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引领动力机制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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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按照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追求超常规发展，而这个战略实施中又恰逢新经济蓬勃兴起。对于新经济的理解，一般都聚焦到以第三次产业革命或者称为“信息时代”为标志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在新经济已风起云涌的情况之下，邓小平确立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时特别强调的就是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笔者拟从“新经济连接着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新动能主要是来自于能够对冲下行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如何运用‘后发优势’和规避‘后发劣势’”和“守正出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创新发展”四方面阐述“创构新动能，以新经济引领和支持动力机制的转型升级”。

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

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已经没有多少悬念的情况下，还要有新的更充沛的动能形成和聚集起来，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在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认识新经济所必须在战略层面上把握的大背景与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实施现代化战略过程中，从追赶、起飞到如今越来越明确地盯住赶超目标的同时，已经上升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是世界银行用可比指标动态公布的全球各个经济体排名中，中国已跻身的位置，而按经济总量，中国已臻全球老二。但是，要特别注意怎样认识、适应和引领2011年以来经济下行中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新”早已明朗，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和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地来告别高速增长阶段，完成一个增长速度下调而面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所必须凭借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改变。笔者认为2017年，中国有可能在已经有前面八个季度6.7％以上增长速度的小平台上，去对接经济探底之后的企稳，经过检验期以后，要进入新常态“由新入常”的新阶段。关键是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以后明确提出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就是要以制度供给、制度创新为龙头实现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来支持继续按照超常规发展的轨迹实现国家宏观战略目标。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没有多少悬念的情况下，还要有新的更充沛的动能形成和聚集起来，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在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认识新经济、必须在战略层面上把握的大背景与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

动力升级转型的主要来源

西方学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理念，思路上近似于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就是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之外，科技不是做加法、不是要它做第四要素，而是做乘法，它是一个乘数效应、放大效应，所以才是“第一”。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后升级版的的中高速增长，追求的是结构优化支持的增长质量。引领新常态由新到常的新动能，就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笔者以为，西方学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理念，思路上近似于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他们都是在揭示有别于供给侧传统要素——劳动力、自然资源（通常可以以土地为代表）、资本外，科技创新所产生的动力潜能的释放非同小可，因而邓小平给加了个前置定语——“第一”。从学理上说，邓小平的认知是严谨的。这么多年学者们对于第一生产力的研讨已经可以清晰地形成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框架，就是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之外，科技不是做加法、不是要它做第四要素，而是做乘法，它是一个乘数效应、放大效应，所以才是“第一”。现在追求的新动能，就必须通过科技所代表的革命性力量对冲以传统生产力要素作为支撑力的下滑——劳动力变得越来越贵、资本常规投资边际收益明显下降，以及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诸如征地拆迁补偿越来越困难等等下行因素的拖累，找到对冲它们的上行因素，而最值得看重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新动能应该抓住的发展动力升级转型的主要来源。

发挥优势规避劣势

在渐进改革形成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好，改革的攻坚克难、说的“啃硬骨头”啃不下来的话，可能到了某个临界点以后，再往前会发现这个瓶颈很难突破。这是必须认识的严峻挑战：制度这方面如果不能够真正如愿达到改革的决定性成果的话，后发劣势会极其破坏性地拖累国家的发展。从中国西部看，发展可以创构新动能的新经济，既有技术视角的后发优势，也要警惕中国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层面可能出现的后发劣势。所谓“后发优势”明显的表现就是超常规的追赶过程，不但是沿海，而且中部、西部都有不少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成渝经济圈的成都，这些年日新月异地发展不能用常规发展来描述它，而是超常规的，体现的就是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在制定自己发展战略时常用的“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发展”等语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很多案例中，企业这方面也可以印证的，就是在工业革命后落伍的经济体，一旦认准了正确的现代化大方向，就有可能较便捷地得到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的支持，我国的高铁已经体现出从追赶而走到世界前列的后发优势；民营企业——华为（它有别于像高铁这样国有经济成分）现在也在全世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明显地也是从追赶到赶超，现在已经把它的竞争对手都甩到了身后；还有电商BAT＋京东四巨头，早五年没人想象他们能发展到如此辉煌。另一个角度上笔者要强调的是制度视角的后发劣势。在渐进改革形成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好，改革的攻坚克难、说的“啃硬骨头”啃不下来的话，可能到了某个临界点以后，再往前会发现这个瓶颈很难突破。按中央的说法，现在我们仍然处在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之内，同时面临着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有的研究者用过的一个比喻笔者是认同的——中国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改革和社会问题在赛跑，人们希望改革能够跑在前面，能够化解累积的矛盾、叠加的隐患。改革到了深水区，中央要求到2020年左右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现在就要盯住这个决定性成果，冲破瓶颈、冲过“历史三峡”，这是必须认识的严峻挑战：制度这方面如果不能够真正如愿达到改革的决定性成果的话，后发劣势会极其破坏性地拖累国家的发展。

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

某种意义上说在没有完成决定性的转轨之前，要强调“制度高于技术”，靠制度创新拓开千千万万非政府主体创新者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充分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原来意愿中追求的现代化过程，可能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上会突然发现受阻而过不去了。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上，主观可为的、可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认定所强调的“唯改革创新者胜”，要敢于涉险滩，在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克难，把硬骨头啃下来。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开拓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守正出奇地继续实现生产力整体跃升式的超常规发展。新经济大潮中的技术创新，也势必倒逼制度创新。在完成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强调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应明确是把制度和科技放在一起构成“第一生产力”的内容，而且某种意义上说在没有完成决定性的转轨之前，要强调“制度高于技术”，靠制度创新拓开千千万万非政府主体创新者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

政府的有限与有为

“守正出奇”，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把有效市场和政府的有限、有为有机结合起来。“守正”，就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奇”强调的是政府不能简单地去照搬成熟市场经济体所推崇的“守夜人”这样非常简洁的定位，要有为、要创新。这里的“守正出奇”，是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把有效市场和政府的有限、有为有机结合起来。所谓有效市场，讲的就是“守正”，坚定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认识、尊重、乃至敬畏市场的力量，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要误以为政府可以唱主角，总体的资源配置和总体的科技创新、市场创新中，政府是要做配角来更好发挥作用的。“出奇”强调的则是政府不能简单地去照搬成熟市场经济体所推崇的“守夜人”这样非常简洁的定位，这于中国政府来说不够用。政府要“有为”，当然还要理性地“有限”，在尊重、顺应、乃至敬畏市场的同时要积极培育、建设市场和理性地弥补市场缺陷。中西部这些年在发展中，市场不成熟是显而易见的，但不能等待这个市场自然成熟起来，很多的时候就要政府有意识地来培育和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市场本身就不能很好解决——如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政府要更加注重，因为这是市场缺陷的领域。在这样的领域里，政府要排在前面，需要政府唱主角——这也是“守正”。而到了在基础研究支持之下成果需要孵化、需要中试和发展创业园的时候，就要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要特别注重和市场有效兼容的特定的机制创新。“出奇”并没有现成可套用的经验，必须创造。现在的PPP创新，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某些产业新技术园区、高新科技区的连片开发等方面，PPP大有可为。当然，在这方面怎么样把它做好，还有一系列挑战性的任务在面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等，都无一例外地必须考虑适当地加入政策性融资支持因素，不可能完全脱离政策支持就可全部实现它们独立的可持续发展。总之，中国也好，中国西部也好，寻求出奇制胜确实有难度和风险，但是各种制约条件之下可以选择的，就是义无反顾地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以制度创新作为龙头来创构新动能，争取冲破瓶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观发展目标。

作者:贾康 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