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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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性”一词引入中国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关于国民性话语一直存在着众多争议。因此，厘定“国民性”的有关基本属性是进行国民性研究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国民性；源起；争议；含义；特点；影响因素

Abstract:Morethanonehundredyearshaspassedsincethewordof[WTBX]NationalCharacter[WTBZ]wasintroducedintoChina.Thecontroversiesexistedduringthisperiod.Therefore,clarificationontherelatedbasiccharacteristicsof[WTBX]NationalCharacter[WTBZ]istheprerequisiteforitsresearch.

Keywords:nationalcharacter;origin;controversies;connotation;character;influentialfactors

“国民性”问题曾是20世纪初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进入50年代后一度沉寂，近二十年来有关“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又日渐升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温元凯与倪端著《改革与国民性改造》、郑欣淼著《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与沙莲香编著《中国民族性》（一）、（二）等几部代表性的研究国民性问题的专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后学者参阅引述的重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又有任剑涛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和俞祖华著《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问世。近几年，王德复著《民族复兴新论：国民性重铸与改革》和袁洪亮著《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等作品陆续出版，更加丰富了国民性研究的内容。此外，还有学者编辑出版了《反省中国人：文化名人剖析国民性》、《东方人与西方人：各国国民性格管窥》、《国民性面面观：中国名人论中国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等书籍。还再版了如《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E·A·罗斯眼中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佬》、《1897年的中国》、《中国人的性格》等早期西方人士观察描绘中国的论著。这些均成为研究中国国民性很好的借鉴材料。

至于相关论文的发表，较之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如中山大学的袁洪亮、鲁东大学的俞祖华两位学者的论文数量较他人尤其为多，见解也颇为深刻。诸多的研究有以考察近代国民性思想的演变规律、发展脉络为重点的；有对梁启超、严复、陈独秀尤其是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国民性思想进行翔实的个案研究的；有将国民性与科技、教育、文化等不同学科领域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的。

但在这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也有着美中不足，即有关国民性问题研究仍然存在众多的分歧和争议，每一个学者的观点都并非无懈可击，以至有人说“从事民族性研究是一件注定要受指责的事。”[1]这种分歧与争议使国民性研究始终不能形成一种思想的共识和实践的力行，也导致了“整体研究水平还不高”[2]。

针对这些分歧和争议，笔者在参阅了大量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国民性的一些基本的属性进行了解析，希望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帮助，起到借鉴之作用，切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民性”的源起

“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用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character或nationalcharacteristic的日译，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属于所谓“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的‘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3]。

二、“国民性”话语的争议

在近三十年的国民性问题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主要表现如下。

1.“国民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民性问题解禁时最先被触及的话题。因为依此前的观点，“国民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相悖，“国民性”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

对于不认同阶级理论的人来说，这二者相悖的观点是无从谈起的。即使认同，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国民性”并不否定“阶级性”，二者只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一个人除了具备“阶级性”之外，也同时具有“国民性”。阶级性是该阶级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本质属性，而国民性作为全体国民的一种共性，和阶级的差别性形成同与不同的对立统一：国民共性寓于不同阶级性之中，不同阶级属性含有国民共性；同时，国民性在不同阶级的人们身上不可避免要打上本阶级的烙印。目前，这个问题已鲜有人再去纠缠。

2.“国民性”概念的认同问题

有人根本就反对“国民性”的提法，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有学者只承认“民族性”概念，而用“臭名昭著”一词形容“国民性”，否定之情溢于言表[4]。

严格地讲，在中国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的确不严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使用“民族性”概念或许更贴切些。对此，我们要认识到，创造国民性理论的西欧国家都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作为这一理论“二传手”的日本也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对他们而言，national这个词以“国家”或“民族”解并无太大差异，而这却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使用这个词时面临的症结所在。但是，国民性理论本质上讲是一种以国家而非以民族为主体的理论，它适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竞争。另外，“国民性”一词被引入和使用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没有更严谨的词取代或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我们暂且使用。

