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心态矫治与新经济心态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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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特征与内涵

罗杰•麦克纳米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随后默罕默德•埃尔•埃里安用“新常态”来描述2008年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从此“新常态”在经济领域广泛应用，中国经济界在近两年也频繁使用该概念。“新常态”尽管在不同领域的理解不同，但在宏观经济领域被普遍描述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狭义的范畴上，新常态主要是指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济新常态有其独特的本质特性和表征。王一鸣认为“经济新常态”有“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等四个基本特征，其中“中高速”是指经济增速放缓、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降为7%—8%的中高速增长。“优结构”是指全面、深刻地调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产业结构上，将第三产业转变为产业主体;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在收入分配方面，提升居民收入占比，把改革发展成果让更多百姓分享。在需求结构上，让消费需求成为需求主体。“新动力”是指新常态下将寻求新的内驱力，力求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多挑战”是指新常态下出现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风险。综合来看，“经济新常态”其本质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李锋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五个基本内涵，即在经济发展动力上是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在经济结构上是从增量扩能转向存量调整和增量做优;在经济管理上是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在经济发展目标上是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共享发展成果。系统地解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其主要表征体现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动力要素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很显然，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新的发展阶段无疑会影响每个社会民众的社会心态和社会适应。

二消极心态维度与矫治向度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个由传统增长稳态向新的增长稳态的转换过程，在这个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中，社会民众无不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并导致民众产生一些消极心态。

(一)降速不适感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正当国民翘首以盼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我们断然调整经济增速步伐，以放慢近半增长率的增速调整经济，中国经济面对新常态。对于似乎突如其来的增速波动现象让继续沉浸于“速度情结”的民众感到中国的经济是否进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甚至走向经济衰退。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按世界银行衡量标准，已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阶段。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仅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而且还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金融体系脆弱、就业困难、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信仰缺失等。我国内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些情况。面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难免民众会产生降速不适应感和心悸，甚至产生悲观性失望心态。比如:对经济增速下滑一时难以上扬的失望，对经济结构、动力要素和市场控制力的悲观，对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锐减的担忧与悲观等等。尽管在经济新常态下产生这些悲观情绪和降速不适应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将这些情绪转化为绝望或自暴自弃。将降速不适应感滑向悲观性失望的根源是人们对经济新常态本质要义的误解，将经济发展降速等同于经济危机。事实上，经济发展降速并非是经济危机，而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其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主要依靠高强度投入资源和要素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是增强科技进步和发挥结构优化的优势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而提升经济发展内涵和经济存量。因此，矫治降速不适应感的核心向度是社会民众的理性认知观念与态度。

(二)阵痛焦虑感

虽然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般规律，但仍有不少民众对新常态难以适应，特别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金融体系脆弱和市场控制力的疲软等新常态特征，常常引发民众阵痛焦虑感，甚至是社会怨恨。比如:股市的恶意操控与政府对股市调控的失控，引发或加剧了民众对经济利好的恐慌性焦虑感。调查证实，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大环境下，民众容易产生恐慌焦虑等较大的心态波动，学者称为“转型焦虑”或“换挡焦虑”。Easterlin等调查发现，在1990－2010年中国民众心态经历了U型变化，从1990年代开始下降，在2007年左右下降到谷底后开始回升，这两个拐点分别正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关键点。在当前国内外环境空前复杂的局面中，经济新常态下的“转型焦虑”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在外部环境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减速产生了质疑和担忧，比如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作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将来自中国的投资额降低而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民众普遍产生了阵痛焦虑感，许多群体担心经济放缓会带来就业困难、财政收入不足、地方债危机、金融系统风险、产能过剩集中爆发等问题。民众的阵痛焦虑感，甚至是少部分人的恐慌心态既有全球压力的外部原因，也有民众主观认识的内部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进入经济“换挡”的自身原因。转型期的阵痛焦虑主要是源于社会、政府和个人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力。因此，解决这个重大社会难题，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增强社会、政府和个人自身的可控力，进而提升政府和社会效能感;另一方面，通过个体自身的革新，比如科技知识与其应用能力的革新、社会认知革新和创新能力等等方面的革新，提升自我社会可控力和自我效能感。

(三)习得失助感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灿若星河，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华民族又一个辉煌的变革时代，但通常认为，改革越到深处便越触及痛处，越难以推进。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着空前的瓶颈、机遇与挑战。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驱动下，人们日益感受到物价、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压力，随着对物质与金钱的渴求增长，负面社会心态使民众不再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美德和价值，认为个人没有能力与办法改变原有的生活，产生习得性失助感。2014年3月《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CSR)调查数据显示，民众普遍认为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参与调查的人当中，许多人将人脉/社会关系(16．8%)、权利/地位(15．6%)看作个人成败的关键，只有7．5%的人认为个人努力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相应地，民众普遍将失败和贫穷归因为社会环境因素:58．5%的民众认为“贫穷是因为缺少关系门路”、48．2%的人认为“现在是一个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使人们产生了挫折感、被剥夺感和习得性无助感。同时，在经济压力下人们过度追求成功、出人头地，而不是身份归属、家庭和睦与心灵安慰，在心理层面上衍生强烈的无助情绪，包括掌控无力感、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等。在习得性失助感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变得仇富投机、愤世嫉俗，但又委曲求全、接受现实，这些心理现象的持续集结呈现出了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民众的负面社会心态。经济新常态下催生的习得失助感其生成原因是众多的，也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最关键的外因是国民经济发展内驱力和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内因是自我内驱力和自我效能感。矫治新常态习得失助感，一方面在于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内驱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另一方面要激发个体的内驱力，激发民众社会进取心，进而避免习得性无助感和社会性惰化。

