上是在体制转轨中逐步走向二元运行格局的，其表现为非正规金融的覆盖面逐步扩大，而正规金融通常只限定在政策性金融和农村信用社的运行层面。这一基本格局产生的体制性基础是政府宏观调控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仍广泛存在，即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在制度安排上对农村金融运行还有着较强的约束。从理论上讲，农村金融市场二元运行框架的形成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其形成还与农村金融自身的特殊性有关:(1)农村内部本身并不缺乏资金，而是缺乏有效的储蓄—投资转化能力，需从农村外部注入资金才能有效运行的农村金融市场在应对经济转型时期因政策或制度安排所引起的金融抑制时，除了需要注入政策性金融外，也需要非正规金融的补充(Isaksson，2002)。苏士儒等(2006)认为，农村正规金融往往具有首先遵循国家偏好而非农户需求的倾向，其缺乏有效满足农户金融需求的机制和动力，正规金融的缺位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建军等，2002);当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现实和潜在资金需求时(David，1994)，政府可以默认乃至于在职能行使上开始适当介入非正规金融。(2)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促进借款人一定程度的组织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1994)，农村信用社则是这种组织化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难以由市场机制来建立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政府有必要采取诸如控制利率、提高金融进入门槛、降低利息或担保融资、成立互助储金会等政策性金融措施(Stiglitz＆Weiss，1981);

在中国农村金融二元运行框架下，农村金融市场具体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农村金融组织制度畸形发展:

(1)中国农业银行难逃“趋利”本性。中国农业银行属于商业银行，其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产权主体的虚化导致农业银行成本过高、效益低下，因此其不愿意在经济条件薄弱的农村开展业务。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先天不足”。作为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资金的财政依赖性较强，业务相对单一，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

(3)农村信用合作社支农角色逐渐淡化。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效益低、风险大等特殊性，农户、个体工商户及中小型农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存在季节性、零散性、数额小、规模小等特点，这使得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很难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农村信用社作为以互助为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与广大社员的天然联系使其在筹集农村闲散资金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使其能够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重任就落在了农村信用社的肩上，农村信用社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环节和主导力量。但是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支农资金供应方面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其基层服务网点大量撤并，支农业务范围逐步缩小，“离农”倾向日益突出。随着制度的变迁，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行为来看，它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制度特征(谢平，2001)，其发展成为具有垄断性质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金融机构(周振海，2007)。

(4)农村商业银行的成长受到限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反映出其存在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资本不足、所涉业务具有自然脆弱性等问题，国家对其投入农业的资金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5)农村邮政储蓄机构的发展方向不明。在业务上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收存款，不对外办理贷款业务，因此无法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邮政储蓄局属于邮政部门的内设机构，而邮政储蓄网点又属于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界定不明，导致央行很难对其实施监管。

(6)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道路艰难。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其成长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如灾害救济的手续繁杂、机构水平低且难以监管、业务覆盖面窄、业务量较少、农业保险的承保率低、赔付率高、经营亏损严重等。

(7)微型金融的发展初见端倪。2005年以来，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及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我国开始了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但其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第二个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受到严重约束。充足的农村资金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条件，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又是影响农村资金供给的一个关键因素(周妮笛，2010)。制度建设是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保障，因此要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然而，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仍维持了改革初期的基本结构，作为政府支援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工具，农村金融财政化程度高，农村金融市场受到约束管制，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环境被扭曲(谢平、徐忠，2006)。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来看，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刘民权等，2006)。原本应给农村“输血”的正规金融机构逆向发展成为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总体上讲，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局面还远未形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地“损农”事件时有发生。现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的资金需求，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与支农宗旨背道而驰;同时，能满足广大农户金融需求的非正规金融却难以合法化并时时受到压制。

四、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重点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要建立健康高效稳定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根本路径是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推动制度创新。笔者认为今后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应该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研究内容方面，应更加关注对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及制度创新的研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农村金融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协调。因此，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及制度创新无疑已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中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研究如何积极推进农民组织化，扩大农民主体地位，为农村金融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如何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创新土地制度，通过制度供给增加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等问题，对于促进农村金融健康成长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在分析方法上，应将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置于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之内。一方面，坚持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导地位，研究如何扭转其畸形发展的局面，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开展支农惠农服务农村的业务;还应研究如何积极稳妥地开展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信贷公司等新型微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以及社区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按照“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研究如何主动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推动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创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如何制定相关法律为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降低其在躲避管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机会成本，规范其运行;如何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控管理，把其负面效应减至最低。为实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探索统筹城乡金融协调发展、统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协调发展的道路将是未来研究和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