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模式实践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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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实践

论文内容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理念经历了末端治理、生态治理、深生态治理三个阶段，在探索循环经济的实践中，我国也要注意循环经济“循环量”的理性限度、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政策功能的终极性、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对“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的倒置、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简单环境保护手段等问题。

循环经济思想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也称生态经济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各国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循环经济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并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

末端治理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德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早期都经历过末端治理过程。末端治理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生态治理阶段。末端治理虽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的依赖技术，一旦遇到技术不能解决的生态问题，就无计可施，甚至出现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做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生态治理的循环经济理念，并通过立法加以实施。生态治理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力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这种理念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用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深生态治理阶段。深生态治理是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不仅强调“生产—资源—环境”的关系，实行生产全过程治理，而且主张将制度、体制、管理、消费、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注重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将生态治理的领域从生产、环境领域扩张到管理、文化等生活领域。深生态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绿色运营管理、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理念上。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还形成了绿色运营管理的深生态治理理念，它将循环经济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的运营管理中，要求从产品设计、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全方位展开，包括绿色设计、绿色物流、生命周期评估等，它涵盖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和消费各类社会活动，需要各种新技术和相应的管理方法的支持。

循环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

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忽略了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经济增长以大量消耗自然界的资源和能源以及大规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经济模式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它以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作为实现经济的增长手段，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与此不同的是，循环经济模式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以经济学原理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最广泛的范围研究生态和经济的结合，整体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即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以3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资源化(recycling)为运行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次）生资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审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馈式流程。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对于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循环经济实践应注意的问题

（一）“循环量”的理性限度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存在对循环经济概念泛化和任意夸大其作用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也会拖延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时机。如认为循环经济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产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首先，不管从经济生产的有形排泄物还是无形排泄物而言，工业生产不仅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也生产我们不需要的“产品”。其次，根据热力学第二法则即熵增大法则的存在，一旦熵增大之后，如果熵不再增大，则绝对不能还原。再次，由于回收再利用的技术局限、使得现有的技术对现存工业“排泄物”尤其是气体等无形的“排泄物”大部分不能回收，再加上国民回收意识的匮乏导致回收行为的“呆滞”，回收行为本身的不经济性导致回收行为可能被经济主体“理性的”短视经济行为替代等。使得循环经济在实践中绝非理论上而言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二）发展模式的政策功能终极性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一劳永逸的处理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问题。但笔者以为即便循环经济模式可以按理论的要求予以物质循环，但是，世界各国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量都在不断增加，资源的消耗必然要求再开采新的同类资源，那么在此情形下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循环经济视野下的资源需求量等于物质循环量加新开采量。因此，循环经济的循环量绝对不可能完全等于原始投入量，由于不可生资源的存量在一定时间内是恒量，需求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存量的绝对减少。在此假设下，循环经济也许只能相对延长攫取时间，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同时这与循环经济理论建立的生态学理论基石也是相悖，在满足环境容量下构建经济体系和规模应是循环经济实践的第一要义。

（三）实践过程中对“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的倒置

我国循环经济实践中只重视“点污染”源（企业工业污染等污染源）的循环经济探索，而忽视“面污染”源（生活、农业等污染源）循环经济摸索，这种判断是对世界环境污染“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倒置趋势的误解。首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伴随着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倘若没有符合循环经济价值理念的消费意识加以指引，通过“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市场指示，我国构建的循环经济“点污染”源的控制几乎要被釜底抽薪；其次，我国的农业“漫灌”现象严重，不仅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导致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再次，城市生活垃圾几乎可以营造与城市同等规模的垃圾之城，生活废水导致流经城市的污染指数和负营养值不断攀升。而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次）生资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审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馈式流程。如果片面注重整个流程中的某一环节，可能会导致整个循环产链的断裂，进而导致循环经济这一制度创新的功能缺失。

（四）不是简单环境保护手段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一样，都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循环经济不能简单地等同环境保护手段，其首先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需要的资金和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求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的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前提和保障。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环境、社会发展上片面追求“经济这一极”，在当代人和后代人环境福利分配上片面追求当代人的经济利益，在国家、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环境责任上片面强调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污染与受动治理，片面强调单纯的国家末端治理和规范惩治。而循环经济模式将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整个生产链环节延伸，从单一治理主体向全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和互相协调配合转变。其实质是在环境容量的支配下安排我们的生产消费活动，促进和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蓉.资源循环与共享的立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6

2.陈泉生等著.环境法学基本理论[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3.（日）岸根卓郎.何鉴译.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