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的师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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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工具理性的师尊分析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理性对价值目标的现实体现，这种体现不是以自为价值为至上追求，而是把注意力投入到实现价值目标的途径选择和手段完善上。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理解为理性，并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韦伯认为“：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是对实现目的所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产生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基于这一工具，我们分析传统之师为何受尊？期间为何师之不尊？当今师尊为何另类？

（一）传统之师为何受尊中国古代敬奉“天地君亲师”，“师”为“五尊”之一，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社会道德的宣扬者，尤其是在教育场合“，师”对于“生”而言有着绝对的权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教师尊严之高。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教师如此高的地位呢？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说过“：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回答传统之师为何如此受尊（原因），以及高度师尊给社会带来了哪些客观后果（功能）这两个问题，有助于对“师尊”这一文化传统进行更深入的认识。那么，传统之师为何如此受尊呢？工具理性认为，某一事物是否受到尊重或珍惜，主要取决于其价值的大小，但价值的大小不是源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它对另一事物的满足程度。据此“，师尊”来源于社会对教师价值的认可，而教师价值大小并不在于教师自己，而是取决于教师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因此，分析传统之师受尊的原因，同样需要在“师”与师所贡献之“道”的关系范畴中去把握。“道”是天地万物运动的规则，在中国这个天人合一的国度里，人道遵循天道，人事的发展遵循天道的规则，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道”作为最高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标准，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维持具有根本性意义，谁掌握道，就掌握治国之策。如果能够让民众普遍重道、尊道，并通过执行“礼”的方式贯彻道，则国家的安定也就有了依托，社会的秩序也就有了保障。孔子所谓“朝闻道，夕可去矣”足以体现了“道”在当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道”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必然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一地位在科举“有道即有仕”的捍卫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然而，“道”的传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道”的获取也是一道艰辛的旅途。正如韩愈所言“：斯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这也就是说，周公以前，“道”的承担者是圣君贤相，他们通过制度安排和自己的圣人形象将道铺展在现实生活中。周公以后，道转化为一种知识与价值，儒者成为这一知识与价值的载体“，道”需要通过儒师的论说传述，才能得以绵延不绝。这使“师”成为“道”得以传承的保证，彰显了“师”在“道”的传承中的价值。纵观中国历史，重道必须尊师，尊师成为重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只有尊师，尊重“道”的传递者，国家才能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个人才能实现“学而优则仕”。同时，由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解惑终需依赖于师才能完成，这就使师的存在与传承有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与现实需要。当然，中国长期封闭的农业经济也强化了“师因道而受尊”，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受到文化教育，没有文化的百姓对文化心怀敬畏之情。加上有文化的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使得普通民众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并坚信“师”是识字的有文化者，比不识字的无文化人有更多的智慧，如果某人在其教师的教导下考取功名，融入上流社会，将会对教师百般感恩，因而强化对教师的敬畏和崇敬，甚至迷信教师所传授的“道”，故“师尊”源于“道贵”。

（二）期间为何师之不尊“师”因“道”而尊。“师”之不尊，或因不重“道”，或因“师”不载“道”。当人们对教师所传承的“道”越来越多迷茫和不信任时，人们就会臆测或否定教师的权威，进而消减教师的受尊程度。根据工具理性，重道是目的，尊师是手段。期间，批判知识，否定知识的价值，那么，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师不被尊重，也是在所难免。当然，不尊重教师，并不必然导致践踏教师。期间对教师践踏的另一原因是对“师道尊严”的误解，将“师道尊严”理解为教师的一种令人生畏的威严，在这种威严的威慑下，学生自然就是地位卑微、行为畏惧。由于这种理解“，师道尊严”成了批判教师的依据。在中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4年3月署名焦育的《“师道尊严”必须彻底批判》一文说：“首先，搞‘师道尊严’的直接恶果是严重摧残学生的身体健康，使师生关系严重对立；其次，搞‘师道尊严’不利于教师改造世界观‘，师道尊严’本身是唯心史观即英雄史观在师生关系上的反映，它使教师唯我独尊，自以为是，不能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不能正确对待学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严重阻碍教师进步，是教师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大敌之一。”此外，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4年5月署名哲兵的《向儒家“师道尊严”英勇冲杀的王充》一文说“：从孔丘开始‘，师道尊严’就成了一切没落腐朽势力在教育领域里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一个‘法宝’，维护‘师道尊严’和反对‘师道尊严’的斗争，关系着培养什么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是培养无头脑的，不分是非曲直，一味迷信盲从的反动阶级的驯服奴才呢？还是培养能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于反潮流的革命者呢？这是儒法两家倒退、保守和前进、革新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教育中的反映。”以上两则材料可以代表中对“师道尊严”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将“师道尊严”误解为教师权威至高无上，唯我独尊，自以为是，教师专门培养无头脑、不分曲直、一味迷信盲从的反动统治的驯服工具的，教师的权威严重摧残学生身体健康，使师生关系严重对立。可见，期间对“师”之不尊源于对“道”的践踏，同时也由于严重歪曲了“师道尊严”的原本意义，使得原本不受尊重的教师饱经凌辱。