3.国民性存在的认可问题

“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5］153是另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一国国民具有的性格、行为在另一国国民身上也会有所表现，难以对其进行划分、界定。国民性“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们在国难当头时意在振兴的工具而已。虽然这工具流传下来又很被重视，但不难发现，它除了被赏玩和空谈而外毫无价值。”

[5］154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应认识到国民性的主体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中的国民，而国家又是国民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形式。不同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伦理道德等的差异，而使国民的思想价值体系有着不同的内在差异，这些内在的差异又外化为他们言语、行为等可表现的外在差异，从而使各国国民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不同。像我们形容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意大利人散漫一样，就是简单、笼统而又概括的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国民性格的差异。当然，一国所具有的国民性格的某些方面，在另一国的国民性格中也有表现，如散漫这一词也常被用来形容西班牙人，但我们都清楚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是绝不尽同，有着众多差异的。

4.引入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问题

一些学者不否认“国民性”概念和国民性的存在，但对中国引入、倡导国民性理论有异议。他们将“国民性”话语称为“神话”[6]，认为国民性理论是一个“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7]，是“含有鲜明种族特色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殖民霸权主义理论,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阐释压迫弱小民族、国家的理论根据。”[8]因而认为国民性改造的倡导者，如鲁迅，是无形中做了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工具。

说国民性埋伏着西方霸权的话语有失偏颇。固然“国民性”一词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产生的，随着欧洲国家殖民扩张而应用于全世界，在西方人士对中国国民性介绍、评说、探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带有一些贬低色彩，个别殖民主义者也的确出于侵略、奴役中国的动机而肆意侮辱中国国民的不良性格。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国民性理论是有使用价值的，不能因为某些人在我们身上的恶意使用而排斥它，就如同坚船利炮是西方列强侵略我们的工具我们就放[LL]弃拥有它们一样。我们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从而实现国家的复兴。另外，认为国民性理论是西方殖民霸权理论的人对中国早期的国民性理论和国民性思想的宣传者认识有误。在思想渊源上，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有两个源头，表面上，它受到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却与借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而宣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者也仅是借用了西方的这一理论为救国育民所用，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先知先觉者。

5.国民性改造的可行问题

另外有学者则反对国民性改造话题，如朱学勤先生就说：“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9]

认为国民性不可改造，是对国民性内涵和外延（或称隐性和显性）的特点没有认清。国民性有它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是精神方面的，但外化为物质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对国民性的改造，不是对意识的直接改造，是通过物质对意识的决定而加以改造。

三、“国民性”的含义

1.“国民性”的定义

由于“国民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一个被否定的话语，目前也还存在着争议，因此迄今尚无权威的定义。在一些普及的、常用的、权威性较强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中都没有国民性一词的条目。可查到的常用的工具书中，仅《汉语大词典普及本》用了简单一句话概括“国民性：谓一国国民特有的气质”[10]。对国民性的定义、介绍相对详细一些的，倒是在某些人文社科类的词典中可见。

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民族性格[11]。

Nationalcharacter民族性①，相对持久的个性特征、文化品质或制度结构。这些特征、属性或结构的影响程度或分布情况极其显著，虽然并非某一社会独一无二的现象，却足以使一社会与另一社会区别开来[12]。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民族性格”。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国民性是在多民族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多层次的统一体，是在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多重关系中产生的。同一种族、同一地域、同一语言、同一经济组织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是国民性形成的基础。它为一民族所独有，对同一民族而言为共同性，对外民族而言则为特质[13]。

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②）又称“民族性”。国民性或民族性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内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个性特征[14]。

国民性，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15]。

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亦称“民族性”，指某文明国家内普遍的人格类型[16]。

2．“国民性”的释义

⑴“国民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袁洪亮在参阅了几十种“国民性”的定义后对其进行了如下分类：

“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

“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

“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17]。

三种不同的分类都可看出国民性的内涵，是人的思想、精神、心理、性格等意识概念，而它的外延则是国民的行为方式等现实表现。

⑵“国民性”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

上面对于“国民性”的定义都可谓广义概念，揭示了国民性的意识本质。而国民性还有狭义上的概念，即所谓弱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这个狭义概念具有某种贬义色彩。“国民性”的贬义色彩并不是指国民性是一个贬义词，而是指其内容中所涵盖的贬义成分。近代学者将“国民性”这个词引入中国，就是为了揭示陋病，唤醒国民，救国图强，使得在介绍、研究中更多地将国民性等同于“国民性”的狭义概念。

