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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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东南亚华侨的历史及移民状况是华人华侨研究的中心内容和未来的研究热点。［1］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东南亚华侨与中国交往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一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借助自身的力量以及华侨社会外部(主要是中国)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然而，长期以来，受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冷战思维等因素的影响，学界习惯于从东南亚华侨社会外部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考察。受此影响，人们普遍关注甚至放大华侨对中国政府抗击外侮的贡献，却对广大华侨为了自身利益，要求中国政府支持和保护他们在当地发展的诉求明显关注不足。本文以一战前后东南亚华侨与中国政府交往的电文、中国驻外使节的报告以及当时报刊资料为基础，梳理一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为应对当地新的形势，维护自己在当地的合法权益，所发起的提倡国货运动，发展航运业等行动。努力站在华侨华人的角度，反思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交往关系的新变化。

一、一战对东南亚华侨经济的打击

(一)华侨经济因为自身弱点而受到的冲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航行于西方与东南亚之间的船只大量减少，西方国家提供给东南亚地区的工业品数量急剧下降，而东南亚地区的原料产品却无法外运，大量积压，经济一片萧条。当地单一经济所固有的依附性、脆弱性等弱点暴露无遗。华侨经济是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战也暴露了当地华侨过分依赖西方殖民者、投机经营、银行业、航运业发展滞后等不足。在缅甸，战争也给当地脆弱的华侨商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战前，由于当地华侨银行发育不良，当地华侨商人多通过印度高利贷者以及西方银行获得其经营资本。战争发生后，当地经济陷入混乱之中，印度高利贷者及西方银行为避免损失，只收无放，当地华侨不仅无法借到其所急需的资金，而且还要偿还原来所借的款项。与此同时，华侨经济的支柱产业———大米业却十分萧条。战前，当地市场上，每100箩（每箩46磅）大米售价120-150盾，但战争发生后，每100箩仅售80-85盾，却无人问津。“查全缅积赢未消(销)之谷，较之平时尚余三分之一，而现在新谷又届登场，则其积压大可慨(概)见……”［2］在爪哇岛上，一战也给当地经营糖业的华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糖为爪哇最大之出产，有左右荷印经济大势之力量，占输出额之首位，为世界产量9%。”［3］当时欧洲人掌握了爪哇糖的生产，而在糖的销售环节上，华商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战初期，受战争影响，糖的销售不断走俏。爪哇的华商为利所动，大量地加入到承包糖的队伍当中，其中不少人为了获得银行贷款，而不惜将自己的种植园或商店等抵押出去。1917年，“未届定盘（即签订有关划定糖价的协议）之期，（华商）已争先向各糖厂订定”。［4］然而，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中，航行于东西方之间的船只更形减少，东南亚的产品因无法外运而价格大跌。在爪哇，“初华商与各（糖）厂所定之价，系14盾一担（百斤），尔时市价为16盾也，至是忽降至15盾，已又落至14盾……已而忽又落至13盾，各糖商已无不同声呼苦矣，已又落至12（盾），直跌至每担11盾而后止，于是各糖商无不蹙頞颦眉，惶急无措焉。”［5］据统计，1917年，“华商所定购各厂之糖，共2400万担，以每担折阅三盾计，共折阅7200万盾。”［6］三宝垄是全爪哇糖业最发达的地区，在上述华侨糖商所遭受的7200万盾损失中，三宝垄竟占了一半。可见，一战犹如无情的风雨，使构筑在单一经济基础上的东南亚华侨经济自身的弱点显露无遗。

(二)日本经济势力严重威胁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

一战发生后，日本在战火硝烟的掩护下，大肆向东南亚地区进行经济扩张，逐渐成为继英法美等国之后东南亚市场新的霸主。［7］华侨经济是当地经济中与世界市场联系较为密切的部分，华侨商人在当地商品销售环节中，在中介商层面(即外来商品从西方殖民者销售到当地消费者手中，当地产品从土著居民手中收购到西方殖民者的层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8］自1908起，东南亚华商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曾发起规模较大的支援中国反日斗争的抵制日货运动，给当地的日本经济势力予以很大的打击。［9］因此，日本便将华侨商人视为自己在东南亚经济扩张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当时有日人提出：“华侨是我国对南洋贸易的一个大癌，而且（日本在南洋的贸易）不能振作的根源，也就是对华侨的错觉所产生，至于如何来切除这个大癌与根治错觉的病因，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10］为了根除华侨商人这一支经济力量，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当地的调研力度，另一方面，政府从资金、商品生产、运输、销售等方面大力扶持本国商人在东南亚市场上，向华侨商人发起直接攻击。［11］由于日人十分了解华侨经济的致命伤，因此，他们的进攻顿时引起华侨的极大恐慌。“对于大多数的华人商人来说，欧洲人的商行不是他们的主要竞争者，他们所担心的是威胁着华人中介商的日本商人，当时有一种日本人从华人手中接管中介商业的趋势，尽管土生华人报刊喜欢夸大其词，但东印度的华人商人确实被日本人的这种威胁吓了一跳。”［12］而新马地区华侨也承认：“马人（即马来人）之竞争打击，尚属有待，而日本人之竞争打击，其患则在眉睫间也。”［13］面对日本商人的疯狂进攻，东南亚华侨有识之士十分忧虑，陈嘉庚曾痛心疾首地说：“以前（华商经营）各项日用品，多自日本运来，其后日本训练组织知识分子，散布各处，自行推销与华侨竞争，（华商）受此打击甚形惨重。”［14］