（三）当今师之尊为何另类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今的社会，新的社会必然赋予历史新的内含。当前的“师尊”不再是农业社会时期的名师大儒因“道”而受尊，更不是时期因“教师这群臭老九具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威严”而饱受践踏。师尊被诠释为当今社会对教师的尊敬和重视。那么，当前的教师具有获得社会尊重的资格吗？这个问题看似不正自明，因为教师对学生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理当应该受到尊重。然而，现实和理论假设之间存在张力，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理性、自利的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由竞争，通过法律保证公平，追求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这样一个主要靠利益粘合的社会“，有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钱的多寡衡量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我国教师待遇相对偏低，社会对教师赋予重任，要求教师“这群马儿”跑，又不给“这群马儿”草，教师因此而缺乏受尊的底气和实力。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接受社会委托，为学生提供服务，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教师的“衣食父母”，学生与教师之间遵循互惠原则行事，在双方合作的活动和各种交易中，力争双方都获利，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互利性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教师作为“售道”服务者，其目的在于向学生提供优质服务，并从中获取报酬，因而丧失“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尊严。由于教师的收入来源单一，工资的“含金量低”，与其它行业名目繁多的各类补贴相比，更有不及。因此，教师由此而产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不平衡心理，不再坚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我麻痹，放弃了原有的清高，另辟蹊径弥补囊中羞涩，这就注定“师尊”在教师的神圣与清贫中走向另类。

二、专业化使教师走向尊严

基于工具理性，一种事物要想受到尊重或得到珍惜，必须具有价值。因此，教师要想获得社会认可，拥有尊严，必须提高教师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以至于教师具有不可或缺性。教师的这种不可或缺性只有在教师专业化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专业化促使教师走向尊严。

（一）促进教师职业专业化，驱动教师群体普遍受尊当前，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网络技术使得传递知识的“智能教师”和“电子教师”不断登场，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因此，教师必须走向“培养人”的专业化才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担任教师职业，那教师职业肯定不被社会尊重，这是一条铁的规律。由于当前教师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专业权威的边缘性模糊，使得教师职业地位不高，至多可称为“准专业”，教师职业的可替代性较强，这客观上决定了教师待遇偏低，限制教师被尊重的程度。众所周知，专业与一般职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专业工作在于服务社会，而非谋生手段，专业工作的报酬远高于一般职业。因此，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增加教师薪酬，让教师专于“谋事”而非疲于“谋生”，这是提升教师社会地位的基本路径，也是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体现。因此，要提高教师的受尊程度，必须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水平，增强教师的“不可替代性”。

（二）加强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个体的受尊程度教师作为一种资源参与市场运行，其专业发展程度（与不可替代性程度成正相关）决定了教师的价值。教师作为一种人力资源，价值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价值，表现为工资水平，工资成了衡量教师职业地位的重要指标。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价格弹性是衡量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教师，由于可替代性较小，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相反，那些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教师，由于很容易被替代，需求往往富有弹性。因此，专业化程度不同的教师劳动价值不同，因而所取得的报酬也应该有所区别。如下图：甲教师群的专业化程度较高，需求价格弹性较小，而乙教师群专业程度较低，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需要与供给构成了教师资源市场，国家（以政府为代表）作为基础教育的举办者，实为教师教育的最大“客户”，是教师成品需求方。教师教育单位“生产”教师，成了教师成品的供给方，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程度、胜任工作能力等将其产品（教师）划分为合格产品（教员Instructors）、次优产品（专业教师ProfessionalTeachers）和优质产品（终身专业教师CareerProfessionalTeachers），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在这个市场上，师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教师由于具有较小的可替代性，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其薪酬必然高于专业化程度低的教师薪酬。从这个角度上看，教师专业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价值，进而决定了教师的受尊程度。因此，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增加教师的人力资本存量，能有效地提高教师受尊程度。一言以蔽之，基于工具理性“，师尊”需要在“师”与“道”的关系范畴中去把握，教师的受尊程度取决于教师“修道”和“传道”的贡献。当前，新的社会赋予“师”与“道”新的内涵，教师只有不断提高其专业化程度，才能更好地“修道”和“传道”，进而走向尊严。

作者：张翔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