⑶“国民性”研究的多领域性

上述国民性的定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书目中摘取，而社会心理学、文学、哲学、教育学等等众多学科对国民性的研究也是屡见不鲜，甚至有学者从服饰和语言等方面探讨其中的国民性。而这种“国民性”研究的多样性归根到底是由国民性自身外在表现的多样性造成的。

四、“国民性”的特点

1．“国民性”的隐性和显性特点

国民性的隐性特点是指心理的、精神的等意识方面的特点。它不具有直观性，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总是会外化为诸如对现实的态度、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理解事物的方式、情感及思想方式等等。国民性的显性特点主要包括经济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服饰、饮食以及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等。这种特点是直观的。“国民性”的研究之所以在众多学科领域展开，就是由于“国民性”的这一特点决定的。在同一的隐性特点的联系下，表现在不同的显性之处。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国民性”话语和对国民性改造的不认同，就是没有理清国民性的这个特点。他们只从精神层面看到国民性的隐性特点，认为国民性是虚幻的，没有看到国民性在它的显性特点中实在的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国民性的这种隐性外化为显性，要改造国民性，也就需要从国民性的各个显性之处入手，进而改变它的隐性特点。

2．“国民性”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特点

[JP2]所谓相对性是说,一国国民性中所表现的某一方面并不是一个该国国民单独具有的,它是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因而也只有通过各国国民的相互比较来加以说明。所谓绝对性是指，一国国民性是不同于它国而客观存在的，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但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属性。

3．“国民性”的历史性（稳定性）与继承性（变易性）特点

国民性有其历史性(稳定性)的一面。国民性一经形成就难以发生变化,从而成为世代相传的习惯。这种历史性（稳定性）通常表现在人们观念、心理以及行为模式的承传相袭,不易更改，其部分内容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然而，国民性又有其继承性（变易性）的一面，国民性通过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行为暗示和模仿而世代相传。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国民性会继承下来,有消极作用的国民性也会传承下去。在某一历史时期里，一国国民的某些性格会因涉及国家的重大事故的发生、政治风云的变化、旧制度的摧毁、新制度的建立而发生较大的改变。当然,国民性所具有的历史性（稳定性）、继承性（变易性）的特点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以及文化观念的转变,国民性也会出现断裂和变化。

五、影响国民性的因素

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包括地理、气候等的特点和差异是形成民族、国家及其物质精神生活方式各具特点的原因，物质性的生产方式，精神性的思想文化，还有介于其间的政治制度等无不是人类能动适应生存环境的表现和结果。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人类在适应环境、创造物质、精神时自然形成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同属一国之民，由于具有共同的自然环境，共同的物质生产，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心理状态，就必然具有国民共性。而这种共性一旦形成就深植于社会肌体之中。

2．物质生产

物质生产对国民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是自然条件的延续，正是在某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形成的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具有某种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这种情况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较为落后的古代社会尤为突出。就中国而言，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剽悍的气质性格的形成与其游牧方式的物质生产活动有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原民族的温和、谦恭的民族性格，也是在长期的比较稳定、平和、规则性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以及在此种物质生产活动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影响下形成的。

3．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建立在人这一个群概念之上的管理模式，而不同的模式又反过来塑造人去适应这一模式。民主的政治制度培养了人的独立、自律的性格，而专制的制度下人更多地表现出奴性和无知。政治制度对国民性和人的性格的影响是讨论较多的，结论也比较明确，比如在中国，国民性中奴性、麻木、卑怯等种种劣根性的存在都与历史上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4．文教习俗

文化、风俗是人类在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群人的生存模式，并进而影响到一国国民的价值体系，这种对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作用于价值观念的形成。例如，突出个人的文化氛围下，美国人的性格中具有鲜明的独立、自信、自我中心，富有创造活力，重视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本倾向；中国的情况正相反。中国人千百年来精神上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重家庭、少独立，人格中的社会取向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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