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范文10篇

1制约我国向低碳经济社会转型的劣势因素分析

1.1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难度大

由于我国国土资源面积辽阔，能源和资源的储量丰富，所以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资源节约的重要性，一直以来都采用粗放型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正在逐渐显现，资源过度浪费导致我国正面临着能源储备量不足的危机，虽然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但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要想在短期内有较为根本的转变具有很大难度。

1.2煤炭能源的消耗量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煤炭资源作为主要的能源供给来源，这是由于在煤炭能源在我国分布面积较为广泛且具有充足的储量。煤炭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会导致碳排放量过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是引发温室效应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尝试改变工业生产的能源结构，开发更加新型的环保能源，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天然气资源。但由于新型能源的使用成本在近年来有不断抬头的趋势，较煤炭能源不具有成本优势，因此，煤炭的主导地位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1.3产业生产结构的制约

一、消费短板:中国经济失衡的动力格局

(一)回顾与比较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一、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主权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威胁论”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

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二、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

［摘要］本文对于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时期的中国经济的争论、走向及选择进行了分析。根据有关过热的标准判断，中国经济目前尚未“过热”，只是“预热”，2004年也不太可能过热，但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将面临失业、利益分化等许多成本，因此，需要谨慎观察并考虑宏观调控的成本。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宏观调控中国经济

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同意，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或者说增长时期。其实，本轮增长周期早在2000年已经启动，其标志之一，即是驱动目前这一轮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在当年已先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拉动当年经济增长一举进入8％的增长通道。只是因为2001年遭遇世界经济“互联网萧条”的打击，中国经济出口受阻，上行态势才受到影响，但不料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本轮周期的怀疑和争议。2001年，中国加入WTO，汽车生产和消费被引爆，加入到房地产、城市化等牵引的增长合唱之中。2003年，即使遭遇SARS冲击，中国经济仍奋力达到出人意料的9.1％的高速增长，至此才平息了中国已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争议。对此，中央文件承认，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上行期。

问题在于，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于上行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判断各异，特别是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焦点，争论激烈，进而影响政策的出台。可以说，不同的形势判断将导致不同的调控政策，而不同的调控政策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轮经济的走势，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动态变化。

正如国务院领导所公开表态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重要关口。对于处在重要关口、徘徊于政策调控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冷静的回顾、反思和前瞻，而把握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这一关键则是把握当前宏观经济态势，合理出台宏观政策的要旨所在。

一、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究竟是否过热？

本文以近五年来在台湾出版的期刊、会议论文为取材范围，尤其以台湾本地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为主，学位论文的介绍则视行文需要，斟酌叙述。部份论文虽然常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但由于其论述涉及经济层面，笔者仍然酌加简介。应该说明的是，五年来的研究论著极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诸篇，皆经筛选排入。笔者也尽量持平介绍各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评议，则留待专家为之。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废止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摘要」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经济工作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当前经济形势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增速更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制造大国，被人们誉为“世界工厂”。但制造大国不是制造强国，在2005年由世界权威机构评出的100个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中，美国占据62个，而我国制造业无一上榜。我国的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多以价格低廉挤占市场，MADEINCHINA成为了中低档货的代名词。我国的制造业正面临着品牌低廉的境地。

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转变为品牌竞争格局，随着我国在WTO框架下的不断开放，我国制造业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直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强势品牌的竞争，而且在本土也面临着强劲的竞争。如何在这场品牌大战中赢得未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品牌形象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难课题。

本文以品牌为核心，以我国制造业如何实施品牌营销为主线进行探讨，希望能为我国制造业树立优势品牌提供思路，支持我国民族品牌发展壮大，创立自己的世界品牌。

关键字：制造业，品牌，市场营销

一、我国制造业实施品牌营销的意义

我国制造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对于我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当前的市场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向了品牌竞争，实施品牌营销对我国制造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关于古代工商业者经济问题的专篇论述，介绍了当时各地的经济情况，开辟了正史中为商人立传的先河。其序文《货殖列传序》是一篇工商业经济论文，深刻体现了司马迁的远见卓识。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文章尝试从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其对公共政策学科的启发，尤其是对当代公共经济政策系统改进的启发。

［关键词］《货殖列传序》；公共政策；公共经济

公共政策是具有公共决策权力或权利的政治主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特定目标而制定或适用特定行为规范的过程及其结果。它是一系列制度过程，作为该过程产出或结果，具有约束力的各种谋略、法令、条例、办法、措施的总称。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货殖列传序》中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对当今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和优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从《货殖列传序》看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功能

1．1《货殖列传序》揭示的公共政策理论

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主张所有政治主体都如同市场主体一样，在政治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中国管理信息化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2021年8月认为，个体在政治生活中走到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同人们在市场中走到一起一样；通过相互之间的契约，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如同市场中的贸易行为一样。二是精英理论。“于是太公劝其女功”“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这体现了精英理论，该理论主张公共政策可以被看成是握有统治权的杰出人物的价值观和偏好的反映，公共政策不是“群众”通过他们的要求或行动来决定的，而是由掌握统治权的杰出人物决定的，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精英理论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任何已有的政治制度下，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它有助于了解部分社会现实与政府部门决策形成过程，但是精英人物的统治与决策的形成是否受民众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判定的问题。因为民主政治社会的基本价值前提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反映民众的要求以获得其支持，因此，决不能忽视民众的要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精英理论所倡导的渐进主义政策变迁观点，在节奏大大加快的现今时代也越发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加快，人民要求日益多样且变化频率加快，精英标准以及行为方式也不断变迁。

摘要：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在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目前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多个角度的理论解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的理解。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价值观因素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无法忽略的变量。对此，不仅西方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以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为主的旧文化经济学也没有深入分析。这促使了以文化价值观为研究对象的新文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本文认为文化成本分析范式最有可能解释文化现象和中国的文化变迁。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本文构建了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应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作了初步展望。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