二、东南亚华侨为解决自身生存发展所做的努力

(一)发展航运业

一战爆发后，华侨迫切希望组建自己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荷属东印度地区，1916年，华人建立了东印度劳埃德轮船公司，1920年又建立了中国劳埃德轮船公司。［15］陈嘉庚在欧战发生后，为了业务的发展，先租了四艘轮船，而后又购买了东丰号与谦泰号两艘轮船。［16］战争也给暹罗华侨的航运业发展带来了契机。1910年后，暹罗华侨不甘忍受德国航运公司———北罗依特航业公司的高价剥削，他们自己创立了华暹轮船公司，在汕头与曼谷之间与德国人展开了艰难的竞争。一战爆发后，德国势力逐渐从亚洲地区撤出，而华暹轮船公司自此得以在中国与暹罗之间的航运业中占据优势地位。［17］在菲律宾，一战后，为了摆脱西方航运公司退出衍生的巨大困难，当地华侨创建了怡朗华商轮船公司，该公司一边租借轮船，航行于香港、怡朗、宿务、马尼拉之间，运输货客，一边计划向广大的华侨集资十万元（菲律宾货币），以期自行购置船舶。［18］东南亚华侨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缓解燃眉之急外，他们还积极与地区外的华侨携手解决航运业滞后发展的不足。1915年9月，美国华侨创办的中国邮船公司在美国旧金山宣告成立。该公司依靠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开通了美国、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航线。受中国邮船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的鼓舞，1921年11月，荷印地区华商梁炳隆(NioPengLong)在爪哇（巴城）设立了中国邮船公司在爪哇的分公司———中国邮船有限公司（ChinaMailSteamshipCo.Ltd），该公司是当地第一家华人轮船公司，它的航线是来往于中国———爪哇之间。最初只有一艘船，名为“尼勒号”（Nile），载重量为1400吨，航线是香港－新加坡－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试行几个月后，梁氏等人认为该公司有发展前途，于是邀请中国驻巴达维亚总领事欧阳祺连同当地华侨陈丙定（TanPiaTeng）等人一起来到东爪哇和中爪哇，推销该公司的股票。在当地华侨的支持下，中国邮船公司又增加了一艘轮船“科雷斯坦号(Corjistan)”，航线延长到厦门。［19］尽管中国邮船公司业务发展迅速，东南亚华侨在航运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比于美国与中国、东南亚与中国之间急剧扩大的运输业务，华侨航运业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为此，不少华侨希望中国政府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1917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随后，中方没收了德奥在华的十艘轮船。海外华侨得知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是华侨增强自身航运能力的一次机会。1918年，中国政府在浙江杭州召开华侨会议，讨论将浙江三门湾开放为华侨农垦自治区域。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美国与东南亚各地华侨代表表达了希望中国政府支持他们发展航运业的强烈愿望。当时有华侨表示：“政府若有意爱护华侨，莫如将前时没收敌船，由政府悉数收回，拨交华侨，设局行驶南洋各埠，以便运输，而免外人故意阴压，垄断商务，则华侨受惠实多。”［20］上述建议得到了主持此次会议的政府官员郑国贤、许世英等人的赞同。郑国贤认为：这样做对政府有四点好处，“一、政府不须自行设局，每年省经费甚巨。二、敌船十艘，闻已有两艘不能行驶，且各船均无客位，必须修改，政府可省缮修之赘，而有坐享其成之利。三、免发生国际交涉，如华乙等事。四、藉资联络华侨，冀收其经济之力。”［21］许世英则声言这是一举两得之策。“俾扬政治之辉光，而收实业之效果。”［22］对于德国船只的最后处理情形，由于笔者尚未搜集到有关的资料，因此，不敢妄下结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战期间华侨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推动他们主动向中国政府找出路，希望中国政府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