(四)心智惰化感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结构性的社会改革就较难推进，民众也普遍呈现出心智惰化感。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环境中，民众获得的绝对物质和经济条件虽然比改革开放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自身努力和政府改革等心态方面还存在社会性惰化等问题。这与社会结构性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如西方国家将新常态称为“新平庸”(NewMediocre)、“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等，即是对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状态下民众社会性惰化的概括。基于2002年－2013年中国民众的调查显示:(1)民众目前的生活满意度回升缓慢，难以实现有效提升。这是因为生活满意度与GDP、收入水平等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临界值后，收入对民众生活满意度的边际效应大幅减少。(2)底层民众对阶层提升缺乏信心，认为阶层流动性较低。尤其是下层民众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信心较小，认为自己不能实现和能够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分别为52．5%和40．2%。(3)政府服务的进步速度低于民众预期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民众对政府官员的负面评价有上升趋势，所幸的是，基层政府及官员满意度较低，高层政府满意度较高，呈现出“反距离悖论”，对官员正负印象的数据相当，还处于胶着状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众社会性惰化的根源，也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开展深度改革的难题。新常态心智惰化感，其本质是个体或社会心理新平庸化，缺乏进取心和内驱力，对社会满意度和政府信任度缺失或错位。因此，矫治心智惰化主要路径是提升个体内驱力与进取心，增强社会满意感和政府信任感。

三新常态对新经济心态的再造

(一)保持新经济心态的心理定力

我国从改革开放至2008年经历了近三十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自从2008年以后经济增速开始回落，到2014年底经济增速为7．5%。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给不明真相的民众导致了降速不适应感、阵痛性焦虑和悲观情绪。事实上，社会民众从根本上用不着过度惊慌，应该理性认知经济新常态，增强心理定力。之所以要强化心理定力，其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般规律。从国际经济发展历史趋势来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经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回落时期，比如:日本的经济在1969年之前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为10．4%，之后十年的平均增速为6．3%。韩国在1988年之前十年的经济增速10%放缓至后十年的7．6%。由此可见，我国当今经济发展正经历的新常态是符合一般变化规律的。二是经济增长内涵和质量的蜕变，让新常态的经济跨入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经济发展方式也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结构优化的优势逐步递增。三是尽管经济增速大幅回落，但经济增量因经济存量的巨大依旧增量巨大，比如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大致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由此可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并不是出现断崖式下滑，而是有理性的可控的换挡式的内涵式发展，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和保持心理定力。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增强新经济心理定力就是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自然换挡的过程，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要认识到当前经济运行遇到的压力和波动，是结构调整的阵痛的突出表现，是实现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些困难和挑战要保持淡定与从容，要有心理定力。因为保持了心理定力就能坚定改革信心，并能有理性和智慧地克服困难、战胜挑战、实现经济新的转型。

(二)坚定新经济心态的三个自信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社会上也充满了焦虑情绪，甚至为社会矛盾、各种挑战所困扰。与此同时，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看不到经济强势增长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内外“中国崩溃论”再起，导致社会上部分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心存疑虑，甚至产生自卑心理。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理念的创新，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力量。彰显“三个自信”，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达成改革共识，实现社会整合，排解焦虑情绪，增强民族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三个自信’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理性的改革智慧。就其特征来说，既是国家自信、民族自信与政党自信的统一，也是历史自觉、现实评判与未来预期的统一;既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就其功能而言，对于塑造国家政党形象、实现社会整合、化解社会矛盾、矫正崇洋心理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新经济常态下，坚定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增强民众自信心，促进民众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

(三)激发新经济心态的内驱力

应对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国际外部压力和国内民众人心逍遥的最佳路径是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内驱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内驱力是一切发展的源泉，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激发个体进取心的源泉。增强经济发展内驱力，可以激发民众社会进取心，进而避免习得性失助感和心智惰化。那么，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增强经济发展内驱力以激发民众进取心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和源泉。经济新常态下，传统增长动力在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在加剧，要素成本越来越高，必须走转变发展方式、提质增效升级之路，必须靠创新。只有通过万众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只有通过大众创业，才能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才能增加市场的动力、活力和竞争力，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源动力引擎”。第二，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重点是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关键是要引导新兴科技产业发展，路径是要推进各项新兴科技“互联网化”。通过畅通科技转化通道激励科技人员创新意愿与动力;通过引领万众向高科技方向创新，带动大众向高科技新兴产业上创业汇聚，从而促进经济在深层次上转型升级;通过搭建新兴科技“互联网化”平台，将各项科技主动地、广泛地和深度地与互联网结合，进而激发民众内驱动力与进取心。第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总之，要深化改革，因为她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

(四)增强新经济心态的内敛力

民众在经济新常态下对经济发展有降速不适应感、阵痛焦虑感和习得失助感的社会心态，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自我可控力和自我效能感。从国家层面看，政府对国民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可控力是影响民众经济信心的关键;从个体层面看，民众个体对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自我把控是调控恐慌性焦虑和习得性失助的内在要素。例如:中国股市于今年7月27日再次暴跌8．5%，创下了8年来单日最大跌幅，又引发了投资者对于“二次探底”的恐慌，沪综指数在6月份和7月初大跌30%。股市出现断崖式暴跌，引起民众巨大恐慌。特别是在政府想方设法救市后还是连续几天跌停不止，令民众感到政府对股市的失控和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市场控制能力的怀疑，由此更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进而诱发更大的恐慌性焦虑和习得性无助感。很显然，强化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和内敛力，发挥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之作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与此同时，增强民众个体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打击投机行为，提倡诚实勤劳和创新科技致富，增添政府、组织和个体的市场控制力，进而提升民众自我效能感，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作者:潘孝富 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