（二）解决商品供给方面的努力

一战爆发后，日货成为东南亚市场上最主要的外来商品。东南亚华侨在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的过程中，为了从根本上取得抵制日货运动的胜利，他们努力倡用国货，以填补日货消失后产生的空白。1919年爆发后，中国国内掀起了反日狂潮，东南亚华侨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为了获得更多的日货替代品———国货，巴达维亚华侨准备集资200万盾，泗水华侨准备集资500万盾，组织完备的国货公司，派人回国采购国货。对于国内没有生产，而在当地市场上又十分畅销的商品，华侨则努力在当地设厂生产。［23］泗水华侨准备集资500万盾创建名为华侨祖国兴业有限公司的国货公司，并打算在招足了200万盾的资本后，即行在中国国内开办火柴厂、织造厂（专门生产纱衫纱袜毛巾布匹等商品）、制磁厂和振兴矿务及其他各种实业公司。［24］1919年8月，在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棉兰市，当地华侨筹集了100多万盾资本，创设了南强国货公司，推举梁福屏为经理。［25］为获得当地紧缺的国货，梁福屏于1919年9月2日由棉兰返国，于当月26日抵达上海。在上海，梁氏得到了华侨联合会与华侨学生会等侨联组织的热烈欢迎与大力帮助。梁氏在抵沪后的翌日便赶赴杭州，参加那里召开的浙江省商品展销会，以尽快获得其所需的国货。［26］为配合海外华侨的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运动，中国侨联组织———华侨联合会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19年5月，华侨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谢本初在上海创办了华盛公司，“专为推销国货于南洋群岛。”［27］16日，华侨联合会还召集了包括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香亚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著名企业在内的40多家企业负责人130多人，共商抵制日货，劝用国货大计。会上，原华侨联合会老领导、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兼华侨和平期成会会长李登辉博士提出在抵制中一定要注意三点：“一勿抬高货价，二改良货品，三多登广告。”并决定组织国货周报，添设国货陈列室以及日货陈列室，使广大华侨更容易分辨国货日货，且可从事研究改良。李氏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会后，与会的各公司纷纷把自己的产品作为样品寄给华侨联合会，以作陈列之用。［28］在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国货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量较之前有明显的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中并不占显著地位，在英属马来亚，从1923年至1938年，中国出口到当地的货物价值平均约占该地区整个进口总额的4.5%；同一时期，中国对荷印地区出口额，约占该地区全部进口总额的2%，在荷印的各进口国当中名列第八；在法属印度支那及英属缅甸地区，中国在当地的进口贸易中所占位置亦大致徘徊于2-3%左右。［29］上述成绩与华侨所提出的依靠国货取代日货的目标尚存在非常大的距离。

结论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东南亚华侨强烈地要求中国政府帮助他们解决在商品生产、供应、运输等层面上受制于人的问题。这一诉求与华侨政治上的要求(即呼吁中国政府借助一战后出席巴黎和会的机会，废除不平等条约，使华侨在东南亚地区免遭歧视、虐待)属于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目标都是希望中国政府保护他们在当地的长远发展利益。［30］这一历史恰恰是长期站在中国的立场，片面看待东南亚华侨与中国关系的学者所关注不足的。深究学界过于片面地研究一战前后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其主要根源在于受到民族主义狭隘性以及简单套用西方殖民主义模式进行研究的错误影响。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是近世以来，世界各民族缔造民族国家，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手段。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往往是全民族的整体利益（甚至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该利益并非该民族各个组成部分个体利益的总和。［31］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民族主义往往忽略与牺牲个体利益，进而形成以狭隘性与自私性为特征的民族本位主义，无视本民族其他组成部分的个体利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了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了争取本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立自主平等地位，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中华民族各个组成部分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忍受巨大的牺牲，进行了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为了打败强大的外来侵略者，中国历届政府聚焦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对于整个民族各个个体利益重视不够，关注不足，也是事出有因，合情合理。然而，作为后人，学者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还是和时人一样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仅仅从中国的立场，单向、单线地看待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其立场无疑是片面的，其所推导出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海外延伸，他们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强大做牺牲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无庸置疑是错误的。我们也坚决反对那种把西方国家利用移民进行海外殖民活动的模式，硬生生地套用到华侨与中国交往发展历史研究上的做法。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将不国，政府自身难保，无法履行对海外华侨实行保护的职责，遑论借助华侨侵略东南亚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东南亚华侨属于和平的经济移民，他们从移居海外到在当地站稳脚跟，全部都是依靠自身力量的基本属性。在此基础上，从服务于华侨华人在当地长远发展的目标出发，多向、多线地研究一战以来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关系，从而为今天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华侨华人与我国交往的健康发展，为华侨华人更好地发展于当地，为我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更多的历史启示。